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生态学分析

生态学关注的生态系统，是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时间组成的有机复合体。实现和维持系统平衡，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目标。用生态学理论观对照近代人类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不难发现，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和博弈原则张扬下，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技术主义等深层理念迭复和引导，使社会发展出现失衡现象，社会生态系统被扭曲的状态尤为突出。怎样使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达到良性的互动和循环，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普遍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它蕴涵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生态系统平衡的呵护和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全新认识，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理念。

1.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生态学解读

生态学的创立始于19世纪中期，发展至今已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关概念与方法被应用到相关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了相应的交叉学科。尽管人们对生态学及其分析方法还存有许多疑问甚至误解，但是生态分析的重要价值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识。

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是1866年首先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的，指用以研究生物有机体与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指出“有机体与它们的环境密不可分，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根据这一概念，任何生物群体与其环境组合的自然整体都可称为生态系统，因而，生态学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思考方法的孤立性缺陷，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

到20世纪中叶，生态学方法被运用于人的研究，从而获得了现代意义，生态学被看做是“研究关联的学说”，主要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广泛的生态关联，关于在这一关联中各种行为的探讨，就成为生态哲学的重要任务。为把一般生态学的观点移植到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中来，邓肯在“生态系统”概念的启发下，提出了“生态综合体”的概念，用以分析人类社会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生态综合体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一种生态系统，它表明了人类借助社会组织和技术来适应环境的过程，人类、组织、环境、技术四大要求之间的交叉依赖是其核心内容。

生态学中的“环境”原本指自然环境，它是生物圈或生物圈的一部分。而环境这一概念用于社会学领域时，指的是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生态分析中，生态学原有的基本概念已发生相互的转换，生命系统已由原来的动植物个体或群体转换为人的个体或群体及人所制造的各种制度系统。环境则已不仅仅或主要不是生物环境和动植物生长其间的无机环境，而是成了人的有机无机环境或特定制度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生态系统各个部分相互协调与相互适应而使生态系统达到平衡。

把社会生态理论引入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理念中，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所包括的社会生态平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首先，生态平衡是一种重要的生态发展规律，这是指生态系统的一种长期相对稳定的协调关系，生命系统在外来干扰下通过自身调节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就是生态平衡，它主要通过合理的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作用来实现。只有实现了生态平衡，生态系统才是安全的。但所谓平衡，也是不断打破旧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的动态过程。科学发展观关注的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全面发展何以得到实现，何以适应社会深刻转型，并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个问题虽然可能使市场经济发展遭到遏制和限制，却都表明了人的问题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相互达到平衡的重要性。

其次，经济增长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系统平衡永远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往往首先来自于环境系统，环境系统的变动要求经济增长随之作出相应调整，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平衡。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均衡性已经表现出较突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呼唤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抵制“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科学发展观正是把社会生态系统的调整作为社会性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而对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的价值理论进行重新定位。

2.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代价与社会生态观的反思

在众多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中，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是借助于下列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如果足够快的话，迟早会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但过去的经验，这种信念并不可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国家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也达到了联合国规定的目标，但经济增长并没有使社会问题得到预想中的解决，反而使社会生态系统出现严重失衡的现象，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不对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追求经济增长的，这一制度应该可以使增长的进程避免其他一些国家因缺少这一制度基础而出现的许多代价问题。必须看到，在现阶段我们所遇到的种种代价问题中，有些不是必然发生的。对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共性问题，是否可以避免？社会生态系统失衡的一些主要表现有这几个方面。

（1）社会成员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凡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都必然遇到这样的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因而引起商品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的差别，造成超额积累，还有一些非法攫取，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血汗榨取等，这种矛盾如果处理得当，会把差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引起社会成员中出现严重的贫富的差距。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2005年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2000～2005年的五年间，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从4.6倍上升到9.2倍。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我国，贫富悬殊已经非常明显，我国的社会差距已经超过0.4基尼系数，城乡居民事实上的收入差距估计在6倍左右。行业之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工资比由1978年的1.38倍扩大到2006年的4.6倍以上。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村人口尚处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有2610万人，处于温饱线的有近5000万人，城市贫困人口接近2800万人，共有1亿人处于贫困边缘^[9]。根据经验，经济学界一般把基尼系数的适宜值定在0.25～0.30之间。在发展经济学中，常把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印度引为经济发展而贫富拉大的典型例子，当时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418，而我国个人收入的差距已开始突破一般公认的正常界限。

如果仅仅是贫富差距的一定扩大，问题还不严重，但如果任由收入差距无限扩大下去，一旦超出合理的限度，就会产生消极作用；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国内需求不足，“有钱的人不想消费，想消费的人没有钱”。也会使经济的激励机制失效，会使部分低收入者对改善处境失去信心，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甚至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合理因素，易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和人生观的庸俗化，甚至会导致社会道德水准下降，整个社会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化循环。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资源配置正在走向集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发生着一些重要、根本性的变化。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它是由中心向周围扩散的过程。那个时候农村开始有了生机，小城镇繁荣起来了，城市当中的底层成为最早的万元户。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过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方向改变了，1997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整个社会的资源在向少数地方集中，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从大城市向特大城市集中，在大城市中，向少数人群体、少数阶层、少数个人集中。

在资源集中的过程中，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处于凋敝状态，城市当中原来的底层地位复位，现在，34%的农村年轻人都跑光了，这是一个资源集中的过程。

2）社会结构正逐渐定型。20世纪80年代也有贫富，但贫富总是在变化。现在，这个社会定型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门槛高了。开始固化下来的底层，在社会中开始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户曾经成为中国第一批富人，个体户当时往往是中国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知青回城，国企进不去，只能在街道的福利厂里。还有刑满释放回来的，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是最早获得改革开放机会的人。但如果现在还是在底层的，上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对每个人说，只要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应当都有一个生活的空间、生活的位置，哪怕是能力最差、活得最差的人，也要有一个立锥之地。

因此，要为底层创造谋生机会，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两点：一是保护弱者的社会生活空间，使他能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这方面，近几年各级政府用于扶持弱势群体、贫困群体的开支增加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贫困群体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存在，仅仅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够的，需要营造这个群体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今天城市的管理、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原来上海把多少平方米以上的小食摊、小饭店都取缔了，一般市民的感觉是吃早点没有过去方便了，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十几万人为此失去了谋生机会，关键还是管理问题。二是改善底层的生存生态，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就业问题，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还要优化社会结构，如何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就是你贫困，但不至于绝望。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在一个社会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重要的是教育与就业，重要的是政府责任。还要大力提倡慈善事业，对先富者、暴富者要形成为富而仁的氛围，为贫困者募集基金^[10]。

2006年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胡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概括地说就是“提低、扩中、调高、打非、保困”，可以作为解决贫富差距的突破口。

（2）自然生态的破坏。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基础设施“欠债”越来越多，人口与工业企业高度集中，尤其集中于沿大江大河边，空间被高度挤压，各种污染危害相互叠加，使城市环境问题复杂化，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从事的往往又是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产业，因其规模小而且分散，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使农村环境迅速恶化。据中科院统计，环境污染使我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高出7%，污染和生态造成损失占到每年GDP的15%^[11]。环境对健康的危害使患病人数增加到年50亿人次，造成的损失约8000亿元，每年有200万人死于各种癌症。重污染区癌症死亡人数比空气好的地区高出4.7～8.8倍，我国尚处于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我国的市场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性质，资源配置的宏观合理性机制难以形成，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共存，污染与破坏并生。在转型时期，旧的结构要打破，新的结构尚未完全形成，使得资源配置的微观机制不健全并缺乏灵敏性，使我国持续面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挑战。

（3）道德失范和道德滑坡问题突出。一是对商品的崇拜和对金钱的崇拜。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的权力也日益增大，即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一跃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正因为货币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具有占有许多对象的特性，它就必然成为人们致富欲望的主要对象，这种欲望的发展必然产生拜金主义。二是利己主义倾向突出，主要是腐败现象蔓延，权力意志恶性膨胀，大搞权钱交易（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寻租”现象），甚至不惜牺牲人格国格，出卖道德良心，同时，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粗俗、平庸和劣质的文化产品泛滥，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出现失范和滑坡。

社会的演化和发展是一种状态，社会进步则是人类对这种状态的一种价值评价，评价涉及对发展观认识的觉醒。应该如何从社会生态的关联性去认识和确立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进步的标准？

第一，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生命系统与自然系统框架中去探究。

将生命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视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评价要素，并使之在相互协调，相互适应中达到平衡，才可以尽量避免由于人的主体性意识过度膨胀而导致的一系列不良后果。所以社会进步的评价标准必须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而不能仅仅以人的发展与需求为基准，需要多少就开发多少。由于几百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一致奉行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模式，在带来社会生产力增强和物质极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负效应”，主要表现为当今各种全球性的人类危机：气候变暖、高温干旱洪涝等极端灾害性天气现象、频繁变剧的台风、海啸地质灾害气象等。

从深层次看，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视角，实际上恰恰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它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从整体利益上是密不可分的，而错误地将自然置于人类的从属地位。

第二，必须把人与社会的关系放在生命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框架中去思考。

尽管以人为中心的思路并不正确，但是在人的行为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情况下，人的发展应是我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摆脱自然力量的束缚；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摆脱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摆脱保守的传统观念的禁锢，获取与日渐扩展的主体自由一致的社会自由、精神自由。因此，在人与社会这一关系层面上，人的全面解放与个人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充分尊重人类的尊严应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状况的标准。

第三，必须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到生命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框架中去把握。

一个健全的社会生命系统应当处于一种人与人团结合作，和谐共处的状态。由于金钱的统治与个人私利的至上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斥着冷漠、冲突甚至仇视。同时，在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婚姻和人际交往等领域中，道德危机正在广泛地表现出来，违背传统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思想和行为广泛出现，在当前各种全人类利益被普遍忽视的情况下，提倡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与团结，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更应该成为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进步的准绳。

3.世纪发展观的科学诉求

以往人类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文明的演进、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另一方面也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因素。这种因素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抵消着人类进步的成就。因此21世纪的发展观应是在摒弃20世纪工业文明已有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发展观，是反映新世纪人类发展诉求的科学发展观，是实行社会生态平衡的发展观。

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一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的主体作用。二是一种发展观念上的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人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及平等权利，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地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力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主体。三是一种发展观念上的思维方式，在实践中，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运用历史的尺度（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也要确立运用人的尺度（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即人性化），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就必须高扬人类的主体意识，人类在发展中遭遇的种种困厄，难题和冲突，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战争威胁、物欲横流等。只有从人类意义出发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人类只有从精神层面逐步改变旧有的生存态度和发展观念，运用新的思维方式，重新看待各民族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现实关系，正确认识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人类社会才会更健康、更稳定、更快速地发展。

其次，确立全面发展观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核心。常常可以看到，在局部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关系中，局部目的实现常常以全面目标的缺失为代价的，环境保护中的项目环评与规划环评的关系往往显示出这一点，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具有全面性特征的发展观来探索促使问题的解决。

第三，确立协调发展观是全面发展观的重要途境。协调发展的内涵就是“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发展公平”的有机协调；“发展数量、发展效益、发展速度”的有机协调；“点状发展、轴状发展、面状发展”的有机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有机协调，个人利益、团体利益、整体利益的有机协调。

在现代发展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条件和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现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增长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但是，经济的决定作用又是通过其他各种发展要素的交互作用来实现的。孤立地、片面地突出经济发展，将会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调。打破社会发展诸要素的最佳配置，不仅经济难以发展，而且即使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也难以发挥出较大的社会效益。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经济发展要同政治、社会、文化、人自身等诸层面的发展保持适当比例，并且协同发展，过快的经济发展有可能是祸乱之源。

第四，确立可持续发展以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基础。“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环境关系再认识的觉醒，是当代人对自己与后代人关系再反思的结果，是人类面对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生态失衡等难题所制定的战略对策和创新思维，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机会为代价；本区域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或全球的发展为代价。可持续性的核心是指人类自身的数量繁衍，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的总的物质能量消耗不能超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不能破坏自身的生存条件^[12]。可持续发展有两大核心，一是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本身就是自然中的一种物种，而要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奴仆，这不合理，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报复；二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两大关系的核心走向，就是构建人类双赢、多赢、共赢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圈，这是当代人类发展的重要生态系统观念。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强调人类尊重自然界，顺应自然界规律的客观要求，唯如此人类才能在地球上长久地生存和繁衍下去；在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关系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一种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方式，这不仅是一种策略，也是人类的生存思维方式。

科学发展观所以能够在21世纪成为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理念，是对社会生态环境圈层结构中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自然环境系统进行能量转换和动态平衡的科学总结^[13]。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康诺顿表示，“中国政府缓慢但卓有成效地将建设和谐社会的哲学理念运用于其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政府先将哲学融入政策，又将政策付诸实施，很了不起。中国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挑战也能激发有关领域的创新能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