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使人类社会付出了过量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沉重代价。面临全球性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世界上不少国家致力于发展新型工业文明，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的目标。

（1）从自然资源开发转向知识资源增值。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工业化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从注重开发自然资源转向开发知识资源。经济增长、环境建设和社会文明共赢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一大特征。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在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今天，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下降。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分析，物质资产投入只能解释这些差异的不到30%，70%以上直接或间接归因于知识、信息、教育、技术等无形资本。从国际上看，资源开发导向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缓慢，而知识开发导向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则要快得多。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西欧一些国家，它们的自然资源极其匮乏，都是靠人力与知识资源的开发促进了经济发展，物质产品需求弹性低、易受外部市场需求变化冲击的影响，造成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而知识发达地区则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开发知识资源，关键在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吸收能力、知识交流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这三种能力的建设将带动教育产业、信息产业和科技产业的发展。知识吸收能力决定于人力资本状况，包括人力资本存量，即人口已经接受教育的状况和新人力资本的创造状况，即人口正在接受教育的状况。知识交流能力反映一个地区的人口传播知识的能力，决定该地区人口在其需要信息时是否有获得信息的途径和手段以及知识传播的效率。其衡量指标包括：第一代纸质信息传播工具（人均报纸订阅量），第二代电信交流工具（电话普及率），第三代网络交流工具（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知识创新能力则反映一个地区知识生产的能力。知识生产能力是一个地区的核心能力，其衡量指标包括：人均国内专利授权数和人均国际检索收录论文数。

（2）从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向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后工业化时期的又一特征，也是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种新型工业生产方式。清洁生产对污染的控制由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和源头治理，使环境保护发生重大的战略转变。清洁生产要求工业企业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在生产、储运、服务和产品消费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同时，要求政府为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提供政策支持、技术帮助和资金补贴，清除影响清洁生产的各种障碍，并且通过绿色标志等制度的建立，提高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责任感，扩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清洁生产的五项基本原则：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最小化、资源消耗减排量化、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资源以及原料和产品无害化原则。其主要技术路线包括源头削减、生产过程控制和回收利用。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越来越为各国哲学家及环境学家所关注，并于20世纪40年代产生了生态环境伦理的哲学思想，生态学的最早建立者，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中说：“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生命所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地球的历史已有46亿年，而人类诞生不过才200万年，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人类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谁掌握谁的问题，而因该尊重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原则。从道德意义上看，人应该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因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大地是人的生存之所。人受惠于大自然，理应成为他们的维护者。毁灭大自然，不但是毁灭大自然、毁灭人类自己，更是毁灭一种崇高与神圣。

20世纪80年代早期，少数西欧国家家如德国、荷兰和英国，首次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主要以欧洲经验为基础，描述一种新模式，追求经济有效、社会公正和环境友好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环境持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态现代化取得巨大进展。OECD^[7]国家52%的环境指标已经与经济增长脱钩。脱钩的含义是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超过环境压力的增长；或者经济增长，而环境压力稳定或下降。

后工业文明在发达国家正在开始实践，至于生态文明，对我国来说，在国家意志指导下正在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