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早在十几年前中央就已提出，但多年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情景是：全国各地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等量的方面的指标几乎都是超目标实现；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都不理想。

不同的增长方式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选择。离开市场的力量转变经济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粗放的发展模式进入门槛比较低，依靠要素的低成本和无视环境因素，很快就可以形成某种竞争优势，可以创造短期的经济增长。在经济起步阶段，政府采取的要素低价、低税政策一直在延续，这就造成了一种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大的变化，企业可以轻易地获得廉价生产要素，至少一部分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利润还在增长。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都很难主动地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难去搞技术创新^[9]。

最直接的压力还来源于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点明显，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压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来看，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能力，确保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增长；但从短期来看，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产业布局与区域生态环境功能相协调，必然要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影响安全的生产能力，不仅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增长速度的保持或提高，还会遭遇到当地政府和企业基于本身利益的阻力和对抗。

其次是路径依赖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上调的压力，劳动价格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都在迅速增长。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实际上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但是也要看到，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地方和企业都有巨大的惯性，转变增长方式要支付巨大的短期代价，甚至在一段时间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一段时间以来，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和较松弛的环境监管，实际上是把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隔离在了政府层面，并没有充分地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从而也没有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

再次是认识约束。尽管近年来公众环境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要实现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无论是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各级政府、作为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企业，还是作为最终消费者的个体，仍需积极转变思想认识和行为方式，此外还面临着技术约束，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制度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约束。目前，各级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活动的能力仍然过强，不仅直接配置经济资源，而且直接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而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又相对不足，既不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不利于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存在经济外部性问题，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即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提供合理而适度的干预，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要建立合理反映资源环境价值的价格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积极作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