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有优秀的传统和谐观

历史上，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二字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和即是谐，谐即是和”，引申表示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即《中庸》里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周礼》中说的“以和帮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在中国哲学中，“和”是与“同”相对的一个哲学范畴，就是包含着差异、矛盾、互为“他”物的对立面在内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是一个辩证的同一性概念；而“同”则是指无差别的同一，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中国哲学有“和与同异”、“尚和去同”的辩证思维传统。孔子就明确主张“和而不同”而反对“同而不和”。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就隐含着许多超越时代和谐属性而体现人类向往真善美的道德要求和处世准则，比如“仁义礼智信”中就包含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道德内容。

“和谐”是中国农耕文明时期传统文化的核心，关注的是人，“仁也者，人也”。儒家之核心思想正是建立在“仁”的概念之上。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政”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快乐。佛家认为“佛性”为万物之本源，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权利。佛儒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完全一致^[21]。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身和谐

儒家虽不提倡禁欲主义，但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佛家讲修来世，力图以事事无碍的超然态度进入一种彻悟的心灵境界，实现自我身心和谐。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人和谐

孔子提出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环境，并以“仁爱”为原则。其实施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在世界各大文化与宗教中都有相同的表述，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孔子还特别强调“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并以此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便是“礼之用，和为贵”，中国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道家也极力反对人与人的冲突。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人“甘其食、美其眼、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要求人们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社会和谐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治和谐，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于孟子所说的以民为本。其二，经济和谐，儒家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儒家尤其反对“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其三，文化和谐，发扬中国文化的统一多元性，统一性在于大中华需要一个能兼容并蓄的主导意识形态，多元性在于各种思想能在此基础上相互揉合。从先秦诸子百家开始，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至清代朴学，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各种学派与民间信仰交流激荡成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治国，以道修身，以佛养心”，正是“和而不同”内在精神的体现。

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和谐

儒家的理想就是“天下”，《礼记》中“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说的就是以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人服人”的霸道。《论语》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以文德感化外邦，诚所谓“仁者无敌”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世界，真正的世界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各派都有自己向往的和谐社会模式。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高扬人的自然性，认为“天道无为”，“无为”指一切顺其自然，勿“妄为”。道家提出“道法自然”，指的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道”是人生境界与自然宇宙的合一，它体现于个体，便是个体情感的独立和意志自由^[22]。

道家以“小国寡民”为梦想，主张无欲、无为、无事。老子对自然、宇宙、社会等作了清醒的、理智的、高度思辨性的哲学本体论概括，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美等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启发作用。道家思想超时代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在世界历史上，它最早发出了关于文化的发展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警告，提出了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相融通的形上观。道家的某些思想遗惠，对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建理性以克服伴随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而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墨家“爱者无差等”的梦想，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梦想，倡法治、图实效；佛教以“善地净土”为梦想，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比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却早了2000年。《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经数千年来各种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和谐共生理想，已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伦理体系。

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是环境友好、生态持续的，但这种持续是在低技术、低效益、低规模、低影响基础上的持续，其认识论基础是顺天承运，技术手段是小农经营、生产力不高。我们的建设既需要发展的稳度，又需要发展的力度，既需要节流，又需要开源；既需要循环再生和自力更生，又需要开拓竞争和外向共生，现代生态文明必须在收取传统农业生态文明再生和自生精华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竞争经济和共生经济，在自然生态承载力允许范围内实现线性与循环叠加的螺旋型增长，如果只强调物质的闭路循环而忽视产业发展的力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骤会十分缓慢，两条腿走路，才是完整的循环经济。

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和谐社会观，虽然有着历史局限，但“大同社会”的理想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伟大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不懈奋斗。当社会主义思潮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为使民众响应，都把西方社会主义比作是中国的“大同思想”，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因此说，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基本特性。在今天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中，仍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23]。

在对外关系上，我国最富有创新意义的举措之一，是提出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新观念，体现了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的愿望，也体现了一个爱好和平，讲求正义、尊重秩序的大国责任意识，反映了我们党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形势特点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外交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新的理念，将有助于世界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和睦和谐，有助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