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规律本身不是保护生态的命令，从自然规律到保护生态，有一个转化的环节。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规律转变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必须“禁止损害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行为”，就是这个转化环节。或者说，生态伦理观念就是自然规律与生态保护之间的“桥”。由此对自然规律的朴素认识向生态保护与利用规范化转化。

（1）老子从宇宙整体性观点出发提出“道法自然”的生态利用思想。“尊道贵德”是《老子》理论的核心，老子把“道”提升为对自然总规则的高度，他说的道大体上有三层意思。第一，它先于天地存在，产生了天地万物；第二，它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清代哲学家王夫之解释为：道，自然无为，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物不是它所为。第三，“道”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圣人之治就是按“无为”的原则。“为无为，则无不治”。按照这一原则，过顺乎自然的生活，是人的最高德行。

（2）程朱学派从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角度，提出生态保护思想。朱熹认为，仁者是“天地万物之心”，仁的基本内涵是“心之德”、“爱之理”，也就是说，仁爱是人心的根本德性。“在天地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朱文公文集》）。

明代的王阳明也是以“天地万物一体”而提倡“仁民”“爱物”，就是说，由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爱人就要爱物，包括爱惜有生命的鸟兽草木，也爱惜没有生命的瓦、石。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离不开从人的利益出发阐述“生态伦理”思想，因为生物和自然界对人是有价值的。也体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类生态思想，开始把人独立于自然界，即有了人本思想。儒家和道家都把爱的伦理原则推广到生物和自然界，把生物和非生物作为两个范畴提出，非生物则主要是指现代生态学中的环境。

道家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人”（《庄子·天地》）把爱人和利物作为道德要求，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用现代生态学语言表达，就是：人类既要利用生态资源，又要保持生态，更新自然资源，达到永续利用目标，这才是有道德的。

儒家提出“爱人及物”，“仁爱，爱人之及物也”。可见儒家、道家对待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基本态度是：爱万物，永续利用万物，人天地万物是一个有序的整体。这和现代的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极为相似。

（3）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生态良性循环目标。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与天地相参”。“参”的含义为：天地人三者相互作用，兼利万物，用当今术语解释就是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协调发出，和谐进化。“和谐”与“合作”是最早的良性循环目标。“和—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对当代的发展思想仍然很有价值。儒家发扬“和—合”的思想，孔子把和的概念主要应用于人际关系，主张“为政应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在《礼记·乐记》说“礼之用，和为贵”。“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归化，序故群物皆别”。孟子强调“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荀子把“和”与“神”（贞）联系起来，他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谓之神”（《天论》）。意思是说，万物获得各自需要的和谐之气而生存，获得各自需要的滋养而成长，虽然看不见它们如何工作，却看见了它们的成绩，这就是“神”，可见，“和”是非常重要的。

用现代生态科学的观点看，和与合是世间万物运行的前提。先哲们力图把对自然规律的最初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首先形成了生态伦理思想，又把这些思想要达到的目标归结为万物之间的和谐，和谐即良性循环，只有良性循环才能实现持续进化，而进化就是发展，发展就必须容纳“差异”。这是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精华，也是先哲们从中悟出的最基本的自然生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