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至闽南　倡印经典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十一月，弘一法师与尤惜阴、谢国梁两居士一行所乘轮船抵达厦门后，受到陈敬贤居士热情招待，并介绍弘一法师前往南普陀寺暂住。弘一法师得与性愿老法师及芝峰、大醒法师等人结识，诸人挽留弘一法师于厦门小住。尤惜阴、谢国梁两居士旋乘原船前往暹罗。

始建于唐五代的厦门南普陀寺，位于厦门五老山下，初名泗洲院。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改称无尽岩。治平年间（1064-1067）得陈肇公布施，拓建为道场，改名普照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靖海侯施琅重修，以厦门地处南海普陀山之南，与南海普陀寺共同供奉观世音菩萨，故改名南普陀寺。1924年转逢和尚任住持。1925年秋，成立闽南佛学院。弘一法师莅厦期间，曾七到南普陀寺。

弘一法师在厦门住了几天之后，即到南安县小雪峰寺度岁。弘一法师在南安小雪峰寺过年时，虽在客中，亦不忘律仪之整肃。曾于小雪峰寺手书“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四句为其“座右铭”，以自勖。

南安小雪峰寺，位于南安县洪濑镇杨梅山之南麓，原为唐乾符年间（874-879）义存禅师（皇旨赐号真觉大师）葬亲墓地。义存禅师俗籍南安洪濑镇涧埕村。五代时闽王王审知聘义存禅师为国师，在福州建造雪峰寺供奉。是故杨梅山墓地别称“雪峰父母坟”。后人于坟旁建庵崇佛。南宋淳祐三年（1243），僧天锡就庵址拓建岩宇，号“樗拙三筑”，亦称雪峰禅寺。俗呼福州祖寺为大雪峰，南安之寺为小雪峰。现存寺宇为清康熙年间僧如幻重修。弘一法师曾两到小雪峰寺。

弘一法师此次于南安小雪峰寺一直住到己巳（1929）正月十五以后，才返回厦门，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住了三个月。由于担心厦门暑季天气更加炎热，便于己巳四月间重返温州。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二月十六日弘一法师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时回忆道：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的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们商量一切；到了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欢喜，于是也想和他一同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敬贤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雪峰那边去过年。一直住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

我在佛学院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弘一法师初次莅临厦门，对于闽南佛教、闽南佛学院以及厦门的气候，留下极好印象。蔡吉堂、吴丹明在《弘一法师在厦门》中写道：

当时，弘一法师目睹闽南佛教内部较为纯洁，尤其是闽南佛学院，学僧虽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有礼貌，与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错；且加上厦门气候甚佳。当时弘一法师有过这样的描绘：“厦门气候四季如春，又有热带之奇花异草甚多，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矣！”几天后，他又离开厦门到南安小雪峰寺。以上就是弘一法师第一次到厦门的因缘和经过。从此，他就来往于厦门、泉州、南安、永春、福州、惠安、漳州等地大弘佛法。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正月廿三日，弘一法师还在初次莅临南闽时于戊辰十二月所购晋索靖书《出沙颂》影本上题记：

戊辰十二月来思明，购得此册。尔后留滞南安雪峰者月余。近将归卧永宁，重展斯册，聊为题记。明年己巳正月廿三日，月臂。

己巳三月末，弘一法师由苏慧纯居士随侍陪同，辞离厦门取道泉州、福州赴温州。苏慧纯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早年信佛。曾经商南洋，亲近转道和尚。回国后，又亲近太虚、弘一诸大师。抗日战争时，曾侍转逢和尚漫游云南、印度。晚年在沪经营大法轮书店，出版《觉有情》杂志，宣扬佛法，不遗余力。

弘一法师此次返赴温州途经福州在游览鼓山涌泉寺时，于藏经楼览彼所雕《法华》《楞严》方册，精妙绝伦；又意外发现清初道霈禅师所著《华严疏论纂要》刻本，叹为近代所稀见。因此，弘一法师发心将这部《华严疏论纂要》倡缘印布二十五部，并以十数部赠予日本诸古寺及佛教各大学。

道霈禅师，法号为霖，为永觉元贤法嗣，清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曾任鼓山涌泉寺住持。道霈禅师德学兼备，著作等身。有《禅海十珍》一卷、《佛祖三经指南》三卷、《餐香录》二卷、《秉拂录》二卷、《还山录》四卷、《旅泊庵稿》四卷等。

后来，在上海经营内山书店的日本书商内山完造撰文，详细记述了弘一法师委托内山完造馈赠佛教经典给日本相关方面的这段公案。内山完造在《弘一律师》（夏丏尊译自《上海霖雨》）中写道：

夏丏尊先生来，这已是十年前某天的事了……

“想介绍一个人和你相见，如果我有电话来，请就到……”我就道谢约定。隔了数天，电话果然来了，地点是北京路的功德林……

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边并坐着十来个人，右排上首有一个和尚和夏先生相向坐着，其他列席的大半是在我书店中常进出的熟人，可谓是一个无拘束的集合。夏先生先将这位和尚向我介绍，我才知道他是弘一律师，清癯如鹤，语音如银铃，此外我就无话可表达当时的印象了。

午餐当然是素席，老实说，我的知道功德林，这是第一次。餐毕以后，又谈了好多时候，听到了许多的事情……

我用日本话谈讲，看他神情，似乎一一都懂得，但他自己却像个全把日本话忘记了的样子。

夏先生拿出一本律师所著的善本名叫《四分律比丘戒相……》的书来，说要将此书三十册交给我，代为分赠希望者。我于此道一无所知，只好道着谢答应下来，这时律师说：“还有一种叫《华严经疏论纂要》的书，正在印刷中。这书只印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给日本方面，将来出书以后，也送到尊处，拜托你。”

他这样说，我也只好答应照办。我虽门外汉，听到印数只有二十五部，就知道是相当巨大的书籍。二十五部之中有半数送给日本，那末送给那（哪）一个机关呢，我问他。他说：“一切托你。”在继续谈话之中，他说：“在中国恐不能长久保存，不如送到日本去。”

据说，律师曾在福建鼓山发见这古刻的板子，这板子在现存的经典中，是很古的东西，日本的《大正大藏经》里也没有收入的，由此可见这经典的珍贵了。

我谈到傍晚了才回去。次日，弘一律师与夏先生及另外二三个朋友同到我店中来，内人也见到他，于他去后曾说：“听到他的话声，见到那峥嵘的额角，就知道是一位高僧。”

数日以后，从夏先生那里送来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三十五部。我就把它挂号分别寄赠到东西京两大学以及大谷、龙谷、大正、东洋、高野山等各大学的图书馆去。西京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个僧籍的司书，写信来，称这书是贵重的文献，希望能得到一部，于是又寄了一部去，以后各方面常有来索取的，合计共送去了一百七十余部。

此后由夏先生居间，弘一律师和我通过好几次信，赠过我好几张法书，可是现在我连明信片都没有一张，因为全被朋友讨去了，他送给我的字幅也被内地的拿走了。

光阴如箭，不觉过了两年。一天，友人高岩勘次郎和一个画家同到我店中来，这画家叫武井猗兰子，在日本俱乐部创有画社，是一个从西洋画转向到日本画的人。……

事有凑巧，这位武井画家在上野美术学校时和弘一律师是同学，他听到我谈起弘一律师的事，说：“记得的，那时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和我邻席，大家描着同一的模特尔，所谓弘一律师者一定就是他。”

我因此奇缘，就以快将送到的《华严经疏论纂要》十二部的分配问题和他商量，请他指导。他回东京以后，和田中文求堂主人及宽永寺管长共同协议，替我决定了赠送的范围，记得是下列十五处。

东京帝国大学 京都帝国大学 大正大学 东洋大学 大谷大学 龙谷大学 京都东福寺 黄蘖山万福寺 比叡山延历寺 高野山大学 大和法隆寺 上野宽永寺 京都妙心寺（失记）（失记）

在其中选定十二处，把书册用箱装了，乘友人王君往大阪之便托带至神户装火车运去。后来东福寺挽了我的老友中原氏托设法取得一部，我就写信给弘一律师代为请求，他叫厦门南普陀寺某居士补送了一部来，由我用小包邮便发送至东福寺。妙心寺也挽友人藤井和尚来托求一部，我于是再写信向弘一律师商量，好久以后，出于意外地由天津某居士寄来了一部，声明是受弘一律师的委托代寄的，受人委托，总算有以应付，我也很欢喜。

以后，弘一律师又寄来了一部，信上说，留在手头恐不能永久保存，叫我代为放在适当的地方。翻开来看，这是他自己阅读的一部，仔细地加着朱笔的圈点，这确是很好的纪念品，因为没有人来要，就暂时留了下来。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我抛了商品与财产，避难到本国去。西京市外小仓村，是个产茶的地方。记得有一天，我散步到了黄蘖山万福寺，作闲寂的清游，在挂有大木鱼的接待处与一个好像是值日师的和尚闲谈，无意中谈到那部《华严经疏论纂要》的事，且和他作约，如果回沪时书还存在，就赠给寺中。那和尚听到我如此说，就急急走进去，过了一会，恭敬地著了法衣捧出茶来，那种前倨后恭的样子，当时曾叫我苦笑难禁呢！

事变一经终结，我仍回上海，幸而店中无恙，（第二次上海事变时我也曾抛弃了一切避难到本国，后来也幸而没有遭受甚么损失。）我就依约把那部书用小包赠给黄蘖山，寺中收到后有谢信寄来。我把各处的谢信集在一起转给弘一律师，这段赠书的公案总算就此结束。

后来《中外日报》上曾有关于这事的记载，因之又有一处想得此书，托人来请求，我毅然拒绝了。

此后，我与弘一律师老没相会之机会，只替他代向日本购求过几次经典。可是第二次事变一起，连这点都不可能了。

不知他近来住在何处，一定仍在苦修吧。每一想起，他的面貌仿佛在我眼前，但愿他平安无恙，但愿久别重逢的日子快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