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资源能量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它对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另一个是国家或政府，它在市场基础作用配置的前提下，对资源进行调控。那么，除市场和政府两者之外还有无其他力量呢，或者说在二者都失效的情况下怎么办？实际上，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第三种力量。这一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已有论及，有的称之为“第三种力量”，有的称之为“第三种调节”，有的称之为“第三只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严清华等所著《马克思主义第三配置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开拓性地提炼出了“第三配置”的概念，并将之界定为“除市场和国家之外由习俗、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等组成的力量对资源进行的补充性配置”，作为从资源配置角度提出的这一新概念，弥补了经济学中资源配置力量研究的缺位，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

第三配置内容丰富，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处于基础地位的习俗、社会心理等；第二个层面是处于上层领域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在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时，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都存在一定局限。同时，完全依靠市场和政府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并且，市场和政府配置本身也蕴含着道德伦理观念，在此条件下，第三配置的存在便有了其客观必然性，其存在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相对于市场配置、政府配置而言，第三配置有其独特的主体、领域和功能定位，经济行为乃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第三配置便存在于这种经济行为之中。在理性领域，“经济人”主要由市场调控，第三配置也有作用空间。当收益大于成本时，由于第三配量的副作用，“搭便车”行为便会发生，偷盗、诈骗、白领犯罪和虚报开支等机会主义行为会大量涌现；当收益小于成本时，由于第三配置的正作用，生产领域的无私奉献，分配领域的捐助等便会普遍存在，在非理性领域，资源由第三配置决定，这种作用是“内在”或“内化”的，它可以更为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制度实施效率^[23]。根据第三配置理论，需要考虑对经济学边界的适当拓宽，甚至对某些相关学科之间的适当交叉。

“第三配置”的作用运用到循环经济上是十分吻合的。循环经济是经济范式的改变，是制度创新，它依赖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资源节约型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依赖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24]树立。和谐社会建设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作用的结果^[25]。因此，实行循环经济，首先强调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因为这是重大的制度变迁，这个思想是与资源的第三配置理论相呼应的。循环经济给传统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循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如何借用传统经济学方法研究循环经济的课题，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比如成本收益法，就不应该仅仅计算经济成本，还要考虑生态成本，如何计量，需要新的具体方法^[26]。

时代与改革呼唤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创新同科技创新一样，固然离不开一定的积果，但本质是自主与特异，即所谓自主创新。创新不但要理论源头，适应时代要求，具有坚实的功底，而且要有国家特色和国际学术标准作为标尺与参照。

（1）经济学创新在于为社会经济发展作理论的指导。经济学的创新不是经济学家个人的事情，而应该紧紧把握住经济大机遇，为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民富国强、为惠及社会各阶层、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形成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不论国情有何不同，现代经济从技术基础设施到产业经济结构，从微观经济运作到宏观经济管理，以货币政策到金融手段体系，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从国际贸易到国际金融等，总会存在一些相近甚至共同的经济现象。必须重视这些共性的东西，虽然中国经济整体水平乃至结构层次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但并不妨碍运用我们的理论去实现创新。

与此同时，由于制度不同、社会历史沿革各异、文化心理存在差别、经济基础与水平不尽相同，就一定会带来有特色的经济学的创新要求与思想对应基础。从经济学说史上看，李斯特经济学说不同于斯密和李嘉图学说，弗莱堡学派区别于美国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特型更不同于所有西方经济学派别与理论，这就是经济改革总是和自主创新相联系的。这种创新当然要吸收一切当代乃至历史上的一切国家、民族的优秀东西，更要借鉴一切经验，包括失败的教训。但目的和方向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有序与和谐机制，是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社会这种经济高速、平稳发展，是要通过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率先致富，而造成有利的示范传递和必要的政府干预以及前述的第三种配置力量的道德调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指向是同中国经济的腾飞联系在一起的，并要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得到贯彻。

（2）经济学创新的源泉与范围在经济学之外。有人质疑循环经济，声称提倡循环经济的人并不出自经济学界，而是环境科学者，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有点“外行”干预“内行”的味道。可是，众所周知，魅奈是位医生，亚当·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马克思是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帕思托是工程师、教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耶克是横跨几个学科的大学问家，在中国，也不乏并非经济学出身的大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创新的源头并不一定是经济学家自身的产物。经济学后来的重大发展有很多来自于学科外的智慧大师的贡献，这就涉及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超越现代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谭伟东曾归结如下：第一，历史视野。只有具备历史视野，才能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使经济理论具有完整的历史方位感。第二，哲学修养。哲学修养将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时代的走向，有助于他们对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第三，经济学功底。缺少经济学的功底就不可能在经济学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3）经济学家拓荒的重心在于社会解构与社会设计。当我国改革刚刚启动，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就强调了经济学家拓荒能力的重要性。今天，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复杂问题，经济学家的拓荒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就中国经济自身而言，就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来说，中国经济学家更懂得其中的来龙去脉，更适于我们自己的设计与把握。如果我们不想把经济学变成经院经济学，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学拓荒，把经济学家拓荒的重点放在社会解构和社会设计上。所说的社会解构，是指分析社会核心利益结构，并在历史进程中把握住其动态演进。国民财富的形成和增长既不是目的本身，也不会自行生成财富机制，除市场调节之外，提出了政府的第二次调节和道德的第三次调节。所有这些调节都需要对社会核心利益结构有科学的分析。比如说，就在问题是人口众多的中国必须及早筹划、认真对待的头等大事，它可能是我们独特的国情决定的长期困扰。同就业一样重要的是扩大内需和尽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些靠简单的经济增长是无法解决的，这不但涉及社会解构，更涉及社会设计。至于为了节约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要改变粗放的线性增长为节约和谐型的循环经济模式，更需要社会解构与社会设计。

社会解构的意义在于社会设计，社会设计来自社会解构的科学性，而社会设计又包含了社会启蒙，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都有巨大的社会导向作用，经济学家理当深感责任重大^[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