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的极端重要性

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使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从私有制社会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人民政权，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采取人民政权自上而下的领导、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这种方式进行的，因此，我们把它称作社会主义改造。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理论界、史学界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一些人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例如：有人提出，既然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那么，当年对它们进行改造是不是有必要？既然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看起来似乎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差不多，那么，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复归呢？还有人提出，原定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结果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没有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配合，这是不是在实际上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呢？还有人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本身就是早产儿，苏联的垮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这样。中国搞改革，实际上不过是要补所缺的资本主义这一课而已。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进行思考并加以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第一，这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决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取得的。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否定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样一来，就一切都谈不上了，半个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都会被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了。

第二，这关系到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国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而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否定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根本谈不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了，因为党的基本路线不是别的，正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三，这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也就否定了在中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根据。这样一来，改革要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就会成为问题。由此，各种私有化、自由化的思潮就会泛滥起来，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会难以坚持了。

正因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对此是不能不认真地讨论清楚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历来是给予高度评价的。邓小平说过：“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尽管“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胜利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这是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次作出的明确肯定。我认为，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评价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应当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去论证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答复人们对此所提出的质疑和进行的责难。下面，我想对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为了保持论证的完整性，有的地方我不得不重复自己在以往所写的有关文章中的若干论点和材料，这是事先应当说明的。

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需要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呢？从世界历史上看，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美、日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是走通了的。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搞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这个事实，是有说服力的。

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呢？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整个民族工业资本不过只有20.08亿元人民币（1952年币值）。它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这样，中国就难免会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还有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吗？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已经丧失了。正因为如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胡乔木在1989年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正是从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的。他指出，决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有以下四个基本因素：第一，“中国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关键”。因为经验表明，“一定程度的统一计划性，以及拥有相应的物质手段或宏观调控能力，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始终是必要的”。第二，“中国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主要是由国营经济承担的，这当然需要大大扩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第三，“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和发展困难”。它不可能成为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主要依靠。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与政府、国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第四，新中国的国际环境。据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篇文章中，胡乔木没有论述农业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恰恰是党和国家为推进工业化的事业所作出的一项重大而又必需的抉择。因为这样做，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个体农户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亩，一户10来亩，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仅占有耕畜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一个农户一年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仅为52.3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工具的为6.5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收获，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等，都有很大的困难。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是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的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会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中国农村是在1955年下半年掀起合作化高潮的。以下两条材料对于我们理解中共中央为什么在当时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很有帮助。

其一，陈云在1956年4月应邀访问越南时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等人的谈话。陈云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起初注意开荒，但可开垦的大片荒地在东北和西北。那里居民稀少，每年只能耕种一次，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在东北每亩需五十元，西北每亩七八十元，而年产量是一二百斤。假如开荒一亿亩，投入五十亿元，产量以每亩二百斤算，不过二百亿斤，收获不大。所以这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因为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很长，所以它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因为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旱地大量改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这两者的关键在于搞水。“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

其二，毛泽东于1958年9月5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1955年上半年那种“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的情况。他说：那个时期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看也可以讲是一种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那些当了县区乡干部的党员，他们煽起一些农民，本来是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种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由于破除了种种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以上材料表明：中共中央作出的大搞农业合作化的决策，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农村状况及农业增产途径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其首要目的，在于通过搞合作化以增产粮食，从而适应国家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考虑的。大家知道，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期，在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造，鸟的两翼丰满了，鸟的主体才能腾飞起来。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03—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