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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解决的基础核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因为思想文化决定了社会制度、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的选择设定。中国环境问题从理论上探索，首先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以前我们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斗争哲学，其实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矛头所向，而且在“唯生产力论”的误导下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次优秀传统文化的缺位加重了道德问题和信仰问题，追求物质财富成为社会唯一目标，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发展的束缚。

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主要在于这个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家、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字。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而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在包括儒学在内的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性与人的三纲伦理等。但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一概抹煞、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

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市场经济，我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负面现象。这些情况的产生固然有多种原因，但都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缺位有很大关系。有些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思想”。

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流的儒家思想，一向重视人的修养和规范，意在使人成为一个有良心、有道德、有教养的人，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以及家庭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人，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当然，这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有着时代局限、阶级局限和理论局限，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也具有超越的价值，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

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十分正确、意味深长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将是更多的灵感、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帮助我们应对各种人生问题，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帮助涵养是新时代的新道德、新秩序。

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其占首要位置的，就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成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思想和主张，有如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文明的天空，如“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中庸之道”、“杂于和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对于应对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都能提供重要的启迪，乃是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虽然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已成为全球的呼声。然而，当代世界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我们如果放弃自古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重振国学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谈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发展，或者说中国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思想资源。同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相契合。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也唤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与之相对应、相契合的因素，使其以一种新的形式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发展的重要营养元素。如中国人天然所具有的“大同理想”、“天下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观念，就具有原始的、朴素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使中国人能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靠近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再比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他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

当然，党的理论学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根本性超越，国学当然也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国学不能救中国，但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对立元素，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基础和依托。不但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党的理论主张，扩大党的理论吸引力和影响力、亲和力和民族性。党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使用“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概念，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同，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个特点^[21]。

另外，我们对现代文明中的精髓缺乏深刻的认识。例如权利和契约这两个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环保的必要条件：各种环境权利普遍界限模糊，环境和资源无法进入生产成本核算；各利益群体间因缺乏公平博弈的平台来达成契约，弱势群体的环境权利被剥夺等。思想上的片面性必然导致认识的错误，文化上的缺失必然是造成行为的短视。

1.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构造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明方向

西方国家爆发生态危机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反思生态危机的成因，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性质、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消费理念共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征服掠夺自然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破坏状况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但是他们都深刻地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他们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危虽然体现了现代工业发展的某些共性，但根本还是社会制度问题。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绿色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马克思深刻分析道：“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像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社会是由人生产的，自然也在按“人化”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成为“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说，“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因为自然史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总是以社会的形式出现，人改造自然的状态，受到人与人关系的影响；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物质关系又是基础。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互为中介，也互为制约。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自然因素始终发挥着基础作用，而人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攫取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也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他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服从于人的需要”，“劳动本身只要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他说，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对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人的和解”。这两大“和解”，一个是针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即对资本主义文明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掠夺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一个是针对人与人矛盾，即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解”就是“和谐”，两大“和解”就是两大“和谐”，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二个观点是阐明人存在的二重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顺应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积极顺应只能是“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生态观的第三个观点是生产力学说。马克思是从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相统一的角度论述生产力的，指的是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的结合。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的发展时，总是强调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将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综合起来，便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人类自身生产所提供的劳动量与物质资料生产所提供的生产资料量之间配置是否适当。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马克思生态观为构造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明了方向。

2.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环境文化相结合，奠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文化基础

环境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环境文化在世界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环境文化相结合，必然形成一整套人与自然和谐，诚信友爱、注重精神超越的全社会奉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命脉不绝、精神不倒，是因为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既重视自强不息，又崇尚和谐包容；始终强调与自然合而为一；强调和平的国家关系；强调宽容自由的个人信仰；强调公正的社会；强调个人对“天下”的责任。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自由的精神高度吻合，也与生态文明的思想非常接近。

我们必须重新构建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反对从整体上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虐症与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应从比儒家思想更为广阔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去发掘适合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看，完备的道德宗教文化，相互补充包容的信仰价值与道德规范，仍然可以为中国人提供精神需求。

我们必须理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要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作为西方文明成果，它要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在实践上的成果，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理论上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儒家群体价值观与集体主义；儒家伦理道德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儒家和谐与安定团结；儒家变革维新思想与与时俱进；儒家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儒家节用裕民与艰苦奋斗；儒家强本抑末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都能找到相通互补的结合点。

我们必须理顺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两者互补会对现代化进程形成新的合力。“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绝对不仅仅是儒家精神的胜利，也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合力，而是东西方文明交融成功的胜利。由于全球化趋势，东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在同一时空、不同层面出现了交锋与碰撞，我们应将传统与现代的道德精神有机联系起来，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含义。不以中华传统文明为基础，我们现有的道德资源就不足以解决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弊端；道德力量强大时，可以形成潜在的规范力量，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诚信。在遏制全社会的两极分化这一点上，我们应借鉴西方将市场经济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

3.重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

思想文化观念统一的前提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制定一个战略目标，把环境因素提到整个宏观经济决策链的前端。

没有考虑环境因素的战略规划必带来负面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能源和经济结构都在资本的作用下进行着重大调整，如果仍然按照同一种增长方式，肯定要出结构性问题，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我国有些城市规划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城市布局像“摊大饼”一样不断扩张，加剧了用水紧张、能源浪费、交通拥堵、热岛效应与空气污染。一些地区在作能源、电力、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时，由于没有考虑生态承受力，已造成几代人都难以恢复的生态问题。

（1）应该把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与宏观决策之中。综合分析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奇缺的能源、淡水、耕地、矿产、生物五大资源以及现有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对各类重大开发、生产力布局，变无序开发为有序开发，变短期开发为持久开发。

（2）应该重新调整国土规划。打破行业垄断和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人口、经济、资源总量与环境容量，制订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发展目标。据此制订土地、流域、区域以及工业、农业、能源、城市建设、交通、林业等不同的专项规划；再按照产业结构、产业方向进一步确定开发方式；再根据土地利用结构，确定重点开发区域，制订地域开发计划。当前，要按国家部署做好土地资源复查，并根据复查结果修订国土规划。

（3）确定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据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同时实现资源能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与经济高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在全球，走循环经济之路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和争夺国际发展制高点的一场新竞赛。循环经济的发展政策不仅深刻影响国家经济的走向和抵御未来风险的潜在能力，而且通过各种国际绿色标准、资质、标志、日益延伸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甚至国际政治诸多领域。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循环经济能力能否成功。

我们应该迅速制订新能源战略，我国新的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新能源战略是我们走出环境和经济“非此即彼”困境的唯一出路^[22]。

[1]远古时代（约180万年前至公元前2070年）人口数量低于140万人，魏晋南北朝（220～589年）时人口数量5000万～8300万人，元朝（1279～1368年）时人口6500万～15000万人，到清朝后期（1840～1911年）人口37200万～43189万人，即人口从5000万人增至到137200万人用了1600年。

[2]工业革命：指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18世纪30年代英国约翰·怀亚特宣布发明纺织机，揭开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序幕。到80年代制成了实用的蒸汽机。产业革命迅速扩展到各个部门，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面貌。到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随后，美、德、法、俄、日等国也于19世纪内先后开始并基本完成了产业革命。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P226。

[4]“八大公害”事件指：
1.马斯河谷事件。1930年12月1～5日，发生在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由于气温逆转，工厂排出的煤烟粉尘和有害气体，在近地大气层中积聚，一周内60多人死亡以及许多家畜死亡。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达25～100mg/m3。
2.多诺拉事件。1948年10月26～31日，发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弥漫的大雾致使全镇5511人相继发病，发病率占全镇人口的43%，导致17人死亡。大雾成分主要由二氧化硫气体组成。二氧化硫与金属、金属化合物作用，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达0.5～2.0mg/m3，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36年在洛杉矶开采石油后，刺激了当地汽车业的发展。至40年代初期，洛杉矶市已有250万辆汽车，每天消耗约1600万L汽油。大量含有碳氢化合物的尾气排入大气中，在日光作用下，尾气转化为浅蓝色的光化学烟雾，造成车祸和飞机坠毁事件增多，使这座风景优美的滨海城市成了“美国的雾城”。在光化学烟雾的刺激下，当地居民的眼、喉、鼻患病率和死亡率增高。远在百里之外的柑橘减产、松树枯萎。
4.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5～8日，素有“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突然有多人患呼吸系统疾病并有4000多人相继死亡。此后两个多月，又有8000多人死亡。导致大气严重污染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大气中尘粒浓度高达4.46mg/m3，是平时的10倍。二氧化硫浓度高达1.34mg/m3，是平时的6倍。
5.水俣事件。1935～1956年发生于日本熊平县水俣市，由于一家生产氮肥工厂的废水直接排入水俣湾。含甲基汞废水污染水体，先后发现了“猫自杀”，人食用水俣湾鱼中毒，中枢神经患疾等事件。1956年18人死亡，1964年新澙县4人死亡，1972年统计水俣镇50多人死亡，新澙县贺野川8人死亡。
6.四日市哮喘事件。1961年发生于日本四日市。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东部沿海的四日市设立了多家石油化工厂，所排出的含二氧化硫金属粉尘的废气，使许多居民患上哮喘病，有些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到1972年确认有10多人死亡。
7.骨痛病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富山县神通川上游开设炼锌厂，排入神通川的废水中含有金属镉，含镉的水用来灌溉农田。人们食用含镉的大米和饮用含镉的水而中毒，全身疼痛，故称骨痛病。据统计，1963～1968年5月共死亡128人，到1977年又死亡79人。
8.米糠油事件。1968年3月，日本九州爱知县一带生产米糠油过程中，不慎混入了多氯酸苯，致使1400多人食用后中毒，4个月后，中毒者猛增到5000余人，并有16人死亡，用生产米糠油的副产品作为家禽饲料，致使10万只鸡死亡。

[5]宋宗水，等.改革·崛起·发展——新疆林业道路选择.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8.P64；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P88

[6]朱淑芳.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2006.8.P45。

[7]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0]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8.P103。

[12]章尺木，骆玲.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2005.12.P61。

[13]许崇正.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光明日报，2007.7.3，10版。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374～375。

[22]潘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光明日报，2006.7.19，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