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国际社会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尚没有固定的概念，但从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和实践基础的历史演变看，其内涵应具备4个特征：第一，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因环境问题而起，并为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将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的框架下，是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合。第二，是一种以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也必然是人与人基本和谐的社会。第三，它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必须符合生态规律，向着有利于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第四，“环境友好”的概念是动态的和分层次的。在现阶段，“环境友好”首先应该是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和影响要达到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的最小化，最终这种负荷和影响要控制在生态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

诗人海涅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其自己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已逐渐演变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课题之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问题和国际社会力图解决的问题。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国际社会在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关于社会发展形态取向的系统理念和战略思想。

纵观环境保护历史，大致经历了末端治理、源头与过程控制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相融合三个战略阶段。环境保护战略思想的这一历史进步过程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三大认识成果：一是对造成环境问题根源认识上的飞跃；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升华；三是对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的科学把握。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在环境保护发展到第三个战略阶段出现的新理念，也是上述三大认识成果和特征的集中反映。环境危机首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于西方发达国家局部爆发，此时，社会主流认识从没有怀疑过“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这一根本性错误，所以认为环境污染是经济增长不可和无法避免的必然产物，“先污染后治理”等主流观点就自然成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末端治理”技术和政策也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环境保护活动的主体。

到20世纪80年代，当国际社会致力于末端治理的同时，人们吃惊地发现，尽管某些地方环境污染的剧烈程度有所减轻，但生态环境问题在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全面爆发，严重程度也与日俱增，影响到经济增长、人体健康、社会公平与政治稳定、文明延续等社会发展的所有宏观和微观层面。总结历史、反思现实，末端治理的致命缺陷一目了然。末端治理战略仅仅是对生产和消费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一种高成本的补救措施，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环境治理思想，既不能完全处理废弃物，在处理同时消耗着资源，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贡献是有限的，无法从根本上控制污染的产生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当生态环境危机全面爆发并产生影响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时，在反思“末端治理”战略的局限性的过程中，环境治理思路才开始向“源头和过程控制”转变，即从末端治理转变为源头预防，清洁生产应时而生。初期，源头和过程控制是将污染控制从末端治理延伸到工业生产源头高污染预防，在这一环境保护战略思想下，清洁生产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诞生，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我国，除了关注生产源头和过程外，清洁生产将污染防治还延伸到产品和服务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环境无害化技术”，被通称为“环境友好技术”，主要是指预防污染与清洁能源的工艺、技术、产品。同时，清洁能源及其相关技术也成为保护环境的新追求新手段。1992年在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概念，有关“环境无害”和环境友好的提法有200多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环境友好产品与服务”，“环境友好企业”等概念相继出现。逐渐拓展到技术、产品、服务、企业、土地、产业和城市等方面。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等方面所提出的综合要求，将迫使人类必须彻底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转变。

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环境友好，或者说绿色产品与服务概念蓬勃发展。与传统产品和服务仅满足消费者物质性需求的特征相比，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还考虑了保护生态环境或社会对环境的要求。标识环境友好产品的主要制度是环境标志，目前国际上数十个国家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如德国的“蓝色天使”，加拿大的“环境选择”，北欧的“北欧天鹅”，欧盟的“欧洲之花”，日本的“生态标志”，美国的“能源之星”，我国的“十环标志”等。2007年资料显示，德国环境标志产品已达7500多种，占其全国商品的30%；日本标志产品有2500多种；加拿大标志产品有800多种。我国环境标志制度起步于1993年，目前已经开展了56项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已有1000多家企业、18000多种产品获得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形成了700亿元产值的环境标志产品群体。

从逻辑上讲，实施了清洁生产、应用环境友好技术，生产了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便是环境友好企业。我国创建环境友好企业制度只是近两年的事，比清洁生产、环境友好技术和产品等实践要晚得多。在国际上，这些概念及其实践实际上是相互借鉴，或者说是交叉出现的。

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与服务、环境友好企业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产生的重要认识和实践基础。但这仅仅是一个侧面，而真正促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整体性理念形成的关键因素是：在实行环境保护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过程中，国际社会对造成环境问题根源认识上的飞跃和在经济社会发展观上的升华，以及保护环境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等方面所提出的综合要求。

显而易见，如果环境问题只是一个生产和技术问题，那么环境友好技术、产品和企业等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扩展，从单一性、分散性向整体性和复杂性演化，最主要原因是过去对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认识不全面，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和全貌。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主流认识基本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与此相应的其环境保护政策是简单分割的、技术依赖的机械还原方法。

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节点。环境与人口、资源彼此作用，共存于一个复合生态循环中，因此，环境问题是一个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而人口、资源、环境又主要通过生产、消费和分配环节进行联系，因此环境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实现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到全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带来人们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的变化，因此环境问题又反映为一个文化问题。环境问题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指导整个社会实践，强调转变政府和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全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际冲突发生的不可避免性，为占有更多环境资源，各国在方方面面进行着激烈博弈，如2007年夏俄、加、美等国对北冰洋海底环境资源的争夺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为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创新人类社会文化价值、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必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必须改革宏观政治决策机制、必须改革传统技术体系。将一系列的变革融合到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中，就必须进行一场综合的环境革命，其结果就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2年世界可持续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世界各国开始全面提出“环境友好”的理念，2004年日本发表了《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概念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