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同样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人类追求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历程中，1962年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年份——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用触目惊心的案例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为工业社会敲响了警钟，由此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思潮。思想史研究者将源自卡逊“环境保护主义”定义为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社会思潮，时隔25年的1987年，联合国发布了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即《布伦特兰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国的两位科学家马世骏与牛文元参与了这一著名报告的起草，按牛文元的描述，“（这一报告）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导到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

中国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巨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如何与环境友好不但决定了我们将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生存，更关系到我们在发展的路上能走多远。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不难理解自1994年开始，在我国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的战略意义不断升级。

作为对蕾切尔·卡逊引发的世界性环境保护思潮的回应，中国政府1994年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是全球首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1996～2001年，“可持续发展”都是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议题，而且强调用语不断升级，199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是“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这个长达15年的规划里，“可持续发展”被一再提及。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的战略意义明显升高，提出“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2006年，“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议题。

研究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严峻的人口形势。从1991年开始，每年“两会”期间必定有一次高规格的“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1997年，亦即中国政府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3年之后的环境成了与人口并列的重大问题，当年这个座谈会也更名为“中国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两年后，即1999年，资源成了决策者意识里的关键问题，这个会议再次更名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

与政府工作目标方法不断递进相适应的事实是，2003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翌年，“科学发展观”成为最重要的概念。到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科学发展观”首次写入党章。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他将人类生活的地球比作太空中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会使这艘小船内的有限资源消耗殆尽，人类生产和消费所排放的废物最终会使飞船内的有限空间完全污染。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用“循环经济”代替“单移式经济”，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人类才能持续发展下去。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 Pearee和R.K. 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Environment，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一书中提出循环经济（Circular Ecomomy），但其后并未实际成为国家层次，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的经济模式^[10]。

（2）传统的环境理论是循环经济产生的理论根源与土壤。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表明，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对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这是自然循环过程极限和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类生理极限所决定的，人类要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循环经济便应运而生。

（3）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新要求是循环经济产生的直接动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这一战略部署，必须切实用好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4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迈进，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原有的环保理论已经不能适用，必须建立新的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及其有关的环境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应该属于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治道”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