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津未果　暂止沪上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八月，值弘一法师在俗仲兄李文熙六十花甲之庆。李文熙致书弘一法师，殷勤劝其借此机会返回天津老家一趟，与亲友们团圆相聚。弘一法师收到李文熙此信后，经再三考虑，复信李文熙，决定返津为其庆贺祝寿。李文熙得悉弘一法师有意返津，欣慰之至。于1927年8月20日致书弘一法师，并邮汇大洋一百元作为其返津盘缠。李文熙于信中写道：

获读手书，得悉弟有意返津，欣慰之至。兹特邮汇去大洋壹佰元，望查收后，趁此天气平和，交通无阻，即刻起身回家，不必游移，是为至要。至居住日期及衣服，谢绝亲友等项事，悉听弟便。再赴津船名，起身前务必先来信为要。专此即问近好。兄桐冈手肃，八月二十日。

再彼时收弟信时，适麟玺儿、叔谦女在座。余云：“汝叔有意回家，事极可快，惜需款甚巨，余一时手头拮据，奈何奈何！家中经准侄喜事，已借贷千余元尚未弥补，一时无款。”麟玺一闻而雀跃曰：“儿愿筹此款！”四姑亦赞成，拟凑百元。惟未知由杭至津二人旅费足用否？遂与麟玉儿去信，回信云二人旅费，由杭至津七十元已足用，百元尚有余。伊亦愿加入拼凑等语。此等小事，本不必令弟知之。但儿女辈体亲之心，盼叔返津相见之切，聊表孝心，亦可爱也。录之以博一粲。万望俯念其诚，勿负其意是盼，又及。

李文熙信中所谓“麟玺”，即李文熙次子李晋章，后改名矫，字雄河。生前曾服务于天津农工银行。李晋章精篆刻，弘一法师出家后所用印章，多出其手。“叔谦”即李文熙之女，亦即信中所谓“四姑”。“准侄”，即弘一法师次子李准。“麟玉”，即李文熙长子李圣章。

弘一法师收到李文熙此信后，遂计划途经上海往天津老家为仲兄李文熙祝寿，并拟待天津事情结束后，再返温州。弘一法师于丁卯七月在杭州本来寺《致蔡丏因》中写道：

初三日赴沪，即往天津一行，不久拟再返温州。《华严疏钞》四册，及《四分律表记》四册（其一赠李居士）存置马一浮居士家中。乞托禹泽居士往取，或他日仁者自往取亦可。草草不具。

不过，就在弘一法师抵达上海后，津浦铁路发生战事交通阻塞，使得弘一法师赴天津为李文熙贺寿的计划，终未果行。两年后（1929），李文熙在天津逝世，享年六十二岁，李文熙至死也未能再见上三弟一面。

弘一法师此次困处上海返津未成，便到由夏丏尊、丰子恺等人于1926年所创办的上海立达学园江湾永义里寓所丰子恺家暂居一个月。1929年，丰子恺在其所作的《缘》（刊于1929年《小说月报》第二十卷六月号）中写道：

这是前年秋日的事：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不知因了甚么缘，他愿意到我的江湾的寓中来小住了。我在北火车站遇见他，从他手中接取了拐杖和扁担，陪他上车，来到江湾的缘缘堂，请他住在前楼，我自己和两个孩子住在楼下。

每天晚快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更巧的是，弘一法师此次暂居丰子恺家时，欣逢弘一法师四十八岁寿辰。丰子恺便于弘一法师寿辰六日后，即九月二十六日丰子恺生日这天，正式皈依弘一法师，成为三宝弟子，弘一法师为其取法名“婴行”。

弘一法师此次于丰子恺家中暂居期间，看见丰子恺书架上摆放着一本由广学会编辑、基督教徒谢颂羔所著并赠送给丰子恺的《理想中人》。弘一法师读后，引发对谢颂羔的好感与赞美，手书“慈良清直”四字，请丰子恺转赠给谢颂羔。谢颂羔对此十分感激，并登门拜访弘一法师，向其表示衷心感谢。丰子恺在《缘》中对此写道：

内中有一次，我上楼来见他的时候，看他脸上充满着欢喜之色，顺手向我的书架上抽一册书，指着书面上的字对我说道：“谢颂羔居士，你认识他否？”

我一看他手中的书，是谢颂羔君所著的《理想中人》。这书他早已送我，我本来平放在书架的下层。我的小孩子欢喜火车游戏，前几天把这一堆平放的书拿出来，铺在床上，当作铁路。后来火车开毕了，我的大女儿来整理，把它们直放在书架的中层的外口，最容易拿着的地方。现在被弘一法师抽着了。

我就回答他说：“谢颂羔君是我的朋友，一位基督教徒……”

“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么？”

“他在北四川路底的广学会中当编辑。我是常常同他见面的。”

说起广学会，似乎又使他感到非常的好意。他告诉我，广学会创办很早，他幼时，住在上海的时候，广学会就已成立。又说其中有许多热心而真挚的宗教徒，有一个外国教士李提摩太曾经关心于佛法，翻译过《大乘起信论》。说话归根于对《理想中人》及其著者谢颂羔居士的赞美。他说这种书何等有益，这著者何等可敬。又说他一向不看我书架上的书，今天偶然在最近便的地方随手抽着了这一册。读了很感激，以为我的书架上大概富有这类的书。检点一下，岂知别的都是关于绘画、音乐的日本文的书籍。他郑重地对我说：“这是很希妙的‘缘’！”

我想用人工来造成他们的相见的缘，就乘机说道：“几时我邀谢君来这里谈谈，如何？”

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但他脸上明明表示着很盼望的神色。

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卷好，放在书架上。我晚快上去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就拿出来命我便中送给谢居士。

次日，我就怀了这横额来到广学会，访问谢君，把这回事告诉他，又把这横额转送他。他听了，看了，也很感激，就对我说：“下星期日我来访他。”

这一天，邻人陶载良君备了素斋，请弘一法师到他寓中午餐。谢君和我也被邀了去。我在席上看见一个虔诚的佛徒和一个虔敬的基督徒相对而坐着，谈笑着。我心中不暇听他们的谈话，只是对着了目前的光景而冥想世间的“缘”的奇妙：目前的良会的缘，是我所完成的。但倘使谢君不著这册《理想中人》，或著而不送我，又倘使弘一法师不来我的寓中，或来而不看我书架上的书，今天的良会我也无从完成。再进一步想，这书原来久已埋在书架的下层，倘使我的小孩子不拿出来铺铁路，或我的大女儿整理的时候不把它放在可使弘一法师随手抽着的地方，今天这良会也决不会在世间出现。仔细想来，无论何事都是大大小小、千千万万的“缘”所凑合而成，缺了一点就不行。世间的因缘何等奇妙不可思议！——这是前年秋日的事。

弘一法师此次暂止沪上期间，还偕诸弟子旧友前往太平寺拜谒时在上海的印光法师。叶圣陶在1927年10月8日撰写的《两法师》中，对丰子恺、夏丏尊、内山完造（日本书商）、叶圣陶（绍钧）、周予同、李石岑等人于功德林素食馆宴请弘一法师，及宴毕一同前往太平寺拜访印光法师的情景，描述甚详：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的向我颠头。我也颠头：心里便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车一霎往后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后影。

第二天，便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应是怎样，他的言论应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更掺着一些惝恍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里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教我坐在弘一法师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便悠然地数着手中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同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顷，似应有好些抒情的话同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之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的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音乐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里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一点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诚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见（觉）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的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钞》，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便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那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丏尊先生告我，他尝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的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铄”的程度，人便只觉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到新闸太平寺……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同我们的长衫袖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便对这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当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表示他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着亮光；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同戴了眼镜从眼镜上面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便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居士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那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严厉，间以呵喝。……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的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恶便吃苦：人谁愿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殚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间，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钞》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求时，是说这里有言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装钉作似的，线装和平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口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颠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出房间时，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弘一法师此次暂止沪上期间，与二十八年前结为“天涯五友”中的袁仲濂、张小楼、许幻园等三人（蔡小香时已病故）重聚沪上，袁、张、许数往过谈，乐说往事，四人并于丁卯十月一日在宝记像室再次合影留念。弘一法师在《四友重摄一影》上作跋曰：

余来沪上，明年岁在庚子。共宝山蔡小香、袁仲濂、江阴张小楼、云间许幻园诸子，结为天涯五友，并于宝记像室写影一帧。尔来二十有八年矣。重游申渎，小居江湾缘缘堂。蔡子时已殂化，惟袁、张、许子犹数过谈，乐说往事，乃复相偕写影于宝记像室。是时改元后十六年丁卯十月一日。袁子年五十四，张子年五十一，许子五十，余四十八。写影自右，依齿序焉。无著道人。

弘一法师此次于上海暂居月余，觉得弟子丰子恺上海之家虽好，然却终非久居之地，便于十月上旬动身再赴永嘉，仍驻锡庆福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