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影响环境公平问题

环境不公平，必然促成社会不公平，社会不公平也反过来加重环境不公平和城乡不公平。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仍沿袭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拉大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马克思说：“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头是人与人的关系”。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环境不公平加重了社会不公平。

（1）城乡不公平。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退，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现代化成果所边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1.8∶1扩大到90年代的2.5∶1，2003年多达到3.2∶1。我国1988年的基尼系数为0.34，1995年上升到0.39，到2003年度上升到0.4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中国已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据世界银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我们企图通过城市化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但城市规模的扩大，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却是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和推诿就业安置，失地农民不仅没有现代化，反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潜伏下更大的社会危机。对环境治理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十分薄弱。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

（2）区域不公平。不发达地区在竞争中日趋落后，中国的区域差距日趋扩大。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中国的区域差距日趋扩大，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统一和谐，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却相应下降。从人均GDP来看，1980～2003年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环境状况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藏，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从宏观上看，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境保护方面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

（3）阶层间不公平。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巨大的国有资产，经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很大，在城市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3.09倍扩大到2000年的5.02倍；在农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4.8倍扩大到2000年的6.5倍。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实行汽车单双号限行，会后公众讨论单双号限行继续实施的可行性问题，有的有钱人总是提出，实行单双号限行，我再买一辆汽车，完全是一种不合作的架势。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

（4）国际不公平。占九成人口的贫弱国家，在无知和无奈中变成了被富国操纵的市场和廉价劳力原料的供应地，地球的资源与环境容量有限，而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都假设地球的资源无限，还假说被开采并转化成商品前的资源无价。结论是：凡经济增长都是通过高消费推动，凡资源环境的稀缺都可通过自由贸易交换，凡世上最理想的社会可以将资源“按需分配”。从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建立在尽情开发自然、大量排放废物、盲目奢侈消费的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技术优势和军事力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占用了全球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引发了多起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他们凭借足够的经济技术手段，在工业化行将完成的时候治理了污染，即所谓“先污染，后治理”，并初步构建了国家内部的社会补偿机制。他们将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留在自己环境良好的城市，而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传统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世界，是霸权政治与强权经济的世界，发达国家更是透过一系列国际组织及衍生出来的法律、条约、协议、控制了全球化市场。因此，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全世界60多亿人口中，12亿人营养不良，体重不足；12亿人营养过剩，体重超标。10亿最穷的人所患的主要疾病是疟疾和结核，10亿最富的人更多地死于肥胖和缺乏运动。当世界粮食大量投放于发达国家喂养禽畜和生物能源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多数人为了生存，使更多的森林草原沦为耕地，更多的江河被截留灌溉，更多的土地荒漠化，物种消失，100多年前地球每4年灭绝一种动物，现在每年灭绝生物4万种。

发达国家对此有另外的视角，他们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及时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工业化转向现代工业化，现在主要西方国家已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邻国日本、韩国最关心的是沙尘暴，他们认为沙尘暴100%来源于蒙古和中国，落在他们头上的酸雨50%来源于中国；东西亚一些国家抗议我们在上游修水电站，破坏了他们的生态；俄罗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认为我们的造纸业毁坏了他们的原始森林；美国认为我们10年内会成为他们西海岸的主要污染源。

最重要的是所有发达国家最关心我们CO2排放问题，世界300多个环境公约，中国加入了50个。以《京都议定书》为例，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但是定出了一个削减计划，又定出了一个新能源发展计划，估计在5年内可能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美国将从碳排放全世界第一变成第二，而我们将变成第一。

环境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际压力，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着我们的国际形象。在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今天，周边邻国开始越来越关心中国跨界河流海域的开发污染，主要西方国家更加关心中国在若干年后将成为第一大CO2排放国。中国已加入了《京都议定书》，虽然作为发展中国家前期没有削减温室气体义务，但如果现在不痛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当第二阶段轮到兑现削减承诺时，中国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减，成本太大；不减，将成为全世界众矢之的。在国际贸易方面，欧美已开始对我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中国的最大出口行业是纺织和机电，2007年欧盟对机电产品的两项环保指令，就使我国机电出口每年损失317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的71%。

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经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资金去治理污染。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优势，使GDP得以骤增，但很快就因为越来越大的能源环境制约而不能持续。更令人忧虑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沿袭了传统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带来了内部社会更大的不公平。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又无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廉价地占有世界资源，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造成了城市膨胀，农村人口依然过剩，规模化经营土地没能实现，政府的财力虽已大量向农业倾斜，巨额补贴，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

在当今，所有环境要素从根本上说都是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自然资源的滥用，其中核心问题又是公益性很强的资源被滥用，说到底，主要是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不公问题在社会不公平中日益凸显，生态不公，主要体现在一些强势群体，通过对公用性很强的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占有来对财富的聚敛，同时也就剥夺了弱势群体享用自然资源的基本权利，而强势群体对自己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所聚敛的财富进行规避。资源环境问题，实际上是最深层次的利益问题，它的解决程度是一个社会法治和德治水平的综合衡量尺度。所以，解决社会问题，适合以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的解决为中介，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都会找到着力点。

人类对其自然的总体需求与污染物排放量早在1980年前后就已达到了地球的可承受能力，发达国家人口不足世界人口14%，却消耗着全球商业能源的80%。为弥合差距，1999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向世界郑重承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要占本国GDP的0.7%，并无偿转让环保技术。10多年过去了，资金援助反而由占GDP的0.36%下降到0.23%，除了北欧几个国家，发达国家普遍失信。新能源技术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发达国家没有全面兑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和资金的承诺，他们只转让设备，不转移技术。与此同时，他们反倒设置了一系列绿色贸易壁垒，来保护自己的制造业，限制我们产品出口。发达国家以14%的人口控制了世界85%以上的资源，实行生态殖民主义。一方面提高本国的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引进，新引进的可能比我们原有的先进，却永远比人家先进的落后，落后再引进，引进再落后，永远跟着人家后面往复循环。

发达国家一边在进行自身工业化的转型，一边“有限帮助，无限督促”发展中国家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里，他们最关注中国，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真正在转型，他们不相信中国一再宣传的“和平崛起”。他们知道中国若按老路往前走，在今后25年内仍按照现在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来实现工业化，就会消耗全球当今粮食总产量的2/3，每天会消耗掉1万桶原油，超过全球今天总量的25%，煤会超过全球总产量的30%，钢会超过西方所有工业国家产量的总和，汽车会超过全球总产量的38%，这样，中国需要1.2个地球来支撑。因此他们推断，中国必然会插手全球资源开发，必然会影响全球资源价格，必然会插手和涉及国际金融秩序，必然会保护能源通道，进而必然会发展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发展航空母舰。为此，必然会与唯一的武器供应国俄国联盟，卷入一些地区性政治、支持伊朗、苏丹、委内瑞拉。这便是“中国威胁论”的来源之一。所以欧美发达国家集合起来对我们施压。

中国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成本，中国科学院算了一笔账，同样干一件事，世界平均每花1美元，在中国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美元成本中，生态环境占0.17美元，结构不合理与管理不善占0.08美元。因此说，要想了解人们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水平，需要把代表平均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代表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代表经济社会协调持续的人文发展指数、代表城乡差异程度的二元结构指数以及代表资源能源利用水平的集约化指数等集合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社会公平的核心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等，上述这些不公平都是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表现，逃避并推卸责任，都会使中国社会难以和谐，世界难以安宁^[9]。

中国社会的公平诉求、新型工业化转型需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候，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从环保这个能够使所有人共赢的领域切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的优势，展开一场导向和谐社会的公平实验。

因此，我们只能实行“绿色和平崛起”。潘岳同志提出，要建立八个体系：①低消耗生产体系；②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③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④持续循环的环境资源体系；⑤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⑥更加开放的金融贸易体系；⑦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⑧开明进步的民主体系。我们必须对内对外这么做，才能真正减缓我们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