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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
1.9.3.4 (四)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四)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谓意义重大。经济增长是个传统观念,重在追求经济总量扩张速度的加快和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而“经济发展”的涉及面更广、含义更深刻,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而且更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协调性是指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的作用要有机整合,供求总量和结构要平衡合理,产需衔接连贯密切:可持续性是指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共享性是指全体人民能够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物质文化成果。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这种提法上的变化,对促进由原来单纯GDP增长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是个更加清晰的导向,也是与中央提出由“又快又好”转为“又好又快”的提法相呼应的。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对国际经验教训的合理借鉴。

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后兴起发展经济学,一开始还是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增加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谋求经济快速增长。但后来发展中国家发现面临的问题与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有很大不同,譬如缺少企业家精神、市场机制落后、经济结构单一、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等,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现在,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更广,除了重视资本、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还重视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制度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等多种要素的组合,并且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概括。关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更是多处强调。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更深刻,更科学、更符合客观规律,对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面临的结构矛盾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问题,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

英国《卫报》评论说,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21世纪中国将教会世界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评论,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进展和实践成效不仅造福于十几亿中国人民,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学演进必将作出重要贡献。

1.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

“九五”计划,我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注重经济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效益提高,十几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改进是很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下降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济体制政策不到位和政策不完善,例如政府职能、考评体系、投资、财税、土地管理体制和资源价格体系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还比较滞后,面临艰巨的攻坚任务;二是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到2020年我国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而现在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发展快,比重大,对能源、原材料消耗大,污染排放多,在同样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可城镇化水平较低,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在今后二三十年间,我国也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投资,也将产生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加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走向小康型,以买房子、买汽车为消费热点,都是加大能耗和排放的耐用消费品。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2.加强政府工作

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健全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要从对GDP的简单考核,转变为对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综合考核,以引导各级政府按照新的要求去转变自己的职能。其次,要深入改革投资管理体制,转变投资管理方式。减少对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加强对社会公益性指标的规制。严格约束政府投资行为,把投资决定权更多放给市场和企业。第三,转变财税体制,完善财税政策,使之能更多地满足公共服务和协调发展的需要,减少一般经济建设开支和行政性开支。此外,还有土地管理体制和资源价格体制的转变,要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失代价。

政府运用产业政策时,要以过去主要靠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支持特定部门的传统做法,转变为普适性和功能引导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能源、环保、技术、竞争和人力资源培训等综合性政策,形成导向清晰的合力。只有协调推进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使各级政府尽量少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着力做好公共服务,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十一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和抓手更加明确了,就是节能、降耗、减排,可以说,“九五”时期这些切入点还不够鲜明,措施也不够得力。“十五”时期由于受经济偏冷影响,注意力有所分散,节能、降耗,减排效果下降,“十一五”期间找准了问题,明确了任务,又有了循环经济,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和安全发展等新的理念,必将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20]

【注释】

[1]杨玉霞,窦和鸥.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生态经济,2006.12.P59。

[2]中国环境报特约评论员.论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报,2006.5.18,1版。

[3]宗建树.实现历史性转变: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报,2006.5.12,3版。

[4]夏光.进入“环境优化增长”新阶段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环境报,2005.10.18,3版。

[5]中国环境报特约评论员.论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报,2006.5.18,1版。

[6]宗建树.实现历史性转变: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报,2006.5.12,3版。

[7]宗建树.实现历史性转变: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报,2006.5.12,3版。

[8]中国环境报评论员.论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报,2006.5.18,1版。

[9]陈清泰.迈向新增长方式的中国.光明日报,2007.3.20,10版。

[10]宗建树.实现历史性转变: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中国环境报,2006.5.12,3版。

[11]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题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环境与发展的战略转型.中国环境报,2008.1.4,2版。

[12]夏光.从国务院《决定》看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中国环境报,2006.2.17,3版。

[13]夏光.从“环境换取增长”到“环境优化增长”.中国环境报,2005.10.18,3版。

[14]1972年6月5~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是人类第一次将环境问题纳入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事务的议程。这次会议被称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13个国家,1300多名代表,周恩来总理派遣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这次会议第一次把环境问题提高到全球议事日程,开启了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性对话、合作和讨论,环境问题正式进入国际性事务。会上专家们提交了一个著名的报告《只有一个地球》,通过并发表了《人类环境发言》,这是全球环保史上的首次里程碑式会议。

[15]1992年6月3~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里约环发大会。全球183个国家参加,其中178个联合国成员国派出了高级代表团出席,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这次会议,中国总理李鹏出席大会并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5个重要的国家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明确了人类必须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协调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全球环保史上第二次里程碑式会议。

[16]2002年8月26日~9月4日,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有192个政府代表团,104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中国总理朱镕基出席大会并作重要发言。会议通过了两份重要文件——《执行文件》和作为政治宣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这是全球环保史上的第三次里程碑式会议。

[17]文钊.环境管理概念产生及发展.中国环境报,2007.3.27,4版。

[18]洪尚群.环境社会管理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中国环境报,2006.12.22,3版。

[19]中国环境报特约评论员.论历史性转变.中国环境报,2006.5.17。

[20]张玉铃访卢中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光明日报,2007.10.24,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