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在低级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就会自然消失；更多的人把治理污染和修复生态寄望于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但是必须看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正是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的技术滥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和物质消费繁荣的同时，人类生存质量和环境被忽视了。从这一角度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经济在发达国家兴起，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美国经济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下，从1991年开始到2000年持续10年高速增长，打破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纪录。在那些乐观的“增长主义”者眼中，似乎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资源，不再受生态环境限制，科技具有万能的魔力，经济周期消失了，经济增长的障碍消失了，经济可以永恒地增长了，但新经济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并未减少对传统产品和资源的需求，虽然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例在下降，但人类对其需求的绝对量不仅没有降低，而且依然在增长。

信息化和其他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率，降低了单位产出的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了、工作场所扩大了，生活设施和居住条件扩张了，人口因各种原因在加大流动的频率，我们的生活需求以床为基础所配套的居住空间和物质消费品不断增加，而利用率却在不断下降。因此，传统的工业化及其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我们需要推进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新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主要通过对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发展循环经济是推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

通过比较循环经济与末端治理两种范式，确实发生了质的变革。

（1）重估自然资源的价值。循环经济范式强调，任何一种经济都需要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加工资源、自然资源等四种类型的资源来维持其运转，在末端治理范式中，是用前三种资源来开发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始终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循环经济范式中，将自然资源列为最主要、最基本的资源形式，认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资源储备，提高资源生产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

（2）关注不同生态伦理的整合与提升。生态伦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伦理，这是中国哲学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由末端治理范式发展到循环经济范式，在生态伦理基础上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并实现了三种生态伦理观的整合与提升。它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

（3）深化对生态阈值的研究。循环经济模式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认为生态阈值是客观存在的，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几乎是不可逆的。

（4）深层生态学的研究与追向。浅层生态学关注环境问题，但只是就环境论环境，过分地依赖技术，认为技术万能。可是一旦技术不能解救生态阈值，拿不出解决的办法，甚至产生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想法。而循环经济模式是一种深层生态学，它不但强调技术进步，而且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并且注重观念创新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它防微杜渐，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防止破坏环境因素的出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