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循环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

循环经济从形式上看是封闭的物质循环经济，实质上则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为前提，遵循生态规律的生态经济。生态学家通过探求物质和能量在组织之间的流动，来分析自然生态系统；按照食物链沿着物质能量的流动，生态经济学家以推理相似的方法运用到经济系统。但在经济文献里关于物质和能量流动的论述很少，经济学家关注的是货币流动。生态经济学家认为人口规模和物质福利最终要受制于环境因素，而当前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福利在短期内受制于配量资源的效率，当前主流经济认为价值是人们的主观判断。根据这种观点，自然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价值是主观所赋予的价值，相反，生态经济学认为自然生态具有价值，自然生态系统通过提供自然资源与消化废物来支持人类的社会活动，人造资本的增长受到自然资本服务价值总量的限制，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从根本上讲是互补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主流经济学仅仅把自然资本作为一个不重要的经济生产因素，而随着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生态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自然资本，经济活动将无法进行，自然资本永远不可能被人类的劳动、人创造的价值和技术所取代，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不再是人造资本，而是自然资本，这里两者的根本分歧。

对技术进步认识的两面性，当前主流经济学对技术的功能过于乐观，认为技术进步终将会消除资源制约障碍，使经济永远增长。生态经济学则对于技术进步持谨慎、质疑态度，认为技术具有两面性，尤其当预测和猜想不符合实际结果时，极有可能产生灾害性结果——资源基础和文明遭到不可逆的破坏^[15]。因而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系统阐述的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范式主要指“在一个时期为科学家集团提供规范等问题与解决的普遍公认的科学成就”，大约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它是本体论的科学信念和世界观；第二，它具有共同信念，产生科学知识的科学家集团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所约定的某些规则，原则或者习惯用法；第三，它是科学工作者根据科学理论和科学成就确立的科学范例和科学工具、方法。由范式的不同存在状态决定了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前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新的常态科学时期。

传统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它是“关于私有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不论是以充分竞争的市场假设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和对前者修正的，在非充分竞争市场的发现，或对古典经济学的公设的质疑中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科斯和诺斯开始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有关市场缺陷和非缺陷理论，它们都是以竞争的市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有着共同的假定和方法。

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即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假设和保护个人产权假设；三个原理，即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和帕累托标准。无论在当代西方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这些理论稳居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地位，成为主流。

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兴起，这一主流的经济学范式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处于范式危机阶段。

从国内情况看，循环经济的研究还在刚刚起步，理论的探索似乎还落后于生产实践。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循环经济的内涵、意义、模式，建设规划等问题，参与讨论的更多的是环境技术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可见，循环经济还没有完全得到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这是为什么呢？

（1）预设条件不一致。经济学总是在一定预设条件下来进行研究的，就是经济学假设。如前所述，传统经济学有三个核心假设，即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和自由经济（保护个人产权）假设。

1）循环经济对经济人假设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所谓“经济人”，就是会计算、会创造、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其中蕴含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含义。西方社会学家赫伯特·西蒙和制度学派都对“理性的最大化”提出了质疑，对其含义、做法作出了修正，但并未彻底放弃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简单的理解就是经济主体的本性是利己的，即每个经济主体总是倾向于使其私利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表现为消费者倾向于使其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甚至认为，对本位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也是隐藏在所有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始推动力。

经济人假设最根本的一点是其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信念，是对社会和人性的个体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这是“个人主义这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要素在经济学的集中表现”。“在理性经济人的范式中，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阶级中具有十分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属性的人，他们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计标的自由交易创造了整个世界^[16]”。

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看做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社会整体结构的角度，具体、历史、整体地把握人，其理论视角是整体主义、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与生态主义的整体有机思维是相近的或一致的。而个体主义的思路则是与生态主义根本相悖的。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生态经济，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方式。同时，背后蕴藏着一种全新的生态主义的有机整体论的本体信念和价值观。认为经济社会系统是自然系统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不能突破自然生态的阈值，不能违背自然生态系统历史地演化着的自组织生态规律。它蕴含的哲学观与主流经济学的抽象个体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是根本相悖的，对主流经济学是颠覆性的。如果不放弃“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主流经济学是无法适应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17]。

作为一个相对合理的抽象，“经济人”假设成为经济学思想体系的逻辑支撑和方法论原则。但是，由于“经济人”假设将人除自私之处的其他人性特征抽象掉，并且夸大了人在经济决策中的理性，因此该假设也不断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学者的批评，具体到可持续发展领域，我国许多学者认为“经济人”假设存在致命弱点，认为此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生态经济学人干脆彻底否定了“经济人”假说，明确提出该学科的理论假设应该是人的“利他性”。但是，如果试图以“利他性”作为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则势必会将该学科引入歧途。

①假设不能为“假”。作为演绎分析的起点，假设前提若不“真”，结论肯定会失去科学性。作为生态经济系统中的个人，同样兼具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无论作为一个生物的人还是社会的人，经济人其在从事一种活动的时候，一般总是以个人最大私利为目标。也就是说，除了夸大的理性特征外，“经济人”假设既符合生物学的事实，也是与社会经济中个人的行为模式基本相符的。为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人们“应该”采取利他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但“应该”不等于“事实上就是”。承认并正视现实生活中人的“经济人”属性，然后通过设计政策和制度容器，以力求避免由“经济人”的利己动机导致的生态破坏，这才是生态经济学对待该假设的正确态度。

②传统经济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其理论基石的。如果废止“经济人”假设，就几乎砍断了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一切联系。传统经济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其中包含了人们对经济系统运动规律的基本理解，为我们构建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对待传统经济学，我们要做的是革命性的改造，但不能将原有理论体系全盘推翻，如果以“利他”假设代替“利己”假设，则传统经济学将无以处置。退一步讲，我们如果承认“利他”性假设，那就几乎等于否定了建立生态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了，当前人为的环境和生态破坏，除了一部分是缘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外，其余多数都是利己动机导致的无所不在的“囚徒困境”的后果，如果人人利他，人人都以总体利益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将不会有“囚徒困境”，生态环境问题势必会大大减轻和减少，仅剩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仅仅是一个缘于认识局限的技术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了，就没有什么必要进行生态经济学研究了。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并接纳“经济人”假设，让生态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承认与接纳是有条件的，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只注意到“经济人”对经济利益的需要，而忽略了“经济人”对生态服务的需要。这一点是“经济人”假设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时需要明确的^[18]。

2）资源稀缺性假设。简单的理解就是与人类的需求相比，资源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始终是不足的。正是由于资源稀缺性存在，才产生了怎样选择使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的需求问题，即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与生态经济学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3）自由经济假设。是指政府没有必要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控制，追求本位利益的经济主体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市场竞争就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自由经济假设的前提是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几百年来，对经济学的这三大核心假设尽管有来自经济学内外的多种责难，其根基几近动摇。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凯恩斯的国家调控学说为罗斯福总统所采纳，挽救了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萧条的危机，增加了一个政府调控，它仍为主流经济学所遵从。

自由经济假设这个条件，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是“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竞争愈自由，愈普遍，一种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显然，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自由经济是指自由竞争和自由竞争的环境，而政府的任务就是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由市场机制来引导运动。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它直接影响着供给与需求。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非商品领域，市场机制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而循环经济除了提供商品以外，还需提供非商品——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社会公平、代际公平等。但这些问题似乎也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围。

随着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激化，20世纪后半期，东西方兴起了“边缘经济学”——新的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随着环保运动、绿色生态运动以及生态伦理学的形成，使经济学走向生态化，出现了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绿色经济学”，这些都是广义的生态经济学。有代表性的成果如美国莱斯特·R·布朗著，林自新、戢守志等译的《生态经济》（2002）和林自新、暴永宁等译的《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2003东方出版社），艾瑞克·戴维森著《生态经济大未来》。这些新兴的生态经济学，虽然不成熟，却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研究共同体的分形，对主流经济学范式形式了强有力的冲击。可以预言，随着循环经济强有力的现实发展，主流经济学迟早要发生范式革命，一个成熟的生态经济学将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范式^[19]。

（2）追求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循环经济追求的是多元目标，即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而传统经济学追求的主要是经济效益，它的社会效益是通过经济效益的实现而实现的。3R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减少物质性投入，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以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学讲的投入—产出与传统经济学所讲的投入—产出不一样。循环经济强调投入少，主要是指物质性投入少，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投入少，传统经济学所指的产出，是指生产的商品及其价值，追求数量多、价值大，至于产出废弃物多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果没有硬性约束，则是不关心的。而循环经济所关心的产出更多的是指废弃物的产出，它所追求的目标是越少越好，最理想状态是达到“零排放”。这个过程中耗费的成本不应是它考虑的核心问题。

1）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和效率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效用最大化”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其基本观点简言之就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所选择的商品或商品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的、“效用最大化”正是通过消费者的选择性而显示出来的。

“效用最大化”理论是现代经济学关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具体应用，集中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的中心和精髓的“效率”理念。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首先也是以效率为轴心原则的，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生态经济是无效率的，但按照广义整体的生态效率观念恰恰是传统经济低效率，而生态经济是高效率的。生态计量经济学或生态经济计量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态效率的问题。抓住了经济学的关键，就突出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区别。

2）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产权理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制度经济学不论是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史学和产权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强调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是诺斯、科斯和张五常。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划、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节约交易成本。当制度变迁的社会预期净收益超过社会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的欲求就会产生。按照这一原理，可以理解工业经济制度向“循环经济”制度变迁欲求产生的原因，传统工业经济制度破坏生态，危及人类的持续生存的根本利益，不改弦更张，人类就会灭亡。新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变迁的供给取决于制度决定者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如果统治者发现新制度给其带来的预期收益小于维持旧制度的成本，那统治者宁可维护交易成本高的低效率的旧制度，也不会提供制度变迁的供给，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一旦在初始点偶然的选择决定了制度的选择，制度就会按照惯性维持下去，即使是低效率的制度。按照这一原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今社会虽然产生了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转型的欲求，而工业文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从资本家阶层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在某些制度上作了某些改良的姿态，并没有实行根本的制度变迁的动力。

市场机制会产生外部经济，哈丁提出“公地的悲剧”是外部经济的现代翻版，他把地球比喻为对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共牧场。草场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当草场作为公共资源可以无限利用时，每个人都追求多养牲畜以增加个人的最大受益，其结果是因过度消耗导致牧场退化，“每个人追求他的最大利益，相信自己在公地上的自由，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毁灭，公地的自由只能带来全体牧民的毁灭”。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竞争的市场、私有产权明晰，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讨价还价解决不经济，让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宏观经济学主张国家干预，用超经济手段，如政府干预、政策导向、法律处罚解决外部经济问题。基于不利的外部效应，征课税金或罚款（庇古税），使其支付额外的成本，以其促使厂商减少产量，进而减少所产生的污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要求厂商限期治理污染。实际上，上述两种方法预设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文明的“末端治理方式”，而不是循环经济的“全程管理”——尽量减少污染或不污染的管理方式和目标，都不是生态治理的方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庇古税、科斯定理还是其批评者，都忽视了这里产权的实质是污染的权利，忽视了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都会给社会现实造成污染或损害。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严格避免污染的结果，同时也排除给任何人污染环境的权利。因而现代产权理论受到挑战^[20]。

哈丁提出的“公地的悲剧”表面上是“市场失灵”、“市场缺陷”，实际上却是如何从生态存在论与价值论的视野全新地把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问题。要解决上述关系，仅靠经济手段是不够的。经济手段只能是事后的救治，不能防患于未然，而且产权私有化可以解决局部生态保护问题，但不能够解决整体的、长远的生态保护问题。假如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地球也不会完全归一个人私有，而会存在无数分离的私有产权，那么在整体环保上，私有产权之间如何协调关系？此外，还有民族国家关系问题，比如同一条河流，分属不同国家，要解决河流污染，靠私有产权明晰无法解决。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就必须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思路，从生态存在论与价值论进行价值观转型。这是一个生态存在论视野下的整体长远利益调整问题。与此相符的有两种思路，一是社群主义的生态主义、合作主义、伦理主义的生态社区，它可以克服国家干预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双重缺陷，目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思路。一是共产主义的思路，按照生态存在伦理的主体间“一体共生”的法则，大自然本来就是共生的，而私有制是违反生态伦理的，所以要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是要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作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这是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矛盾的根本解决。

（3）主体特征不完全一致。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主体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是企业和个人，也包括政府的其他组织，而循环经济主体还不是非常明确。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推动或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主要还不是企业而是各级政府。从逻辑上讲，如果企业是循环经济主体，它的目标就应该是多元的，经济目标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可能不是主要的。如果企业目标多元成立，它产出的“生态环境”产品应该如何处置，这在技术上是难以确定和解决的；如果免费提供，企业生产这部分产品的成本由谁负担。政府作为公众代表，以补贴形式来分担这部分成本固然是个办法，但企业就变成了既是一般商品的提供者又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企业的属性又将受到质疑。

现在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庇古认为，基于不利的外部效应，政府通过征课税金或罚款，使厂商支付额外的成本来促使厂商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政府也可以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要求厂商限期治理。这便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的倒U型“库兹茨曲线”。即使如此，厂商成为循环经济的主体也是消极的主体。这与传统经济学中厂商是积极的经济主体是不完全一致的。

（4）思维逻辑不完全一致。传统经济学基于利己的本能，把自然界看做是人的对立物，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从自然界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来满足人类自身不断扩张的需要。至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境况如何，不是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资源的稀缺性，但经济学主要不是考虑如何珍惜资源，而是考虑如何“选择”资源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节约资源主要是从降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的。循环经济的基本思维方式认为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生命的维持和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动态平衡，所以人与自然界之间应该是一种友好、和谐的关系。因此循环经济主张人类的经济活动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使物质资源不断循环再利用，让生产和消费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根本上消解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循环经济在考虑从自然界“索取”的同时，也在考虑对自然界的反馈或反哺，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境地。

从逻辑思维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效果。1998年上海市计委赴德国考察团在五月的交流材料中提出：“世纪之交，人类社会有两大发展趋势、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然而循环经济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知识经济”的命运迥然不同，其中关键原因在于，两者对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制度的依赖关系不同。“知识经济”是将“知识”从传统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中提炼并独立出来，它的发展丰富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制度，但无悖于它们的发展轨迹，因此得到现有经济学现论的吸纳。而“循环经济”则不同，它将“环境”由经济外部的制约性因素提升为经济内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里除了对传统经济理论与制度的认同以外，还产生了相当大的不一致，因而需要进行创新性乃至革命性的变革。要使得这种创新获得成功，并能被环境界与经济界同时接受，能被处于不同环境、资源、经济、社会境遇的家庭、企业、社群、地区、国家共同接受，是有相当难度的。这样，当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将循环经济付诸国家实践时，必然面临挑战。现在迫切需要的不仅是呼吁循环经济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和确立这一模式和实际操作性，也就是说，要为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实施打造两个平台，一个是理论平台，解决中国循环经济中的理论突破问题；其二是实验平台，为中国的循环经济的实施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实际样本^[21]。

按照循环经济的思维逻辑，传统经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应该受到批判，主流经济学已经到了应该放弃几百年来形成的经济学思维定势，进入生态伦理反思，应该接纳循环经济所创导的与自然界友好、和谐共处的全新经济发展模式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