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环境文化的深远意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复兴。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人类文明已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1.环境文化引导着经济增长

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上。要否定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探索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是环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大自然是动态增长的，在人类这种复杂生命形式出现以前，地球上的各种植物、微生物不断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和转化太阳的能量，在地球上积累，地球日趋肥沃，使其他生命形式得以繁衍。我国古代思想家将自然界动态增长的法则，概括为“生生不息”。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将其概括为“自然生产力”，这种源自宇宙深处的增长力量，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对“增长”的追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一切“增长”对立面的力量，包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都会被人类历史的进程所抛弃。传统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取代传统农业文明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农业文明静态循环的经济模式，获得了较高的生产力，在“增长”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其致命缺陷，在于它只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抛弃了自然循环法则，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能耗与污染。自然界中本无所谓废物，一种物种的废弃物就是另一种物种的养料。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能量。要使它们再回归到循环使用的系统中，尽可能减少浪费和破坏。按自然法则运行的这种能量物质循环系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道圆圆”（《老子》十六章）。环境文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要使人类的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革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实现“污染排放量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

在环境文化所营造的公众环境意识、社会环境道德和国家环境法律的压力下，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许多企业研发绿色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可以说，是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工业文明，使传统农业的循环法则和传统工业的增长法则成功地结合起来，也使资本收益率与自然资源收益率的提高统一起来。

发展循环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进了日本节能技术的革命，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慢节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能培育环境文化，而且将在资源环境极度紧张的时代，通过环保技术革命，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企业股东。主体是明确的。而循环经济追求的是自然资源高收益率，其主体是抽象的全社会公众，谁来代表全社会公众，只能是政府。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自觉地选择循环经济的产品，才能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实现可持续消费，一些环保NGO^[3]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的先锋，它们通过劝导、宣传和示范等行为，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影响着政府的绿色采购。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调查资料。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9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消费品的环保标准。绿色消费市场能阻挡非环保产品，成为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环境文化是绿色消费的根源，而广大消费者又在绿色消费中发展了环境文化。

2.环境文化促进国家安全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环境保护在全球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新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能建立在以人力换资源的基础上，即扩大加工产品出口、扩大资源进口。近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绿色消费市场的逐步形成，一些发达国家运用WTO规则提高涉及环境的技术标准，对我国的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造成了重大影响。

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往往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自然资料的消耗上。稀缺导致争夺，传统工业能源结构从煤炭转向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永续供应问题。为此，西方国家长期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并取得了成果。如太阳能飞机、氢能汽车、电动汽车以至风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能等。一旦这些以可再生的丰富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系统得到成熟，对现有的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污染严重的技术体系将被淘汰。这对仍沿袭传统工业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是一场灾难。文化理念养育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引导技术发展，一系列的新技术的产生，将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重组。

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已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谁的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谁就在国际关系上日趋被动。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

从国内安全角度，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性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

历史是人类发展的镜子，用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研究生态文化，就是要对人类整个文明史、对人类社会进行生态学透视，对已有的文化多样性进行辨析，从教训中总结出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验，从而使人类社会在保护生物圈的物种多样性、保护地球家园的同时，得以持续发展^[4]。

3.环境文化是环境道德文化的支撑

环境文化的理念，要通过相应的法律和道德体系来实现。古人有“道德”与“道法”这两个概念，分别出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老子的“道法自然”。所谓道德，指“德”出于“道”，人的伦理规范出自天道的自然法则，“法网恢恢”建立在“天网恢恢”的基础上。“德”指的是管理者通过自我克制办好公共事务，被管理者自觉遵循自然法则；“法”指的是对侵犯自然法则而危害群体延续的行为进行惩罚。

环境文化即是遵循自然法则维护群体延续的文化，从环境文化的角度看待。“德”是将自然法则视为我们自觉行为的准则。“法”就是要坚决维护自然法则不受侵害。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范犯罪行为于先，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法律与道德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孔子曰：“道之以法，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是通过惩治来警示人，人们担心受惩处而不做违法的事情；道德是通过是非荣辱来引导人，人们出于自觉而耻于做坏事。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即便在西方，他们的法律法系也是从基督教道德体系里产生的。

经过多年努力，截至2003年10月，我国制定颁布了9部环境保护法律，10多部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30多项环境法规，及466项环境标准。从我国环境法制的现状看，无论是新法律还是正在修订的法律，已开始吸纳环境文化的基本思想，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的立法目的就是要“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环境法律的实施，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严重现象，原因之一就是环境法律还缺少足够的环境道德文化的支撑。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愈按传统生产方式发展经济，资源消耗就愈大，污染就愈严重。但日本人口资料压力更大，为什么环保做得比我们好得多呢？这不是经济实力的问题，而是人们的环境文化素质问题，表现在公民能否自觉响应政府的行政命令。公民与政府行政的相呼应，来源于国家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行政人员的以身作则。环境文化会将先进的文化行为变为全社会大多数人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将转化为全社会的道德共识，道德共识将演化成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可见，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环境文化的发展，必将为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我国的法治与德治的建设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

4.环境文化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奠定文化基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平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需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而发展绿色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赋予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其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环境文化所创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所创导的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的生态文明，所创导的以“执政为民”为宗旨的环保工作，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们事业中的最高体现。

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必须有知情权，人民有权知道所发生的环境危机；人民对环境问题必须有监督权，尤其是有权监督那些影响环境的政府公共项目；人民对环境问题有参与权，特别要参与那些涉及环境安全的战略决策。没有民主，没有民众的参与，环保只会变成少数人的事而终将一事无成。因此，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建立起透明，公开的约束机制、建立起舆论、建议的通畅渠道，使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受到监督，使一切行为主体，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个人还是集体，都只能活动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发展环境文化，将使经济、社会、环境有效结合，形成对政府、企业业绩的综合考核标准，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演进奠定重要文化基础。

5.文化激励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统一以文化的统一为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是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前提，文化的混乱必然导致心灵的混乱。心灵的混乱必造成社会的动荡。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大规模的文化冲突之后，中华民族文化总能兼容并蓄，将冲突的各方文化整合为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形成更为恢宏深厚的民族精神，从而使中华江山一统，国泰民安。如春秋战国的混乱导致了恢复大汉，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又塑造了泱泱大唐。近代的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百年冲突，更诞生了不畏强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地吻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指机械地恢复到自然经济和释、儒、道、法的文化传统，也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生。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形态，继承传统、改革维新，是我们的使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