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能脱离阶段背景搞环保，也不能依此为借口宽容污染，必须坚持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努力实现“并重、同步”。

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事例，国内外不胜枚举。20世纪50年代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逐步向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过渡，20世纪60年代后期，环境运动的兴起，环保压力加大，环境政策的进步，加之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得能源以及部分资源的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向以高技术化、信息化、服务化为标志的方向加快发展，污染物排放量随之迅速下降。例如美国工业氮氧化物的污染贡献率由1965年的36.1%下降到1980年的22.5%，下降了13.6个百分点；二氧化硫从1965年的52.5%下降到1980年的29.3%，下降了23.2个百分点。日本从1975年到1980年，工业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由61.5万吨降至54万吨，二氧化硫由110.9万吨降到了73万吨，5年中分别下降了12%和35%。而日本防止公害的投资在1975年达到顶峰后逐年减少，到1980年只有1975年的1/3，可见产业结构的优化贡献之大。

我国经济已进入重化工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消息，我国整体上已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虽然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产业构成的迅速变化来减轻污染，但通过“环境门槛”优化经济发展质量、降低污染物排放量的空间很大，如山东、河南都发布了严于国家标准的造纸行业地方标准。2005年山东造纸企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较2000年下降了47%，但销售收入，利润却分别增长了5.4倍和3.7倍。“十五”期间（2001～2005年）河南关闭了1050家造纸企业和制浆生产线，消减化学需氧量14.8万吨，造纸总产量由260万吨提高到500万吨。

坚持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应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1.要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

资源禀赋、环境容量是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因素，国家已确定不同的保护开发重点：在经济发达，环境容量有限、自然资源不足的地区实行优化开发，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对发展潜力大，环境容量较为充裕，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实行重点开发，在严格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环境容量；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实行限制开发，选择对环境危害少，有利于生态功能恢复的开发方式；在自然保护区和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区实行禁止开发，依法实施强制性保护。环境管理要紧紧围绕四类主体功能区深化改革，如确定不同区域的环境“准入门槛”，设置不同区域的产业淘汰和污染治理政策。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共同采取措施，坚决防止落后生产技术、设备和已经关闭的企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健全补偿机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完善生态补偿政策，让那些为流域环境安全作出贡献的上游地区从财政转移支付中得到合理补助，从受益地区获取必要补偿；上游地区省份排污对下游省份造成污染事故的，上游地区也要承担赔付责任；承担责任要落实到政府与企业两层，以至责任人个人。健全扶持机制，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环境执法监督和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健全互助机制，加强东中西部地区以合作交流与对口支援，推动环境管理水平共同提高。

环境管理是现代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环境管理的概念和内容都得到了不断的完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前执行主席托巴尔博士在一篇论述环境管理的报告中指出，在1979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讨论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相互联系、依赖的关系以前，环境问题常常只是被看做污染问题。1974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召开了资源利用、环境与发展战略方针专题讨论会，提出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又不能超出生物圈的承载能力的看法。会议认为，协调环境与发展目标的方法就是环境管理。所以环境管理除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状况外，还要系统地考虑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和文化等社会需求。

环境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系统有效的环境社会行为的调控体制，即制定一整套具体的环境管理政策并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完善，促使环境管理走上科学、民主制度化轨道^[17]。因此，环境问题应归结为因环境保护的制衡机制、社会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的不健全，致使企业不受约束和压力，从而转嫁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一些违法企业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以极低的成本取得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守法成本高，在市场不公平竞争压力下，守法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守法企业逐渐失去环境保护的意愿和动机，久而久之守法企业越来越少。我国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环境保护网络不健全，社区环保尚未开展，“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环环相扣”的责任链和“相互连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监督链尚未建立，造成政府的环境保护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高，也造成环境管理成本高，诸多社会因素，使“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同时，也由于缺乏社会环境自治、环保自愿服务活动，公众参与等，造成环境保护效率低下^[18]。

2.要以环境管理优化经济结构，主要要强化三大手段

第一，要强化环境影响评价，严格执行区域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在评价的技术规范上狠下工夫，从规范操作上防范环境评价和审批的“弹性”；要加快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完善规章、加强管理、提高行业自律水平，通过环评单位优化组合提高环评质量，特别要加强规划环境影响的评价工作。建立完善规划环评专家审查机制，积极探索决策环境影响论证的方法。环评工作既要严格执行国家宏观调控的产业政策，又要通过建立环评信息系统，从环境与发展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使之真正成为预警经济发展趋势的“晴雨表”。第二，建立污染淘汰制度，要严格执行产业政策，通过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坚决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关闭污染严重企业。第三，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要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潜力、环境质量状况、污染防治能力与污染削减指标分配相统一，通过严格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促进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优化。

3.要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

我国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排放强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价格不合理，环境成本没有内部化，要深化价格和收费政策的研究，促进建立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研究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的方案，深入探讨排污收费的性质和使用方向，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将环境产权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据称，财政部提出，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实行排污权有偿使用，政府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这是排污权市场化运作的有效途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