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半段是阶级斗争，一切以政治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半段是改革开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者把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同于单纯的GDP增长，认为只要GDP增长了，人口、资源、环境、政治、文化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都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先污染、后治理”思路的由来。可是许多因素表明我们无法实行“先污染、后治理”。因为，①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早已划定分割完成了国际一系列不公平的规则与市场，就全球范围而言，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发达国家环境和资源成本买单，中国的生态成本根本转移不出去，绿色贸易壁垒就是其中之一，当他们往我们这里转移时不制定，我们向他们那里出口时他们就制定，WTO也是如此。②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结构太差，人家能够支持到人均GDP8000～10000美金时解决环境问题。但我们在人均2000美金的时候，环境危机已提前来到，不用等到全面实现小康，5年后就是环境风险高发期了，我们只能提前付出成本解决环境问题。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成为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④最重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和谐文化，中华民族是全世界近两三千年以来唯一的以国家形态存留下来的同根、同种、同文的民族。犹太民族虽然同根同种，但他们不是以国家形态留下来的。和谐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我们不能先破坏了家园再来重建。所谓国家形态，一是指伦理体系；二是指国家制度，中国的伦理体系和国家制度充满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智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些生态智慧，中华民族留存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