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法雨　参礼印光

弘一法师多次说过，于当时缁素善知识中，他最服膺者有两个人。于素，即范古农居士；于缁，则印光法师。弘一法师于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五月前往普陀山法雨寺参礼印光法师，实现了他出家以来多年的心愿。故于此单列一章，予以表述。

印光法师，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陕西郃阳（今合阳）赵陈村人。郃阳，古称有莘，有昔贤伊尹躬耕处。通过其当初命名绍伊，可见其志之抱负与景仰。绍伊在兄弟三人中排行末座，幼年随长兄读四书五经，颖悟异常，被誉为童中秀才。绍伊因读程朱理学，经常有辟佛言论。十五岁后，由于病困数载，反思往年所言所行，始悟前非，返而信佛。光绪七年辛巳（1881）绍伊二十一岁时，于陕西终南山莲华洞寺从道纯和尚出家，法名印光。

印光法师受戒前，曾在湖北竹溪莲华寺充当照客。于曝晒经书时，偶读《龙舒净土文》，得知念佛法门。光绪八年壬午（1882），印光法师在兴安双溪寺印海法师座下受具足戒，遂皈依净土宗，专意于念佛三昧。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印光法师辞师前往彻悟大师所创的净土道场——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于此修行三年，净业大进。从此，印光法师一生自行化他，皆以净土为归。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印光法师随普陀山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移锡普陀山法雨寺，除任寺中常住首座和主理藏经外，在寺中不担任任何僧职，安居藏经楼钻研典籍，精修净业。印光法师先后闭关三期，长达九年。光绪三十年（1904）印光法师首次出关后，曾协助谛闲法师去温州头陀寺迎请藏经。事毕，旋即返法雨寺藏经楼专志潜修。

民国元年壬子（1912），狄楚卿居士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佛教刊物《佛学丛报》。民国三年甲寅（1914），高鹤年居士参礼普陀后，将印光法师的数篇文稿带回上海送交《佛学丛报》，以“常惭愧僧”署名公开发表。此后，《佛学丛报》又陆续刊载了印光法师的其他佛学著述。印光法师撰写的这些佛学著述，虽然佛理深邃，文义典雅，却能以通俗易懂的文笔形式表露出来，赢得了众多善信的喜爱，并为缁素两界所瞩目。尤其是他所倡导的持名念佛（即随时随地口念或心念“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的简便易行修持方法，更是影响深远，广为僧俗两界所接受采纳。

民国六年丁巳（1917）和民国七年戊午（1918）这两年，浙江海盐人、佛学家徐蔚如居士，在天津、北京相继出版了《印光法师信稿》《印光法师文钞》。此时正值弘一法师出家前后，印光法师的这些著述自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民国九年庚申（1920），徐蔚如又将印光法师所撰的数十篇文章合辑两册，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扬州藏经院分别刊行。弘一法师应约为致弁词。他在《〈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中写道：

“是阿伽陀，以疗群疚。契理契机，十方宏护。普愿见闻，欢喜信受。联华萼于西池，等无量之光寿。”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钞》镌板，建东、云雷嘱致弁词。余于老人向未奉承，然尝服膺高轨，冥契渊致。老人之文，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宁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复敦嘱，未可默已。辄缀短思，随喜歌颂。若夫翔绎之美，当复俟诸耆哲。大慈后学释演音稽首敬记。

文中所谓“阿伽陀”，乃梵语Agada（药名）之音译，其汉译有“普去”（祛除众病）“无价”（价格昂贵）“无病”（服之无病）等多义。

弘一法师对印光法师至为景仰，崇敬感佩。在他为《印光法师文钞》撰写题词不久，与印光法师开始频繁通信联系，向其虚心求教，从而受益匪浅。尽管弘一法师写给印光法师的信没能保存下来，但通过印光法师的复信以及弘一法师在致他人信件中涉及的与印光法师联系的相关资料，亦可窥见他与印光法师通信的大致内容。

民国九年庚申（1920）春夏，弘一法师在杭州和新城贝山期间，由于书经写字过多，用心过度，致使色力日衰，损害了身体健康。他在写信向印光法师倾诉自己用心过度乃至色力日衰的状况之后，印光法师在复信中，耐心指导他应该如何应对。民国九年庚申（1920）七月二十六日印光法师在《致弘一法师书》中写道：

昨接手书并新旧颂本，无讹，勿念。书中所说用心过度之境况，光早已料及于此，故有止写一本之说。以汝太过细，每有不须认真，犹不肯不认真处，故致受伤也。观汝色力，似宜息心专一念佛。其他教典与现时所传布之书，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损无益。应时之人，须知时事。尔我不能应事，且身居局外，固当置之不问，一心念佛，以期自他同得实益，为惟一无二之章程也……

民国十年辛酉（1921）四月初，弘一法师由杭州到永嘉庆福寺没几天，就给印光法师写信，报告他即将掩关静修的打算，并请印光法师开示“最后训言”和如何“感通”到达“三摩地”（即“三昧”）的境界。印光法师回复逊谢，并劝他关中用功，当以不二为主，不可以妄躁心先求感通。印光法师在《复弘一师书》中写道：

接手书，知发大菩提心，誓证念佛三昧。刻期掩关，以祈遂此大愿。光阅之不胜欢喜。所谓最后训言，光何敢当。然可不尽我之愚诚以奉之乎。虽固知座下用此种络索不著，而朋友往还，贫富各尽其分，则智愚何独不然。但尽愚诚即已，不计人之用得著与否耳。窃谓座下此心，实属不可思议。然于关中用功，当以专精不二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议感通。于未一之前，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一。所谓明镜当台，遇形斯映，纭纭自彼，与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况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诸魔事，破坏净心。大势至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敢为座下陈之。

弘一法师在永嘉掩关期中，还写信向印光法师请教如何刺血写经。印光法师为此在复信中以大篇长文，详细介绍了刺血写经的利弊、方法以及前贤关于书写血经方面的经验。印光法师在《复弘一师书》中写道：

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又欲刺血写经，可谓重法轻身，必得大遂所愿矣。虽然，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亏神弱，难为进趣耳。入道多门，惟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诚，曰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鸟无翼而欲飞，其可得乎。

今将办法之利弊，并前人证验，略开一二，庶可随意作法矣。刺血写经，有专用血写者，有合金合硃合墨者。合金一事，非吾人力所能为。憨山大师写经，系皇太后供给纸与金耳。金书之纸，须用蓝色方显，白纸则不显。即蓝纸金字，亦不如白纸墨字及硃字之明了。光曾已见过矣。若合金硃墨等，则血但少许，以表其志诚心。如憨山于五台妙德庵，刺舌血研金，写《华严经》。妙峰日刺舌血为二分，一分研硃书《华严经》，一分著《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丽南湖禅师，见蕅益《弥陀要解》，欲广流通，刺舌血研墨写《要解》，用作刻板底样刻之。冀此书遍法界，尽来际，以流通耳。其写一字，礼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可谓识见超拔，修持专挚者也。此三老之刺舌血，当不须另行作法。刺出即研金硃墨而写之便了。决非纯用血，当仍用水参合之。若专用血写，刺时先须接于小碗中，用长针尽力周而搅之，以去其筋，则血不糊笔，方可随意书写。若不抽筋，则笔被血筋缚住，不能写矣。

古有刺血写《华严》，以血筋日堆，塑成佛像，有一寸余之高者。又血性清淡，著纸即散，了无笔画，成一血团。其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方可用。矾过之纸不渗，最省血。大纸店中有卖的，不须自制。此系备画工笔者之用也。其矾过之纸，格外厚重，又复经久。如黄纸已染者便坚实，未染之纸头即硗脆。古人刺血，或舌或指，或臂或胸前，亦不一定。若身则自心以下，断不可用；若用，则获罪不浅。不知座下拟书何经？若小部头，则舌血或可供用。若大部及专用血书，则舌血恐难足用。须用指及臂血，方可告圆。以舌为心苗，取血过多，恐心力受伤，难于进修耳。

光近见刺血写经者，直是造业，以了无恭敬。刺血则一时刺许多。春秋时，过二三日即臭，夏日半天即臭，犹用以写。又有将血晒干，每写时，用水研干血以写之者。又所写潦草，毫不恭敬，直是儿戏。不是用血以表志诚，乃用刺血写经，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窃谓指血舌血，刺则不至太多。若臂则一刺或可接半碗血。与其久则臭而仍用，及晒干研而方用，似不若最初即用血合硃作锭，晒干听用。为不虚耗血，又不以臭血污经，为两适其宜矣。然此锭既无胶，恐久则硃落。研时宜用白芨再研，庶不至落。又将欲刺血，先几日即须减食盐，及大料调和等。若不先戒食此等，则其血腥臊。若先戒食此等，则血便无浊气。

印光法师此信中所谓“博地凡夫”，其中“博地”，一作薄地。薄者逼也，为诸苦所逼之地位，即谓凡夫境界。“凡夫”，则为圣者之对，谓智慧浅薄愚钝的众生。《净土戒观》下曰：“薄地凡夫，臭身鄙陋，果报卑劣。”

印光法师认为，书写经文的目的，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凡书写经文，必须依正式体，且一笔不容苟简，放下我慢，方可入道。在印光法师看来，虽然弘一法师写过一些佛经，但他在书经所用字体方面，尚有不太合格之处。印光法师在这封复信中，还循循善诱，告诫弘一法师：

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所以宽慧师发心在扬州写《华严经》，已写六十余卷，其笔潦草，知好歹者，便不肯观。光极力呵斥，令其一笔一画，必（毕）恭必（毕）敬。又令作讼过记以讼己过，告诫阅者。彼请光代作，故芜《钞》中录之。方欲以此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以游戏为之乎？当今之世，谈玄说妙者，不乏其人。若在此处检点，则便寥寥矣。

尤君来书，语颇谦恭。光复之，已又致谢函，可谓笃信之士。然仍是社会之知见，于佛法中仍不能息心实求其益。何以见之？今有行路之人，不知前途。欲问于人，当作揖合掌。而尤君两次来函，署名之下，只云合十。是以了生死法，等行路耳。且书札尚不见屈，其肯自屈以礼僧乎？光与座下心交，与尤君亦心交，非责其见慢，实企其获益耳。

弘一法师收到印光法师此封复信，心生法喜，遵从教诲，调整了自己写经体格，此后但凡书经，皆毕恭毕敬，无稍怠忽，遂获印光法师赞许。印光法师此信中提及的“尤居士”，似应为尤墨君。弘一法师收到印光法师此信后，曾致书尤居士，转达了印光法师对他存有自大我慢的批评。印光法师在《复弘一师书》中写道：

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书经。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得状元。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而其亵慢之罪，亦非浅鲜。座下与尤居士书，彼数日前亦来信。意谓光之为人，唯欲人恭敬。故于开首即称师尊，而印光法师四字亦不用。光已详示所以。座下信首，亦当仍用印光二字。不得过为谦虚，反成俗套。至于古人于同辈有一言之启迪者，皆以作礼伸谢。此常仪也，无间僧俗。今礼教陵替，故多多皆习成我慢自大之派头。学一才一艺，不肯下人，尚不能得，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此光尽他山石之愚诚也。刺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矣。身安而后道隆。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是则是效。但得一心，法法圆备矣。

印光法师在复信中不仅告诫弘一法师，不能像某些人那样，“非为书经，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或仅为“未来得度之因”。他还借批评尤居士来提醒弘一法师，要警惕“我慢自大之派头”，“学一才一艺，不肯下人，尚不能得，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印光法师对弘一法师的这些点拨，无疑是引导其永嘉掩关的指针和“求感通”“得三摩地”的慈筏。

印光法师还通过与弘一法师书信往来，就佛学学术问题，给弘一法师以指导，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灵峰蕅益大师及其著述的推崇。印光法师在《与弘一上人书》中写道：

讲《起信论》，虽不必定宗《裂网疏》，然绝不谓《裂网》为非，此决定不易之法也。灵峰著述，千古少有。彼等正眼未开，不知其要，故辄吠影以惑初学。果真具正知见者闻之，则彼之心腹，彻底了知矣。灵峰老人，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测，随人分量，各受其益。

弘一法师对这位被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十三祖的印光法师，愈加崇敬服膺了。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弘一法师在写给王心湛的信中，除了称赞印光法师之盛德，还撰写了自己再三恳求印光法师将其列为弟子的经过，希冀自己将来能有缘到普陀参礼印光法师，以成就“探询法师生平事迹，撰述传文，以示后世”的心愿。他在二月四日《致王心湛》中写道：

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印光法师。前年曾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请。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哀恳，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步武资福，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孟由又属朽人当来探询法师生平事迹，撰述传文，以示后世。亦已承诺。他年参礼普陀时，必期成就此愿也。

此处所谓“燃臂香”，即于自己臂上燃香。印光法师《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中对此解释说：“臂香者，于臂上燃香也。灵峰老人，日持《楞严》《梵网》二经，故于燃香一事，颇为频数。良以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身，保重自身。于他则杀其身，食其肉，心更欢乐。于己则蚊噆芒刺，便难忍受矣。如来于《法华》《楞严》《梵网》等大乘经中，称赞苦行。令其燃身臂指，供养诸佛，对治贪心及爱惜保重自身之心。”可见弘一法师欲拜印光法师为师之虔诚心切。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五月初，有友人邀约弘一法师同去普陀山。弘一法师临行前，将自己始于癸亥岁晚，迄于乙丑夏首所集笺稿十数首，题为《晚晴剩语》，连同书籍一包，寄赠俗侄李圣章，以为纪念。他在《晚晴剩语》上题记：

岁在星纪木槿荣月，将入深山，埋名遁世，检集笺稿得十数首，始于癸亥岁晚，迄于乙丑夏首，题曰《晚晴剩语》，写付家仲兄子圣章居士，聊记遗念。永宁晚晴院沙门昙昉。

此处所谓“岁在星纪”，指丑年，即1925年。“木槿荣月”，即五月。弘一法师在五月七日《致李圣章》中写道：

尔有友人约偕往普陀，附挂号寄写稿（《晚晴剩语》）并书籍一包，希收入。今后居所确定后，再以奉闻。

弘一法师于乙丑五月中旬抵达普陀山后，即前往法雨寺参拜印光法师，虔诚向印光法师行弟子礼。他自出家以来梦寐以求的这一愿望，终得实现。

法雨寺是普陀山三大寺之一，以位于普济寺之后，俗称为后寺。普陀山，又名白华山，法雨寺在白华顶左光熙峰下，初名海潮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赐额“护国镇海禅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又赐“天花法雨”之额，遂改名法雨禅寺。法雨寺规模宏大，内有清初自明故宫拆迁而来的九龙殿，至为壮观。清末光绪年间，印光法师应住持化闻和尚之请，自北京红螺山南来，安居于普陀法雨寺，闭关阅藏，倡导净土法门，海内宗之，称其为法雨老人。

弘一法师在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期间，于法雨寺随印光法师居住七日。每日自晨至夕，随侍印光法师左右，详细观察印光法师日常生活一切行为及其修行境况，聆听其教诲。弘一法师通过此次参礼印光法师，耳闻目睹了一代高僧大德的嘉言懿行，对自己日后的修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弘一法师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时，以《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为题，进行演讲，实现了自己当年“当来探询法师生平事迹，撰述传文，以示后世”的承诺和愿望。弘一法师此次演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略述印光大师之生平：

大师为陕西人。幼读儒书，二十一岁出家，三十三岁居普陀山，历二十年，人鲜知者。至民国元年，师五十二岁时，始有人以师文隐名登入上海《佛学丛报》者。民国六年，师五十七岁，乃有人刊其信稿一小册。至民国七年，师五十八岁，即余出家之年，是年春，乃刊《文钞》一册，世遂稍有知师名者。以后续刊《文钞》二册，又增为四册，于是知名者渐众。有通信问法者，有亲至普陀参礼者。民国十九年，师七十岁，移居苏州报国寺。此后十年，为弘法最盛之时期。民国二十六年，战事起，乃移灵岩山，遂兴念佛之大道场。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生西。平生不求名誉，他人有作文赞扬师德者，辄痛斥之。不贪蓄财物，他人供养钱财者至多，师以印佛书流通，或救济灾难等。一生不畜剃度弟子，而全国僧众多钦服其教化。一生不任寺中住持监院等职，而全国寺院多蒙其护法，各处寺房或寺产，有受人占夺者，师必为尽力设法以保全之。故综观师之一生而言，在师自己决不求名利恭敬，而于实际上，能令一切众生皆受莫大之利益。

弘一法师于此次演讲第二部分，将印光大师盛德概括略举为“习劳”“惜福”“注重因果”和“专心念佛”四个方面。弘一法师在演讲中说：

大师盛德至多，今且举常人之力所能随学者四端，因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

甲 习劳 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余于民国十三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作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诫劝之。

乙 惜福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民国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及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饭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丙 注重因果 大师一生最注重因果，常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大师无论见何等人，皆以此理痛切言之。

丁 专心念佛 大师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师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此盖大师盛德感化有以致之也。

弘一法师在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时，遇王大同、徐伟两居士亦同莅止，曾经与其晤谈两日，相互交流参礼印光法师的心得体会。临别时，弘一法师赠王大同佛语一幅。弘一法师圆寂后，1943年王大同在《挽弘一上人》中写道：

光风霁月清凉寺，苦行头陀彻悟禅，一代高僧今去也，南山衣钵付谁传。

十余年前，余与徐伟居士游南海普陀，顶礼于后寺印光老法师。适弘一上人亦由瓯江行锡至山，晤谈两日，畅聆法言。更蒙上人惠赠精书佛语一幅，至今留存行箧，作时时展诵也。“儒门逃出学参禅，面壁功夫胜十年。记得印公有一语，上人行德迈前贤。”

弘一法师于普陀山法雨寺参礼印光法师之后，于乙丑（1925）六月重返永嘉庆福寺。他在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自庆福寺《致李圣章》中写道：

五月往普陀，参礼印光法师，六月返温。

通过上述弘一法师《致李圣章》两封信可知，弘一法师是于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五月赴普陀山参拜印光法师的。由此证明，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中，将弘一法师赴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记为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五月，是讹误。尽管弘一法师于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在泉州檀林福林寺演讲《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中曾说“余于民国十三年曾到普陀山”“民国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不过，弘一法师此次演讲是距离他前去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已经过去了十六年的追述，恐系弘一法师笔误或者口误。相对而言，上面援引弘一法师赴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之前和从普陀山返回永嘉庆福寺写给俗侄李圣章的两封信，都是当时的记述，应该比过去了十几年之后的追述更加准确。

此外，弘一法师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的身体状况，也足以证明弘一法师赴普陀山法雨寺参礼印光法师一事，不可能是在甲子。诚如前面曾经引用弘一法师于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六月二十一日《致李圣章》中所说：

四月初，衢州建普利道场，朽人入城随喜。以居室不洁，感受潮秽之气，因发寒热（非是疟疾），缠绵不已；延至五月初七八日乃愈。又其时并患咳嗽痰滞，迄今已将三月，虽颇轻减，仍未止息，想已转成慢性疴疾……朽人于四月十九日自衢州起行，廿五日达温。比拟继续掩室，一以从事修养，一以假此谢客养疴。

鉴于弘一法师当时的这种身体状况，恐怕很难跋山涉水前往普陀参礼印光法师。窃以为，弘一法师前往普陀山参礼印光法师的时间，还是应该以他当年写给俗侄李圣章信的时间为准，即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五月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