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表面上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进一步为人与环境背后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左右，是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不恰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模式与制度的产物。所以，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是自然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亦是文化观念问题。每个问题都有其自身的变化，但它们都往往相互影响，构成了罗马俱乐部所称的“世界问题复合体”。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察探索，在今天看来，理解这个“世界问题复合体”的根源和特征已经不难了。在传统的工业化发展观指导下，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的唯一目标，所谓经济增长，最终就是扩大资源的消耗和废物的大量排放，与此相适应的科学技术体系受机械世界观和功利价值观的支配，全面服务于对资源的掠夺，较少关注对资源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对污染排放的降低，形成了一把“双刃剑”。最典型的是经济理论方面，无论古典派、新古典派还是凯恩斯学派、制度经济学派，经济理论的主流都是将经济与环境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经济过程和物质财富增长的奥秘。建立在这样一种传统工业化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对环境保护造成不利影响。这些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决策观念与制度，资源和环境利益，社会成果分配关系，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反过来又强化了传统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模式对环境的危害，形成“制度锁定”。美国著名生态学者巴里·康芒纳在分析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时，精辟地论述到，“危机既不是一个自然的骤然而来的结果，也不是人类的生物学活动的力量用错了方向，地球之所以被污染，既不是因为人是某种特别肮脏的动物，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错误在于人类社会，在于社会用来赢得、分配和使用那种从这个星球上各种资源中所摄取财富的方式。一旦危机的社会根源被弄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计划可行的解决它的社会行动”。

要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打开“制度锁定”，决不能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和“源头与过程控制”等简单分割性和技术依赖性的措施和做法上，必须创新人类社会发展观和文化价值取向，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协调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改革政治决策的机制和方向，革新传统的技术体系并将这些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下，也就是需要一场人类环境革命。在1992年地球峰会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发表了《发起一场环境革命》的文章，他论述到：未来这场以深绿色为特征的环境革命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浅绿色为特征的环境运动，即传统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质的区别，它不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简单修补，而是要与严重牺牲环境的旧工业文明进行决裂，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质量。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建立在环境与发展分裂的思想基础上，是第一次环境运动的基调，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要求将环境与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

不难看出，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布朗所称“深绿色环境革命”的方向也是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产生的认识基础。

同时，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形成也具备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首先，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对传统发展观的革命，也是指导人类社会新发展的理论和战略。其次，生态文明为把人类带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工业文明桎梏创造了条件。第三，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清洁生产、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开发，节能建筑，特别是循环经济等为建立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提供了大量实践经验和范例。第四，在社会领域，公众的环境运动已从20世纪对抗政府和企业转向通过具体的制度与机制监督和帮助政府与企业，维护自己的环境利益，合理调整和分享环境利益。同时，公众应开始从我做起，节能节水、减少垃圾产生并分类收集和再利用，采购绿色产品。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多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消费者愿意购买环保产品的比例普遍提高。在美国，有90%以上的受访者愿意购买较高价位的绿色产品；在加拿大，也有8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环保产品高于一般产品的价值在10%以内，他们会选择对环境友好的产品；高达91.6%的日本消费者对环境友好产品感兴趣。总体上，环境质量与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一样，已成为人类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成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另外，环境要素也已成为企业市场形象和竞争力的内在影响因素，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第五，信息技术、绿色化工技术、清洁能源技术、低碳技术，零排放技术、废弃物利用技术等绿色技术初步构成现代环境友好技术的骨架。第六，当今许多执政党，已不再将环境保护作为额外负担，而是将其内化到执政理念和执政纲要之中，转变为政府的基本公共职能。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巩固执政党地位和赢得民心的重大问题，即所谓“政治绿化”，其显著标志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带来的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政策绿化如绿色财政、绿色税收、政府绿色采购等。

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演变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发展了同样的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理论和实践基础，而且资源环境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战略决定了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内在需求。^[33]

中国在环境发展领域发生的变化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从基本国策到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90年代，又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二是从污染控制到生态建设。70年代初期，中国的环境保护从污染治理起步，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环境保护的重心仍然是污染控制。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之后，中国政府提出了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并举的方针，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三是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国家从优化产生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等目标出发，积极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大力限制资源消耗大、污染重、技术落后产业的发展。四是从点源治理到流域的区域环境的治理。国家实施了“三河三湖两区一市一海工程”，采取综合性措施，治理重点流域和区域的环境污染。五是从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环境管理到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导的环境管理，国家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强化了执法力度，公众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环境效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环境一直处于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许多地方、企业的经济利益推动和社会的惯性力量，对改善环境的阻力与反弹力量仍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