必要的奢侈

杜拉斯，为什么是杜拉斯？

崇拜，争议，成为神话，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学事业近年来与戏剧和电影紧密相连。她生于印度支那，加入了共产党，又因政治原因与之决裂。

某些书，诸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劳儿之劫》《毁灭，她说》，不断给我们带来困惑，令我们震惊。

某些剧作，诸如《英国情人》《树上的岁月》《伊甸影院》（Eden Cinéma），激起我们的强烈兴趣。

某些电影，诸如《广岛之恋》《印度之歌》《卡车》，总能引发同志群体的关注，令他们着迷。继《绿眼晴》（Les Yeux verts）在《电影手册》上发表之后，一组历时三月为《解放报》（Libération）的夏日专栏撰写的文章，结集成《80年夏》（L'Été 80），日前由子夜出版社出版。

然而除去这些外在的标签，难道没有一种感性在困扰我们，拷问我们自身的身份？

——罗兰·泰吕

耶尔（Hyères）^[1]，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棕榈之城，在环绕圣贝尔纳堡的花园里，罗兰·泰吕（Rolland Thélu，以下简称RT）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相遇了。他向她询问有关性、写作、同志与女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位友人陪他前来，他爬树的一幕引起了诗意的联想。双方直言不讳，就同性恋的话题互相提问，相互回应。

MD：在我自己的国家，我长期被认为过着半地下的生活。写作在我的青春年代，尚处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所说的偷偷摸摸的地下状态。有过这个阶段，后来我加入了共产党。然后是抵抗运动。国民解放阵线（FLN）。然后有了自我意志，想要抵抗一切以国家名义行使的权力。从来没有，是的，我和朋友们，我们从来没有背离这个意志。这种半地下状态仍在继续——就像我在家庭生活中一样——它与同性恋者的半地下状态有着天然联系。那帮家伙对我极力抵制，瞧，就在这儿，这份杂志上，我倒很高兴、很乐意谈一谈。（笑）

RT：有人说你嘲讽男同性恋？

MD：可以这么说。我嘲讽一切宣扬分裂或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区分的事物。我也嘲讽学校、嘲讽思想、嘲讽道德。可从不针对个人，我从不嘲讽个人。

RT：这种地下状态也和你的童年有关？

MD：也许吧。我是克里奥尔人。我很喜欢这个词，和它在世界这一头的涵义不同。几乎没人知道它的涵义，它就像一个密码。自从十七岁去巴黎上大学，我不再归属任何一个国家。我忘记了曾经的母语，越南语。我花了两年时间适应寒冷，适应令人窒息的城市，适应那个永远不会被取代的重要位置上空无一人，那是我母亲的位置。

RT：你认为女性和同性恋者之间是否有共同语言？

MD：即便有，我想说，也是在更高的层面。同性恋本身就是一种排斥。

RT：一种对既定价值观的排斥？

MD：是的。排斥一切权力的男权主义预设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排斥它的制度，排斥一丝不苟地执行那个重要的禁令，对自由的禁令。他们试图唱反调，这些躲在国家背后的可怜虫，他们不会得逞。就是说，我压根儿不相信，对我而言，集体中会存在写作。有些地方确实存在，比如集体的意识形态，可这种情况下没人写作。放眼萨特周围，只有萨特在写作。我还知道，萨特打击朋友的作品。他本想像另外几个人一样，打击同代人的作品。我大概要对他们的失败负点责任（笑），还有五十多个人也和我一样，其中就有巴特，我在这里向他致以全部的敬意，尽管他在打击女性写作的问题上，没有一次犹豫，真是太让人遗憾了（笑）。

RT：你觉得巴特讨厌女人吗？

MD：不。一点也不。他只是沉浸在年轻时公开同性恋的冲动中无法自拔罢了。我们年纪相仿。我要对你们说，而且我很高兴能在这儿，在这份杂志上说，我也一样，我也曾经中了女性写作的圈套。我把它写在书里，写在文章里。想尽办法使自己相信它。包括让人以为我属于这个圈子。比如《印度之歌》是一部女性电影，《卡车》也是。就好像有了男性电影也得有女性电影。好像一个女人写书，拍电影，从男人这边抽身就是为了到女人那边去。要知道，这点上我全错了。不止是我，自称基于一种“原初的异化”而发声的每一位女性、每个同性恋者和每一位作家都错了。真高兴可以告诉你：一切有所依附的写作，无论它多么高明——哪怕是为了一项高贵的事业，为了捍卫人权，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写作——都是外在的。写作是内在的进发，没有对象，除了它本身没有任何目的，本质上毫无用处。否则它就是淫秽的。

RT：写作是否是一种必要的奢侈？

MD：我同意。它是最大的奢侈。一切颠覆行为的内在之火。离说教越远，写作就越危险。波德莱尔比马克思危险。巴赫比弗洛伊德危险。巴赫根本上的无用，与弗洛伊德明显的功利之间，有着天差地别。我完全赞同这一点。

RT：你觉得同性恋现在是否恢复了元气？

MD：我想还没恢复，只是更有组织，至少他们试图抱团建立组织。

RT：同性恋建立组织难道不是一种新现象？

MD：我只能这样回答：无论承认和接受起来多么困难，走上这一步或许是必然的。尽管恐惧依然存在，而最大的恐惧，任何组织都会引起的恐惧，就是对权力的恐惧。没有组织可以幸免。

RT：自从同性恋者重新抱团，他们创办刊物，企图采取政治行动，难道人们不害怕同性恋失去自身的某些特质？

MD：形成组织的结果总是野蛮驱逐了纯真，孩童的纯真。不过再说一次，或许你们抱团是不可避免的？

RT：你的书中并没有男同或女同的影子，至少你没有明确表达过，可你的书和电影却吸引着同志群体，令他们着迷，对于这一点该作何解释？

MD：性没有男女之分。性只有一种，所有的关系都浸淫其中。同性恋也不例外。我认为它是一种暴力，寻求自身的发泄对象，好像在怀念一种对暴力的重新分配，而它自己正是这种暴力的发起者。刚才说的这些，我其实并不了解，但我有权不了解，就像你有权问我一样。换句话说，我发现同性恋温情脉脉的外表下暗藏对暴力的挑衅，这种挑衅又通过对遭禁的不断追问和强调得以确认。我在《绿眼睛》中说过，社会的认可会令你们心碎，这话我不会收回，倘若我不再享受异端的荣耀，不再是那个在村前广场上被“当众”烧死的女巫，我也会同样感到心碎。在监狱的接待室里，被栅栏隔开的恋人通过言语的交流做爱，就像拿起电话的人们一样。我想以这种方式表达的爱情与身体交合所表达的同样激烈。我对性的迷狂全都源于被禁止。那个对着女明星的裸体照片（因此也是被禁的照片）手淫的葡萄牙人，体会着同样的迷狂。被禁者没有自由，更有甚者，被禁止本身就是性的组成部分。从孩提时代到后来，我和我的小哥哥一直保持着几近乱伦的关系。这段关系从始至终都很激烈，当然也从未终结。现在想想，它对我是有好处的，不仅因为它已经归于沉默，而且依然停留在被禁止的纯粹状态，不曾让为求和解所作的内心自白削弱它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青春期的体验，我就不会写出《劳儿之劫》和《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我记得小哥哥躯体的温柔，就像一个同性恋者记得初次的懵懂一样。

RT：那么那个在树上生活的人呢？我在读的过程中，总觉得这个人物是同性恋？

MD：这就奇怪了，因为那个大哥只是偶尔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不知道你哪儿来的这种感觉，从剧本还是小说？

RT：我想是凭直觉，这个儿子陷入孤独，他身上凝聚了同性恋发生的所有可能？

MD：不过你的朋友在做什么？他没有破坏树木吧？

RT：不，我想没有……你在与格扎维埃尔·戈蒂埃的谈话中提到，你只能和女性还有同性恋者一起生活。现在还是一样吗？

MD：是的。不过像我们这样生活的人很多，在同性恋和女人中间生活。

RT：是因为你们的关系不再依靠欲望、依靠谎言？

MD：不。不是这样，是因为有了完整的交流。

RT：其中摈弃了欲望？

MD：不。欲望一直都在。一段关系中从不缺乏欲望。人们无法忍受某个人的存在，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欲望作祟。我没法讲得更清楚，没关系，总之与男人为伴的日子结束了，他们自称男人，就像在战争、权力、家庭、事业中打着这个名号一样。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当然，男同性恋的出现改变了女性的生活。

RT：从哪方面改变了？

MD：它打破了男人带给她们的孤独。一个女人更容易接近一个男同性恋，而不是一个对同性恋心存偏见的女人。我们这里说的是少数不能在同性恋和女性之间站定立场的女人。这些女人有产还是无产并不重要，她们被男人牵着鼻子，失语的女人距离我们比我们距离你们——同性恋者——更远。

RT：你是否觉得相比二十多年前的广岛时期，现在的女性可以和我们做更多事情？

MD：有可能。（停顿）可他在吃什么？你们在吃什么？是杏仁。我嘛，我觉得你对这棵树来说太沉了，也许是有点沉。你知道我怎么称呼大海？我称它：the thing。我们刚才谈论的，那个飘忽不定的概念，我也可以称它：the thing。你的性别。我的性别。我们之间的差异。还有这第三条边，这个让我们找到交点的连续不断的三角。The Thing。

1980年11月1日，罗兰·泰吕，“The Thing”，《性吟步履》，第20期。

【注释】

[1]玛格丽特·杜拉斯从前一年开始参加马塞尔·马泽组织的青年电影节，该电影节1970至1984年每年在耶尔举办。《另类电影》杂志用了二十六期来追踪电影节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