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己亥冬至（2019年12月22日）下午，当我审校完这部拥有48万多字、280余幅配图的《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最后一页时，不由自主地长舒了一口气。自从上个世纪末生发撰写这部书的念头以来，历经多次波折，如今终于满愿，我不禁感慨万千。

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为纪念弘一法师诞生一百周年，在北京法源寺举办了“弘一法师书画金石音乐展”。主办单位后来从此次展品中精选出弘一法师著作13万字、故旧纪念文章约11万字，配以图版，汇编成《弘一法师》纪念集，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我在青岛湛山寺法物流通处购买这本《弘一法师》反复阅读之后，对弘一法师肃然起敬，尊崇有加。此后但凡遇到与弘一法师李叔同相关的书籍、资料，无不尽收囊中。由此也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生平行迹、艺术造诣、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其性格特质，乃至他出家之后弘扬佛法、持律谨严、自度度人的情况以及取得的成就，有了大致的了解，并由此生发撰写这部书的念想。后来经过三次撰写尝试，终因自己手头积累的资料仍不充分而将其暂时搁置。然在我心中，却一刻未能将其忘却，并利用一切时机和条件，继续注意强化资料方面的准备工作。例如，当青岛工人文化宫邀请我为“知识就是力量——每周一讲”讲座时，我选择第一讲的题目就是“弘一法师在湛山”，目的就是借此机会再次尝试进行这部书的撰写准备工作。

2008年2月12日，当我得悉由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主持编纂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后来改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大藏经·续编》编委会在《光明日报》、光明网上发布关于“征聘《中华大藏经·续编》点校人员启事”后，立刻按要求在网上报名。经过《中华大藏经》编辑委员会审查并在举行严格的考试通过后，我应邀参与《中华大藏经·续编》的标点校勘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亲自参与这项以“中华”国号命名留给后人文化遗产的重大出版工程，实乃三生有幸。截至2011年9月20日，我承担并完成了大藏经编委会交给我的《高峰原妙禅师禅要》一卷、《三山来禅师语录》二十卷、《高峰三山来禅师年谱》一卷、《铁眉三巴掌禅师语录》一卷、《耳庵嵩禅师语录》一卷、《高峰三山来禅师疏语》三卷、《大笑崇禅师语录》三卷、《玉眉亮禅师语录》一卷等八部三十一卷的佛教典籍标点校勘任务。在标点校勘过程中，我发现大藏经编委会发来供我标点校勘的台湾新文丰电子版《三山来禅师语录》（二十卷）仅有十六卷。为维护佛教经典的完整性，保证标点校勘质量，我及时向编委会反馈了上述情况，并在大藏经编委会授权之下，由我按照《嘉兴藏》将台湾新文丰电子版遗漏的四卷，逐字逐句输入电脑，并将文中所载图形用毛笔绘出后扫描将其补齐，从而还原了这部佛教典籍的本来面目。

当山东湛山佛学院院长明哲法师得知我参与《中华大藏经·续编》标点校勘这项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后，即聘请我担任山东湛山佛学院客座教授，承担讲授《中国佛教史》和《印度佛教史》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当我去教室为学僧上课经过1937年弘一法师来青岛湛山寺安居讲律所居住的寮房时，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感慨与惆怅。

当然，通过参与《中华大藏经·续编》点校、讲授佛教史以及与学僧接触，我对于佛教教理、佛教典籍、佛教历史和佛教僧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认识和更进一步感悟，这也为我撰写《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提供了若干关于理论方面的依据。

此后，由于我忙于撰写《茶禅一味》《尚古说香》《插花清供》以及《雅墨清赏》书法卷、绘画卷等“尚古闲雅系列丛书”，一直无暇撰写此书。直到拙著《尚古说印》撰写完毕并向出版社交稿之后，才开始正式撰写《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当时负责审批出版计划的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了这本书的出版选题，并将其列为青岛出版社2017年出版计划。

然而，就在我抓紧时间埋头撰写之际，2017年年底，随着《中华大藏经》编委会将耗时十多年集众力辛勤标点校勘近2亿字《中华大藏经·续编》书稿陆续交付给中华书局准备印刷时，中华书局感觉面临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出版时间不能随意更改，全书必须于2019年出版。中华书局总经理顾青算了一笔账：一名高产的古籍编辑一年审校300万字，2亿字需要中华书局60名古籍编辑工作一年。按照“三校一读”的出版流程，2亿字的书稿要从头到尾通读4遍，60名编辑即使白天黑夜连轴转也要干3年才能完成。面对如此压力，中华书局决定利用刚刚搭建起来的数字化古籍整理工作平台，招募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审校工作。由于我此前已经参与过《中华大藏经·续编》的标点和校勘工作，所以我也有幸再次应邀参与这项出版工程的审校工作。

由于《中华大藏经·续编》审校工作有相当严格的完成时间要求，自2018年3月起，我又将正在撰写的《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搁置，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华书局《中华大藏经·续编》在线审校工作，并于当年5月完成了申领的唐代华严宗法藏大师撰写的《华严经探玄记》（20卷、近65万字）的在线审校工作，注释多达1444条。

中华书局为了保证《中华大藏经·续编》在线审校质量，2018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古籍在线整理专家学者论坛暨《中华大藏经·续编》在线审校专题交流会”，我也有幸应邀出席。中华书局于此次论坛上颁发聘书，聘请我担任“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数字编辑”，负责文稿审校工作，并指定我作为全国在线审校工作代表在此次论坛上发言，分享我参与此项工作的心得体会。2019年1月10日《人民日报》以“浩瀚古籍 邀你线上审校”为题，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其中三次提及我对此项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与心得体会。

由于弘一法师出家后的佛学体系重点是“以华严为境，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并兼及般若类经典，我在应邀参与《中华大藏经·续编》审校工作时，特意申领了与弘一法师研习弘法密切相关的唐代法藏大师撰著《华严经探玄记》（20卷）和明代蕅益智旭大师《重治毗尼事义集要》（17卷），一边审校，一边学习，以领悟和掌握其基本内涵。恰巧此时中华书局又指派我负责般若类经典中吉藏法师撰著《大品经游意》（定稿1卷）、胡吉藏法师撰著《大品经义疏》（定稿10卷）、大慈恩寺沙门基撰著《大般若波罗蜜经般若理趣分述赞》（定稿3卷）和释元晓撰著《大慧度经宗要》（定稿1卷）的外审工作，使我更进一步学习并掌握了般若类经典的基本要义，为撰写《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考虑到青岛出版社已经将《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列入出版计划，不能长时间推迟交稿，我于2019年3月4日在完成中华书局交给的上述外审任务后，向中华书局请假，争取在抓紧时间完成《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撰写工作后，再继续从事《中华大藏经·续编》审校工作。在得到中华书局的理解后，我便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撰写工作中，直至2019年12月22日结稿。

此时，出版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出版管理规定，这类图书须作专题申报，主管部门审批后方能列入出版计划。申报审批的报告需两名以上相关领域专家审读书稿并撰写“专家推荐意见书”。有鉴于此，我与曾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老师电话联系，拟请他指教，然当我听到杨曾文老师在电话中说，他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平日看书需要借助放大镜时，觉得不能再麻烦杨老师了，遂作罢。转而与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滁州学院副教授韩传强老师联系，韩老师当即答应我的请求，随后又提出由于他的研究方向重点在唐代佛教史，最好能请研究近代佛教史的专家审读，会更有说服力。为此，韩老师同时向我推荐并代我联系了以中国佛教史（尤其是近代佛教）、中国哲学史、宗教研究理论与方法等为研究方向的南京大学邵佳德老师和华南师范大学赖岳山老师。为此，我于2020年6月19日将经青岛出版社制作的《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审读用书），快递给邵佳德、赖岳山两位老师审读。

2020年6月29日下午，我收到邵佳德老师撰写的“专家推荐意见书”。其中写道：

《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一书以传主李叔同的生平经历为时间轴，通过翔实的史料给读者展示了传主不同寻常而富有传奇的一生。

具体来说，该书有以下优点：首先是选题有意义。李叔同作为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引领风气之先，对他的研究也是对近代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同时李叔同出家后又是一代宗师，于近代佛教史上有重要之意义，故对弘一法师的研究又是民国佛教研究的关注焦点。以往限于学科分属，处理艺术史或佛教史的学者往往把李叔同和弘一分割处理，本书作者则以广博的眼光和翔实的资料向读者展示了完整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一生，在传主的传奇人生的铺陈中也展现了近代社会文化的多种面向。

其次是该书资料详尽、考证细致、内容丰富。全书虽有《弘一法师年谱》作为参照依据，但篇幅更大、史料引证更为全面，并且搜集了珍贵历史图片200余幅，可谓系统、立体地展现了传主的生平和思想。对其中某些流传已久的讹误，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不简单搜集资料、因循前说，而是能在综合对比后作出较为妥善的判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最后是该书文字流畅、叙事清晰、通俗易懂。虽然弘一法师作为复兴律宗的一代高僧，其佛学思想颇有深度，但作者将该书重点放在传主的生平行迹，按照史料如实记录，而于宗教义理未多着墨，以求雅俗共赏。故该书篇幅虽大，但读来饶有兴味、不觉枯燥，是一本集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于一身的作品。所涉之宗教议题，未见有不符出版管理规定之内容。

综上，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于学术界、文化界和民众深入了解李叔同有重要意义，对于近代艺术史、佛教史之研究，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亦有积极作用。

2020年7月25日中午，又收到华南师范大学赖岳山老师撰写的“专家推荐意见书”，其中写道：

近代中国僧界，李叔同（1880-1942）堪称典范，他在诗文、音乐、书法、绘画、佛理、戒律等方面均独树一帜。因其才华、德行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在各种版本的“民国史·人物传”中，李叔同均入列。又，不论在僧界、民间还是学界，李叔同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近代史人物，他值得被铭记、研究和批判性继承。

《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一书，以《李叔同年谱》为纲，依次述论、图文并茂、翔实平允，全景式展现了李叔同毕生迹履。尤为难得的是，对某些人物、事件、著作的存疑之处，作者均谨慎考订，多方核实，清理疑障，还原史实；这代表了作者基于现代学术条件下所具备的历史的眼光和技法。据此，该著作宜列入出版计划，早日面世、以飨读者。

另，尚有一事须审慎。该书提供图片数百，主要为肖像、绘画、书法、印鉴、书籍、建筑、文书档案、摩崖石刻等，有关版权、版本和更为详细的出处，还请出版社斟酌定夺，以免出版后龃龉。就我个人设想而言，照片应当悉数保留（这显然也是该书最为可贵之处），但需要谨慎避开可能存在的版权争议为好。

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送审过程，该书被重新列入了青岛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借此机会，我谨向邵佳德、赖岳山以及韩传强等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

我还要衷心感谢福州傅灿辉先生（厦门弘一大师研究会副秘书长）。2013年4月，我应邀赴福州参加“国际佛事用品博览会”时，于4月21日下午与傅灿辉先生相识，交谈之中，当他得知我于此次博览会结束后拟购买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时，当即对我说愿将供奉在自家佛堂中还未开封的一套《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全十册）赠送给我结缘，并于当天晚上送达我住的酒店。我以拙著《佛珠鉴赏与收藏》《茶禅一味》回赠。返回青岛后，我又拟弘一法师书体书写《蕅益大师警训》横幅寄赠傅灿辉先生，再次对他赠我《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表达衷心的谢意。傅灿辉先生收到我书赠的《蕅益大师警训》横幅在托人精心装裱之后，将其悬挂在办公室中，并拍摄照片发给我作为留念。

我还要衷心感谢著名书法家、画家、青岛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宋文京道兄，不辞辛苦，两次为本书题签。为了避免社会上对于“大师”这一称谓的滥俗，我曾将本书名拟为《弘一上人李叔同评传》时，并请宋文京道兄题签。然当2020年重阳节前二日前往青岛湛山寺拜会方丈心见法师前，先去湛山佛学院图书馆看望了妙梵禅净法师。当我谈及正在撰写的《弘一上人李叔同评传》时，妙梵法师低头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对我说：“佛教讲究平等，哪有什么上人下人之分？而大师一般是对开宗立派者的称谓，还是叫弘一法师为好。”听罢此言，我决定接受妙梵法师的建议，将书名修改为《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返回后，即与宋文京道兄联系，说明修改书名的缘故，请其重新书写题签。

这里还要感谢浙江教育出版社寿临东先生。本书撰写过程中，涉及弘一法师于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闭关杭州常寂光寺时，针对当时政局未定，青年用事，锐气甚盛，不仅有毁坏佛像、没收庙宇、提倡灭佛之议，且有勒令僧尼相配驱僧之说，决定出关以护持三宝的内容。但在相关文献资料中，关于当时浙江省教育厅长的名讳说法不一，既有朱少卿（兆萃）者，也有周少卿（兆萃）者，令人莫衷一是。我想到了曾在青岛出版社为拙著《雅墨清赏》（书法卷）担任装帧设计、后来调到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寿临东先生，请他帮忙从杭州协查一下。寿临东回复：“应是朱兆萃。其职务为省政务委员兼教育科科长（性质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厅长），是一位教育家，他在世界书局印行的《现实主义与教育》一书，清楚地写着：朱兆萃著。”由此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还要提及的是家住厦门的大学同学张著长与其夫人杨庆銮女史。杨庆銮喜好摄影。为了拍摄此书拟用插图，这对贤伉俪不辞辛劳，到弘一法师曾经驻锡过的厦门和泉州多处寺院拍照。在此谨向这对贤伉俪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