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重要途径

人类发展经济的本来目的是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幸福的标准是温饱。原始简单的生产技术决定了增加食物产量必须不断开垦荒地，把大片绿洲变为农田，扩大人口，以增加劳动力，逐渐把土地变成了相对稀缺的资源。人类为了减少对稀缺的土地资源的依赖，不断发明新的生产技术手段，以求提高土地的生产率。18世纪中叶，人类发明了机器，在更高效率地利用土地获取食物衣着的同时，从自然界更大规模地、更高效率地索取物质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加工和制造，生产更多的工业消费品。人们的幸福观已经从温饱转向更多的人造物质产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达，使得占有财富的多寡成为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和幸福与否的象征。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大工业诞生了，生产力急速发展。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把用更少的消耗从自然界取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制造更多的物质产品称为“效率”。进入工业化以后，这种效率使得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正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物质财富像被魔界呼唤一样地从地下涌出。但私人资本只追求自己无限增值和利润，对广大民众的福利提高没有兴趣，特别是对于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破坏和环境被污染毫不关心。在资本特征的驱使下，一切可以私有化的东西都具有明确的产权。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换关系。唯有生态环境由于其自然属性的特点，使得它难以私有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人人都可以共同享受而不用付费。显然，早期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自由免费利用基础上的。私人资本的获利与社会付出的生态环境成本是不对称的。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制度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一直沿袭资源开采、加工制造、废弃物排放、产品流通消费、废旧产品抛弃的线性过程。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在实现自身不断增值的同时，也使其对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抛向自然界的废弃物按指数形式上升。其直接后果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

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全世界仅有不利1/5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情况下，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约束。从30年代到60年代末，世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大污染事件，其中多数发生在1950～1960年间。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开始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世界上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在经济思想上，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传统经济学将技术和自然资源作为外生变量，认为自然资源具有无限承载力，然而今天人们感受到的自然资源对生产和生活的制约，迫使人们不得不将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即成为生产的成本要素。

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事实上已经从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生态环境有两层含义：第一，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变得短缺，拥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第二，天然的生态环境对生产排放废弃物的吸纳能力已经饱和，甚至超载，要继续利用它进行生产，必须再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需要人类投入资源进行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即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劳动“产品”。这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从生活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它已经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

在我国，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十分短缺的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2000年全国十大地表水系COD^[1]年排放量达1445万t，比Ⅲ类水质要求的800万t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Ⅴ类水质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吨容量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现象也日益严重。最近几年我国环境保护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公布，“十五”环境保护计划指标没有全部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8%，化学需氧量仅减少2.1%，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简称“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和区域的治理任务只完成计划目标的6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26%的地表水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境Ⅴ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Ⅲ类标准；流经城市9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30%的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不到Ⅲ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46%的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气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没有减轻^[2]。这种发展趋势与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相悖的。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3]。

基于对不同时期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是传统经济模式，是直接排放污染阶段，它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方式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是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的经济过程。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还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凸显。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减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益突出，这是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必然结果。

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阶段，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是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这种办法在遏止污染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治理的技术难度也增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第三种就是循环经济发展阶段，也称为包括末端治理在内的全过程治理模式。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大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环境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江河湖泊淤积；对水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利用，江河断流；无节制开采地下水，使地面沉降；过度围湖造地，侵占水道，降低了河湖调节能力，加剧了洪涝灾害；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气候变异，使突发性洪涝干旱冻雪灾害加剧；水体污染，固废物，废气对土壤大气污染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使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尖锐对立。循环经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发展的。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资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换言之，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4]。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生态经济理念在工业经济上的运用。国内关于循环经济的理念是1998年由上海市计委赴德国考察团首次引入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季昆森教授认为：在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尚未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时，循环经济成为生态经济的实现形式^[5]，创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原则，采用全过程处理模式，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它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实现从“排除废物”到“净化废物”再到“利用废物”的过程，达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6]。

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资源化（recyele），即3R原则。减量化原则，它针对的是输入端，旨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物资和能源流量、废弃物排放，在生产中减少有害有毒物质含量。换句话说，对废弃物的产生，是通过预防的方式，而不是末端治理方法来加以避免，这是循环经济的重点。再利用原则，它是属于过程方法，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也就是说，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地使用物品，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资源化原则，它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回收利用和废物的综合利用。资源化能够减少垃圾的产生，促进使用能源较少的新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与线性经济是相对立的，线性经济是“自然资源开发—物品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的单向流动，形成“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特征。而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自然资源开发—物品生产、消费或旧物再用—废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最后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目的，从根本上缓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技术层次上，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回收利用，从科学范式的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基于技术范式革命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这是基于微观技术的定义。在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

农业社会的技术范式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的以采集、种植和养殖为主，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其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三废”，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

工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要复杂得多，其技术主体由劳动力与机器设备相结合的大工业体系替代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简单结合，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是以化石能源消耗为基础，从自然界开采资源和对资源进行多次加工形成各种各样的复杂产品。

工业经济社会中，工业技术和产品大规模渗入到农业领域，使农业的技术范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化肥、农药、机械设备等工业品，于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同时也给土地和水资源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污染。伴随人口增长和农业机械的使用，人类开垦荒地的能力提高了，但自然生态却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在工业生产领域，动力主要由化石能源燃烧来提供，这种以耗散方式消耗，在短期内不可能循环的能源消费，向大气和环境中排放出各种废气；各种物理和化学的生产过程都要用清洁的水作为冷却剂或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载体，使得清洁的水资源日益减少；大量矿山的开采使植被锐减；人口的膨胀使得城市云集，工厂和住宅不断侵吞有限的可耕地。

传统经济生产模式是“始于资源倾倒式注入，终于废弃物倾倒式漏出”，进而污染了环境，构成物质单向流动“有去无回式”的线性经济。这是一种典型的“始乱终弃”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既来自于“始乱”，——开始时对自然资源疯狂而不计后果的乱开采和使用，也来自于“终弃”，——将生产和消费后产生的废弃物直接弃于环境，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双重性质的破坏和污染，既受到“始乱”的物理性破坏，又受到“终弃”的化学性污染和物理性污染，使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与损害。

如果从物流的角度研究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传统经济模式中缺乏有效的物流系统，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回收物流系统和废弃物流系统，而这对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物流系统对于国民经济而言，相当于人体中的血液系统，就像血液主流分成供给人体所需要的养分和氧气的动脉系统及排出人体代谢废物的静脉系统。物流系统对于国民经济而言，也存在着物流动脉系统和物流静脉系统。很显然，经济发展中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民经济系统中没有设置回收物流和废弃物流系统，或者说回收物流和废弃物流系统处在名存实亡的状态^[7]。

循环经济的技术主体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从生产产品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在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基础，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处理为手段，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高技术发展既关注经济增长和国防目标，也将环境保护和资源再生利用作为重点领域。这实质上是在技术范式革命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循环经济的运行层次上，运行是在三个层面上逐渐推进的，即由小循环的单个企业试验点到中循环的生态工业园区，最后到大循环的循环经济型社会。在推进循环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公众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公众的监督，无法对环境污染的有效管理；没有公众对垃圾的分类投放，就不可能顺利地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不能实现循环型社会^[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