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文明的和谐社会观

和谐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世界各族文化中都有崇尚和谐的思想。有的学者在阐扬、表彰中华和谐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时有点绝对化，认为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崇尚斗争是西方文化的特点。其实，“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世界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此都有一定的认识^[25]。西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认为，联系世界万事万物的标准就是和谐，被称为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里特提出了“对立和谐”观，他说，自然“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而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提出美是和谐的哲学家，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柏拉图提出了“公正即和谐”的命题。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会从无秩序变成有秩序。在他的理想王国中，人们各守其德，各司其职，秩序井然。他把自己设计的理想国称为一首“和谐交响曲”，傅立叶就使用了“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混合政体”，认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各阶级力量能够合作与平衡，从而减少冲突，实现和谐。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中间层”的作用，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社会上下层冲突的天然缓冲带，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西方早期的和谐思想还体现在民主的进程上。古希腊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几百年后的罗马也创造了比较发达的民主共和制，民主是社会各阶级的调和品，是人们渴望平等追求和谐的产物。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占据了统治地位，主流思想对社会和谐的认识，就是强制人们的理性服从信仰，社会的和谐与否由上帝掌握，只有皈依上帝，人类才能找到内心与社会的和谐。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使人们对社会和谐有了新的认识。开普勒写成了《宇宙和谐论》，探讨了宇宙之所以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的原因。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运动，用“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对基督教义进行了重大改造，把社会和谐奠基在人与神的和谐上，使基督教成为更具有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即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理性、克己、勤俭、救赎、节制等新教伦理，能够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也确使得疯狂的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完善，修正补充，得以延续。

伦理、人性与理性，一直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斯宾诺莎认为只要在理性指导下，尊重自然必然性，使人的身心和谐，进而“人人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以实现国家内部的和谐，康德却以德国人那套纯粹理性和绝对命令为核心的自律伦理，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规律的统一和谐，黑格尔用辩证法进一步完善了康德的思想，认为“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的本质就是对立统一，正是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哲学探索，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奠定了三个重要基础：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洛克和孟德斯鸠设计三权分立机制，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平衡和谐；约翰·密尔对私权和公权的界定，设计了公民和政府和谐相处的制度框架，最后，发展成为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自由社会理念”。

然而，根据“自由社会”自私的“自由选择”原则，其对财产主权的过分肯定、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对力量的过分崇拜、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过度迷信，加上资本主义无限消费观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使其反而加重了人与人的不公平，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亚当·斯密洞悉了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自由经济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后，也同时对这种“利己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所必然带来的贫富不均，社会失序、阶级矛盾、片面追求财富而导致的道德问题，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在构思《国富论》之前，就预感到自己所要描述的“看不见的手”是怎样一只没有羁绊的欲望之手。为此，他先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试图构筑一个“利他主义”的道德屏障来促进社会和谐，他认为经济过度发展必然带来阶级分化，而阶级分化必然引起阶级斗争。多年来，总听到人们津津称道《国富论》而却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同一作者写的《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表达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即“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态之中。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

亚当·斯密一生仅仅出版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和亚当·斯密本人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完全不同。我们一般都对《国富论》耳熟能详，人们也将此书誉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更关键的是，《国富论》对其后的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包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变革进程。他的《道德情操论》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成名之作，在当时赢得了国内外极佳的风评。亚当·斯密除了晚年当过海关署长，他的身份始终是一位出色的道德哲学家。他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亚当·斯密与其好友大卫·休谟等著名哲学家一起，构成了著名的英国情感主义一脉。我们当下的道德话语与道德理解大都奠基于情感主义与康德开创的义务论伦理学所讲的道德思考。《道德情操论》可谓呕心沥血。全书历经5次修订，6次出版。《国富论》当然在亚当·斯密生前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值得深思的是，亚当·斯密本人对《国富论》受到过度重视的情况不喜反忧，在去世前，他甚至想把《国富论》付之一炬。

《国富论》主张人皆有“自利”、“自爱”之心，每个人在外在的经济行为中都是以要为动机，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力地引导这些自利行为，使之能够增进社会总体的利益。但无论如何，《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加与逐利的经济行为。因此，立基的人性基础是人性中自利、自爱的性质。但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立足于经验观察，提出人皆具有“同情”的道德能力，而人都能够与他人进行设身处地的“换位感受”，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他的道德哲学论述。粗看起来，亚当·斯密在这两部作品中体现的对人性的基本观察，是相互有矛盾的。《道德情操论》倾向于人“利他”的一面，而《国富论》则立基于人性“利己”的一面。但是，将这两部书中体现的人性论完全对立起来是有问题的。正确的理解是，将它们结合起来。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自利、自爱本性可能更根本一些。但这种自利或自爱绝不等同于自私或恶，因为人性的基本之中还有“同情”的道德能力。正是这种人性的基本能力，使他人的幸福对我们具有充分的重要性。而一个完整的人永远不会只是一个受“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经济人”。

而在现实历史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支配系统比比皆是，如何克制这种俯拾皆是的现象，以保证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呢？亚当·斯密在人性的角度开出的药方就是“同情”。这还是一切正义、公平制度的人性基础，由此看来，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我们的“和谐社会”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著名经济学家邹恒所说的：“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且一定要右手为大”^[26]。

但在崇尚个人主义和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利己主义”的经济思想与“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天然矛盾。如何协调统一，始终是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被称作是“斯密难题”。为了解决它，西方各派学者都行动起来研究社会和谐，其中，“社会均衡论”认为社会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分工论”认为分工造就统一进而带来社会和谐；“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系统现存结构的均衡稳定可以造就社会和谐：“社会融突论”认为社会冲突与社会均衡的互动平衡可以促成社会和谐；“社会解压论”认为将潜在的社会冲突及时转移释放可以实现社会和谐，等等。但他们都失败了。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还引发了频繁而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初，面对经济大萧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思路，采取了一种“国家干预主义”实现“终极和谐社会”，代表人物是凯恩斯。他认为市场并不能保证资源有效配置和达到充分就业，国家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干预政策，这造就了罗斯福“新政”。“新政”是西方经济思潮从自由放任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这也只是一国内部的调节。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使得列强因对资源和市场的不断竞争而加剧了内部矛盾，激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终极和谐社会”的信念动摇了。

许多思想家对资本主义传统工业文明固有弊病进行了深刻反思，许多发达国家内部也因为公平与和平等问题爆发了持久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引起了西方生态主义浪潮。150年前，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愈来愈不可能存在”。

1960年，美国女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科普小说《寂静的春天》，是近代生态文明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滥用农药所带来的可怕景象，呼吁人类不要残酷地对待自然、要恢复理性，倡导一种生态的、合理的文明。它警告人们如果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将会失去“明媚的春天”。这本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引起从政府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生态文明的又一个里程碑。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结论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要善待地球、善待环境，保护环境应该是首要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震惊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由于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的限制，人口和工业增长肯定会在2100年之前停止；为了避免上述趋势，必须有计划地抑制增长，以停止发展的方式达到和维护全球平衡状态。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值得探讨的，但对环境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们对资源环境危机和发展观念的讨论。

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主张，击中了西方文明的要害。因为传统西方工业文明一直以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为导向。“可持续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立，不是要停止发展来保护环境资源，而是追求一种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今，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界主流。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环境和发展要平衡，但实际上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绝对地平衡。在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里约10年环境高峰会上，又提出寓环境保护于经济建设之中，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这种环境与经济的真正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

经过近200年工业化的正反教训，生态文明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人口密集、资源压力大的欧洲和日韩等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中蔚然成风，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和价值观的革新；体制法规的健全和生态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创新，以及全社会生态知识的普及和生态意识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