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58年开始调查河北方言词汇，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回想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1958年是一个所谓“大跃进”的时代，当时各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分院。我于当年从北京大学语言专业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分院内成立了语言文学研究所。我到河北保定报到时，语文所也就我一个人。后来研究所很快随河北省会迁移到天津，才陆续来了一些人，但搞语言的仍然是我一个人。分工负责语言研究的副所长由天津河北师院副院长朱星先生兼任，他很快随学院迁到北京，改名河北北京师院（就是现在中医药大学那个校区）。地方科研机关如何确定任务，大家都不太明白。于是朱星先生请教吕叔湘和丁声树先生。吕先生回答说，“鄙意以结合地方特色，可以搞河北方言调查研究”。丁先生回答同吕先生意见基本一致，但他特别强调了加强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后来所里决定我单枪匹马搞河北方言词汇调查。工作如何开展我又专程去北京大学请教袁家骅先生。方言学就是我在大学学习时袁先生把我引进门的。正好这时丁声树先生领导语言研究所方言室调查河北昌黎方言，丁先生让我随他到昌黎朱建坨村（现归卢龙）学习调查，有幸在丁先生身边经历了昌黎方言调查全过程，直到工作结束才回到天津。这次真正学习到不少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大致知道了如何开展方言词汇的调查。这段经历得益匪浅，终生难忘。我在纪念丁先生的文章中有较详细的回忆。

回到研究所后，我就如法炮制，用调查昌黎方言的词表略加调整在河北省开展方言词汇调查。当时河北分10个专区，150多个县，干这项工作的还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只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当时还不能蹲点调查。按那时的专区分10个片，每片按县设点调查。调查词汇从收集资料说，好像没有语音调查的专业性那么强，人手不够可以借助社会力量。河北省教育厅很支持这项工作，负责具体工作的宁汝芳同志更是认真负责，因为这也是推广普通话的基础性工作。由教育厅发文，每县选择两名熟悉当地方言的语文老师，老年和中青年各一名。我就分别先后按专区分片开会培训。由于省教育厅和各地教育局支持，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每片开会两天，主要动员讲清调查方言词汇的意义，培训调查的方法，还有半天实习。就这样全省启动会就花去了50多天。调查开始后，我的任务就是检查进度和质量，研究解答调查中的问题。这一年多时间我基本上在河北省的县里走动，到县里去与调查员共同调查。一年多后，所里分来两名学师范的大学生、一名高中生协助我整理资料。要把各地调查的材料汇总打印出来在当时也是一件十分繁难的工作，所以临时又从各地借来了几名优秀的调查员一起工作。如束鹿辛集中学的靳荩忱、石家庄古月中学的齐杲昌、唐山车轴山中学的王建之以及檀伐云等同志，利用假期借到天津协助审订调查材料，最后由我通读定稿。这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约定的项目，整理通读完后即送交出版社。

1961年河北省又同天津市分家，河北人民出版社搬回保定。语文研究所留在天津，由天津市委宣传部主管，河北大学代管。1962年我也因机构调整，工作需要调天津师大教学。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整风整社”和“四清”等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既无人关心，也无人敢过问书稿出版的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旧事重提，我才去追查书稿的下落。保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武斗有名。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内有多次武斗，书稿丢失损坏，再也找不到“河北方言词汇编”原稿下落，也找不出谁来承担责任。当年的责编是康迈千同志，他也没有办法。原留在研究所的一套底本，也在“文革”中当废纸处理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徒唤奈何！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因为该稿在定稿前曾打印过征求意见，虽然这些油印本大都在“文革”中毁了，但总希望会有残留。经过多方搜求总算找出一些残篇断稿。遗憾的是这些稿子同正式定稿并不完全相同，既不完整又非常粗糙。后来朱星先生建议从中整理一些较完整的条目在《天津师大学报》上发表，学报主编张虎刚同志十分支持。

学报连载了三期后，引起了读者和有关方面的注意。这才再次启动搜寻原油印征求意见的初稿，争取恢复原始稿本的面目，但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找调查人员，分配任务进行复查核对了。为了不致让过去大量劳动白费，虽然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早已不复存在，我也改行从事教学工作，但总觉得有义务和责任把它整理出来。于是一方面自己带着残稿到一些重点地区去调查、补充核对，另一方面邀请省内各地的一些友人和个别还有联系的原调查员帮助，断断续续经过3年多时间终于整理出一个新的“河北方言词汇编”稿。这段时间先后参加协助整理、补查、核对工作的主要有王铁琨、吴振清、石锋和王小龙等同志。他们在百忙中挤时间帮助我工作。

1983年我调北京中国文改会（即今天的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1984年组织上调我去语文出版社协助社长吕叔湘先生工作，自然不好在语文社出版自己的书。1986年商务印书馆知道“河北方言词汇编”稿后，希望由他们出版。鉴于该稿审读和排校的困难，出于友情和责任感，王维新同志主动担任责编，虽然他当时担负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1995年该书正式出版。

这本书历经曲折，融入了不少同志的辛劳。我要真诚感谢参加调查的300多名各地调查员和先后参与整理工作的原天津语文研究所同仁田俊山、潘广福、翟国琴、杨春芬和研究所领导涂宗涛等同志以及河北大学1960年应届毕业生，张世禄、于伯琴等几位同学在研究所实习期间帮助校核资料等工作，要感谢“文革”后帮助补查整理、恢复原稿的王铁琨等一大批友人和同行。

与此同时，还要特别感谢鼓励指导工作的几位老师。丁声树先生不仅教我如何调查方言词汇，还鼓励我即使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吕叔湘先生提出这个选题，中间也多次关心过问工作情况。李荣先生是《河北方言词汇编》第一位认真审读者，他很支持这项工作，但认为词条没有记音，其价值就大打折扣。他还说那篇“前言”写得不错，但你自己也会犯那样的错误。他的话非常中肯。他对我说，自己可能是乌鸦落在猪背上，只看见人家“黑”吧！那篇“前言”中批评别人的话只能当作“共勉”之词。朱星先生更是词汇调查自始至终的指导者，只可惜他和丁声树先生、袁家骅先生未见到本书出版就去世了。今天上述各位先生俱已先后归道山，谨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和敬意吧！

本书初版印数不多，近些年不断有人询问这本书。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同志支持再版，责编刘一玲同志认真落实有关工作，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谢俊英博士细心审读了原书，她和刘一玲同志发现了内容和印刷错误多处，现已一一改正。谨向他们的支持和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李行健

200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