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永嘉　再次掩关

弘一法师移居衢州三藏寺暂住期间，温州诸人士屡屡致函弘一法师，诚挚邀请其重返永嘉。为不辜负永嘉诸仁者的殷挚情谊，弘一法师决定向莲华寺住持德渊大和尚暂借旅费三十元，于甲子四月上旬，经由松阳、青田，重返永嘉继续掩室。并于启程之前致信俗侄李圣章，请他代为偿还向莲华寺住持暂借之旅费。弘一法师在四月十七日《致李圣章》中写道：

居衢以来，忽忽半载。温州诸人士屡来函，敦促朽人返彼继续掩室，情谊殷挚，未可固辞。不久即拟启程。行旅之费，已向莲华寺住持借用三十元。尊处如便，希为代偿。由邮局汇兑此数，以汇券装入函内，双挂号寄交衢州莲花村莲华寺德渊大和尚手收为祷。温州通讯之处为大南门外庆福寺，是旧游之地也。此次赴温，由衢经松阳、青田，较绕道杭、沪稍近，约七日可达。率复，不具。

甲子四月十九日，弘一法师自衢州祥符寺起程，经松阳、青田，四月二十五日抵达温州，再次于庆福寺闭关修行。

时年四十五岁的弘一法师，有感于岁月流逝，光阴荏苒，自己已经进入暮年，不由得想起唐朝诗人李商隐《晚晴》诗句“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将自己掩关之室命名为“晚晴院”。同时，他也想借此次永嘉掩室修行的机会，闭门谢客，节其劳瘁，好好调养一下缠绵未已的多病之身。弘一法师甲子六月廿一日于永嘉庆福寺《致李圣章》中写道：

昨承来旨，委悉一一。荷施资致返莲华，感谢无尽。四月初，衢州建普利道场，朽人入城随喜。以居室不洁，感受潮秽之气，因发寒热（非是疟疾），缠绵未已；延至五月初七八日乃愈。又其时并患咳嗽痰滞，迄今已将三月，虽颇轻减，仍未止息，想已转成慢性疴疾。然绝无大碍，希为释怀。朽人于四月十九日自衢州起行，廿五日达温。比拟继续掩室，一以从事休养，一以假此谢客养疴。朽人近年已来，神经衰弱至剧，肺胃心脏，并有微恙，故须节其劳瘁，息心静养也。居此费用，周居士仍继续布施（前居温二年亦受其施），情不可却。前承仁者允施者，今可不须；俟他日有别种须用时，再以奉闻。谨致谢意，不尽欲言……

掩室已后，仁者及其他至友数处，仍可通信；惟希仁者勿向他人道及。以此次返温，知之者希，欲免其酬应之劳也。

弘一法师此次重返永嘉掩室期间，继续熟读经典，研修律藏，撰写律学著述，成就斐然。

甲子五月，弘一法师撰《有部毗柰耶犯相摘记》，并为其写《题记》曰：

附录《南海寄归内法传》数节。又记云：“案：以上所录，悉属有部之说，他部译本，或与是殊。”南山诸师撰述，亦多与此歧异。须知各有所长，未可是丹非素。而南山一派，尤深契此土机宜，慎勿固执有部之说，妄生疑谤也。岁次玄枵木槿荣月于西安莲华寺。

此处文中所说的“玄枵”，为虚宿别名，亦曰“北陆”，亦曰“颛顼之虚”，此为子年，即甲子年（1924）。“木槿”，花名。《本草纲目》卷三十六木槿“集解”：“槿，小木也，可种可插。其花小而艳，或白或粉红，有单叶千叶者，五月始开，故《逸周·月令》云：‘仲夏之月，木槿荣是也。’”因此所谓“木槿荣月”，即指五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前引弘一法师六月廿一日于永嘉庆福寺《致李圣章》中，已经说明“朽人于四月十九日自衢州起行，廿五日达温”，因此该《题记》中所谓“岁次玄枵木槿荣月于西安莲华寺”，恐系误记，似应为“岁次玄枵木槿荣月于永嘉庆福寺”才是。

五月，弘一法师手书《佛说八大人觉经》，寄赠淮阴陈伯衡（字锡钧）居士，并于其上题记“十三年岁在甲子五月，沙门昙昉写”。陈伯衡居士于其上题跋后，将其影印流通。陈伯衡在《跋》中写道：“民国纪元第一甲子夏五月，弘裔（昙昉）禅师写经寄我，因付影印，以广流传；并愿以此微因，回向先父先母往生佛国，早证菩提。淮阴陈锡钧敬题。”

前面说过，弘一法师在衢州时，南社旧侣吴江尤墨君（玄父）居士经常前往拜晤。弘一法师重返温州后，即录近作五篇，写成手卷奉赠尤墨君。后来，尤墨君以弘一法师别号“论月”，将其编为《论月集》，陆续发表于《越风》半月刊第十七、十九、廿一期中。《越风》，乃民国时期《杭州文史》之半月刊，由黄萍荪任社长兼主编。撰稿者多为夏丏尊、经亨颐、姜丹书、郁达夫、马一浮、弘一法师、尤墨君等一时名流。弘一法师曾应《越风》之请，口述《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一文。

尤墨君在《论月集》中题记：

岁在甲子，讲学三衢，会弘一法师亦莅斯土，相与晤对，如平生欢，盖法师与不材同隶南社也。寻法师返瓯，以近作录成手卷见赠，都文五。兹先录寄萍荪先生，以实《越风》，并以示世之爱读法师文字者。尚有简札跋语，当再续寄。“论月”者，法师号也。丙子夏，东吴尤墨君谨识。

手卷通体作小行楷，古媚之气，盎然纸上，盖法师书法原从张猛龙碑阴出。卷末附以短跋，字小如蝇头，凄婉可诵。跋云：“岁阳阏逢，冉冉春暮，将退隐林邱，埋名长遁。手写近作，以付玄父居士。”按：太岁在甲曰阏逢，是年甲子为建国十三年。玄父，即为不材别篆。犹忆今春晤陈伯衡先生于古越，以所藏法师各种手迹示之，先生叹为至宝。题《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跋》，称法师书法可俯视隋唐，洵非过誉。手卷亦正在倩先生加题中。法师尚有致俗宗兄绍莲居士书，拟附《论月集》后。又有《晚晴呓语》及题跋简札，当陆续钞付《越风》发刊，以飨读者。二十五年岁阳柔兆孟秋之月，东吴尤墨君再识。

甲子八月，弘一法师花费五年之力编辑并自手书细楷百余大页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正式脱稿完成。他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编录是书的缘起及其过程：

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是冬获观《毗尼珍敬录》及《毗尼关要》。虽复悉心研味，而忘前失后，未能贯通。庚申之夏，居新城贝山，假得《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南山《戒疏》《羯磨疏》《行事钞》及灵芝记。将掩室山中，穷研律学。乃以障缘，未遂其愿。明年正月，归卧钱塘，披寻《四分律》，得览此土诸师之作。以戒相繁杂，记诵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辄以私意，编录数章。颇喜其明晰，便于初学。三月来永宁，居城下寮。读律之暇，时缀毫露。逮至六月，草本始讫。题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数年已来，困学忧悴。因是遂获一隙之明。窃自幸矣！尔后时复检校，小有改定。惟条理错杂，如治棼绪。舛驳之失，所未能免。幸冀后贤，亮其不逮，刊之从正焉！时后十三年岁在甲子八月，大慈后学演音敬书。

弘一法师对于这部由他费尽心力编录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十分看重，将其视为是其出家后最大、最重要之著作，并将其交由穆藕初居士为施资影印。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六月下旬，弘一法师针对《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立遗嘱一份，交由弟子刘质平保存。弘一法师在遗嘱中写道：

余命终后，凡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之事，皆不可做。因此种事，与余无益，反失福也。

倘欲做一事业与余为纪念者，乞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二千册。

以一千册交佛学书局（闸北新民路国庆路口，即居士林旁）流通。每册经手流通费五分，此资即赠与书局。请书局于《半月刊》中登广告。

以五百册赠与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存贮，以后随意赠与日本诸居士。

以五百册分赠同人。

此书印资，请质平居士募集。并作跋语附印书后，仍由中华书局石印。（乞与印刷主任徐曜堃居士接洽，一切照前式，惟装订改良。）

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乞托徐曜堃往借。

此书可为余出家以后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以为纪念也。

弘一书

甲子八月，弘一法师续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柰耶自行钞》，更辑《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门次第》。弘一法师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柰耶自行钞》上题记曰：

岁次北陆歌栗底迦月，于永宁晚晴重治校讫。

此处所谓“说一切有部”，系小乘佛教二十部之一，又称“根本说一切有部”，略称“有部”。该部主张“我空法有”，在小乘二十部中最有势力。该部奉《大毗婆娑论》《六足论》《发智论》等为教义。“毗奈耶”又云“毗尼”，指佛教律藏。所谓“北陆”，为子年，即甲子年（1924年）。而“歌栗底迦月”，则为印度历八月。

弘一法师于《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门次第》结尾中写道：

昔义净法师，学于西域二十五年，该通三藏，而偏精律部。翻出有部律文十九部，百九十八卷。又别撰《内法传》等四部，七卷。译缀之暇，曲授学徒。凡所行事，皆尚急护。漉囊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泥洹而后，斯宗遂衰。妙典无传，琅函久锢，不其惜欤？余以夙幸，尝预钻仰。忧其坠失，矢愿宏布。既集《犯相摘记》一卷，《自行钞》一卷，并述斯文，录于卷本。俾初心者，始涉有津。敢以暗短，光显法门。振其绝绪，当复俟诸后贤矣。

是月，弘一法师欲往杭州，然当其抵达海门时，闻听杭州发生“齐卢之战”变乱（是年秋，江苏齐燮元与浙江卢永祥开战），因此改往绍兴访诸门人，于绍兴住了半个多月。李鸿梁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三次绍兴之行》中写道：

师莅绍兴，先后共计三次。第一次是在1924年秋天。按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中引蔡冠洛的《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中说：“我和弘一法师见面是在他将赴新登贝山掩关的一年（民国九年）……大约是在第三年吧（民国十二年），我在绍兴第五师范教书……”这是不对的。因为十二年春我还在厦门集美学校教书，在那年秋季，才应绍兴五中、五师之聘，翌年秋，才兼长县女师职。所以法师第一次莅绍是在民国十三年，这是不会错的。并且我还记得，师在若耶溪上赞美过红叶，所以是在秋天无疑。第二次在民国二十年秋，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寺里吃饭，有一样菜，法师特别指出是凤仙花梗，所以在深秋了。第三次，大约是在二十一年上半年。

那年我虽住在女师，但在五师遗留有卧室，室在龙山南麓，窗外树木伸手可触，小鸟常常飞来桌上，窥人读书，尚可住得，故法师初到即住于此。学校离我家不远，饭食由我家送去的。他说：“菜太好了，我们出家人，不应当吃这样的菜。”因此只得由四色减到二色，但他还嫌精，后来因附小学生在下面闹得利害，所以住了没有几天就搬到城东草子田头普庆庵里去了。因为这庵是童姓家庵，地近城郭，很是僻静。师在此住了半个多月，写了三百张佛号。一百张存蔡丏因处，二百张分存孙选青处与我处，嘱分赠有缘者。曾名其室为“千佛名室”。师又在庵中发现太平天国碑，惜系还魂碑，故字迹不易辨认（因碑系旧碑改镌，旧碑原文既未完全磨灭，而改刻之新文又不十分深刻，故文字重叠模糊），此碑后移立于龙山越王殿下，于抗战期间，殿屋碑碣俱毁，唯此碑尚独立于瓦砾堆中。那时还与法师同游过平水显圣寺，寺为越中名刹之一。

尽管蔡丏因在《廓而亡言的弘一大师》中对于弘一法师第一次莅临绍兴记载时间的确有误，但他在文中的其他相关记述，对弘一法师此次莅绍仍具有史料价值。蔡冠洛在其中写道：

他这回到绍兴，在城南的一角野里叫做草子田头小庵里住了好多天。我们休假日，终是跑去见他的，但并没和他多说话，往往是面对面的默然坐着。那时虽然有许多的问题，或是关于人生的，或是关于佛法的，很想请教一些，而对着他那副真诚的态度和慈祥而带着微笑的颜面，似乎觉得一切已解决了，已明白了，这已是人生应有的态度，佛法终极的趋向，已不必别有所求，如果落了言诠，反而亏损了这具体而现实的道范了。以后每回见面，他总是“廓而亡言”，因想世尊在灵山会上，不立语言文字，拈花示众，就是最美满的一个法会。

弘一法师此次在绍兴逗留半个月后，便于八月末，移居杭州城内银洞巷六号虎跑下院接引庵暂住。时值《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石印完毕，弘一法师寄赠蔡丏因、李圆净二居士各一册。他在八月廿五日于虎跑寺下院接引庵《致蔡丏因》中写道：

顷诵惠书，忻悉一一。拙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今已石印流布。是书都百余大页，费五年之力编辑，并自书写细楷。是属出家比丘之戒律，在家人不宜阅览。但亦拟赠仁者及李居士各一册，以志纪念。开卷之时，不须研味其文义，唯赏玩其书法，则无过矣。又拙书《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书法较《回向品》为逊，今亦付石印以结善缘。尊宗禹泽居士，未审今居杭何处？希示知。拟以《四分律表记》二册及《华严疏钞》四册，送存彼处，俾便他日面奉仁者。（《表记》册太大，不便邮寄。若《地藏经》早日印就，亦并交去，否则他日另寄。）尊印《回向品》共若干册，并乞示知。《四分律表记》共印千册。（由穆居士以七百金左右独力印成。）以五百册存上海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以三百二十册存天津佛经流通处，皆系赠送。如有僧众愿研求比丘律者，若居士等愿将此以为纪念者，皆可托人向上海功德林就近领取。《地藏经》共印多少，如何分法，今尚未悉。朽人不久将往他方，今移居杭州城内银洞巷六号虎跑下院暂住，料理未了诸事。惠复乞寄上海江湾镇立达学园丰子恺居士转交，恐朽人不久或去杭也。承询所需，俟后有需，当以奉闻。敬谢厚意。此未宣具。

值得注意的是，弘一法师在《致蔡丏因》的这封信中，明明写道“今移居杭州城内银洞巷六号虎跑下院暂住，料理未了诸事。”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中将此事记载为“回温州后……《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石印后，寄赠蔡丏因与李圆净二居士各一册，并致书蔡丏因云：……”显然不确。

弘一法师在杭州城内银洞巷六号虎跑下院接引庵暂住不久，又重返永嘉庆福寺。甲子九月，弘一法师应旻飞居士崔祥鸿恳请，为其母撰《崔母往生传》。

甲子仲冬，弘一法师手书《梵网经》成，赠师弟弘伞法师。弘伞法师持至马一浮居士处，嘱为题记。马一浮居士为题一诗曰：

要识如来种，应观孝顺心。拨炉知有火，废井乃无禽。教陵惟扶律，情亡在饮针。毫端留舍利，万本示丛林。弘伞大士出音上人写《梵网经》属题，率缀短句，甲子仲冬，湛翁。

是年冬，友人惠施弘一法师《华严疏钞》一部。弘一法师为了善巧诱掖蔡丏因，以卷帙繁多，致书蔡冠洛，提出愿与其轮流共阅，俾施主功德弥胜。弘一法师在冬至后二日《致蔡丏因》中写道：

尔有友人惠施《华严疏钞》一部，如仁者暂不请购，可先与朽人轮换共阅此一部。因朽人所阅者仅数册，余悉束置高阁。若与仁者共阅，俾令施主功德弥胜。

蔡丏因对此作按曰：“师由是常分部寄来，阅竣寄还；又寄其余部分。其意实缘《疏钞》繁重，多则生怠倦心，故分部寄阅，轮换研究。善巧诱掖，于此可见。”

弘一法师收到蔡丏因回复之后，于腊月初六再次致函蔡丏因，写道：

书悉。《华严疏钞》，唯有仁者能读诵，故以奉赠。来书谦抑太甚，未可也。《疏钞》第十《回向章》及《十地品》初地前半共一册，乞寄下。《疏钞》中近须检阅者凡五册：一、《净行品》（一册），二、《十行品》（二册），三、《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一册），四、《十回向章》（一册），此五册迟数月后再邮奉尊斋。以外诸册，不久悉可寄上。《悬谈》在杭州，《疏钞》存上海，不久可以寄来。明后二年，谢客养静，未能通问。《回向初章》印就时，乞惠寄朽人五册，仍交丁居士家。并乞寄天津东南城角清修院清池大和尚三册，至为感谢。（《回向》初章中听字写从壬，大误。后忽忽不及改写。切字从十者，依唐人《一切经音义》之说，以十表无尽也。）

弘一法师认为，佛教经典中疏、钞、科三者，如同鼎足，不可阙一。所谓“科”，是指为了方便读者研读经论而将其内容分成若干段，再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标示各段内容之科文。由此可见，科文对于研读理解经论，至关重要。当蔡丏因读经遇到困难致书询问弘一法师《华严经疏科文》十卷是否有刻本时，弘一法师在甲子腊月初三《致蔡丏因》书中写道：

顷诵书，并承惠施毫笔四管，谢谢。《华严经疏科文》十卷，未有刻本。日本《续藏经》第八套第一册、二册，有此科文。他日希仁者至戒珠寺检阅。疏、钞、科三者如鼎足，不可阙一。杨（仁山）居士刻经疏，每不刻科文，厌其繁琐，盖未尝详细研审也。（钞中虽略举科目，然或存或略，意谓读疏者必对阅科文，故不一一具出也。）今屏去科文而读疏钞，必至茫无头绪。北京徐（蔚如）居士刻经，悉依杨居士之成规，亦不刻科。所刻南山律宗三大部，为近百册之巨著，亦悉删其科文。朽人尝致书苦劝，彼竟固执旧见，未肯变易，可痛慨也。

弘一法师通过自己出家受戒过程，尤其是通过出家后研读律学典籍，对于归戒功德、受戒应于出家五众边受，以及今人乞师证明受归依者辄称归依某师，俗例相承等问题，颇感不安。弘一法师于甲子（1924）年，参照《高丽藏》古本，旁考大律，对由宋天竺三藏求那跋摩译、明沙门智旭笺要之律典——《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进行勘校，并对其补释三章，即《引律释文》《立表辨相》《别录旁义》。弘一法师在补释中写道：

一、引律者，凡经文脱略，译言未融，支举其要，引大律文以为补释。使昭然易喻，寻览无惑。

二、立表者，犯相境想开缘，《经》文《笺要》，并有阙略。后学迟疑，莫知所拟。故缀集增补，列为图表。初心之侣，倘有微益。

三、别录者，或引前识，或率私臆，略补其遗，趣使易了，岂曰能尽。持犯之概，差可见耳。

《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乃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唐义净三藏法师留学印度二十余年期间，专攻此部。义净三藏归国之后，译传此部律典，凡廿部，二百零一卷。内容精确详明，世称“新律”。弘一法师认为，学者宜先披寻《笺要》，精研其义。后取是编，对阅详审，乃可识其源流，贯其条理。他在《校刻〈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序》中写道：

《五戒相经笺要》，今有二本。金陵新刻，校点疏略，文字句读并多讹舛。旧刻莫审所出，较前为善，而流布者希，觅求非易。今检《丽藏》古本，旁考大律，详校经文，小有改订，并分章节，指序条贯。虽于文义不无割裂，取便初学，非无益矣。别述补释三章，录于卷末。敢以浅学，响附前规。明哲倘览，幸为研尽，备其未详也。于时十三年岁阳阏逢沙门昙昉。

弘一法师于《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所下功夫，委实匪浅。弘一法师将以上撰著合为一集。次年十月，由夏鉴均施资印行，发布流通。

弘一法师还撰写了《新集受三归五戒八戒法式凡例》，以及《新集受三归五戒八戒法式》，并于其下明确注明“永宁晚晴院沙门昙昉集”。相信读者通过阅读下面所附弘一法师撰写的《新集受三归五戒八戒法式凡例》，可见其当时的思想主张。这对于读者理解众所称颂弘传律宗的弘一法师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这里不避冗长，摘录如下，以供读者学习参考：

一、五戒八戒当分属于小乘。然欲秉受戒品，应发大菩提心，未可独善一身，偏趣寂灭。虽开遮持犯，不异声闻，而发心起行，宜同大士。清信之侣，幸其自勉。

一、归戒功德，经论广赞。泛言果报，局在人天。故须勤修净行，期生弥陀乐土。宋灵芝元照律师云：一者入道须有始，二者期心必有终。言有始者，即须受戒，专志奉持。今于一切时中，对诸尘境，常忆受体。着衣吃饭，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不可暂忘也。言其终者，谓归心净土，决誓往生也。以五浊恶世，末法之时，惑业深缠，惯习难断，自无道力，何由修证。故释迦出世五十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因缘虽多，难为造入，唯净土法门，是修行径路。故诸经论，偏赞净土。佛法灭尽，唯《无量寿经》百年在世，十方劝赞，信不徒然。

一、受归戒者，应于出家五众边受。（出家五众者，苾刍、苾刍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然以从大僧受者（大僧者：苾刍、苾刍尼）为通途常例。必无其人，乃依他众。（依《成实论》及《大智度论》，皆开自受八戒。灵芝《济缘记》云：《成》《智》二论，并开自受。文约无师，义兼缘碍。灵峰云：受此八关斋法，须一出家人为作证明。不问大小两乘五众，但令毕世不非时食者，便可为师。设数里内决无其人，或可对经像前自誓秉受耳。）

一、受归戒者，若依律制，应于师前，一一别受。其有多众并合一时受者，盖为难缘，非是常制。《有部毗柰耶杂事》云：如来大师将入涅槃，五百壮士愿受归戒。时阿难陀作如是念：彼诸壮士于世尊处一一别受，近事学者，时既淹久，妨废圆寂。我今宜请与彼一时受其学处。（文。）准斯明文，若无难缘，未可承用。

一、受归戒时，授戒者说，受者随语。西国法式，唯斯一途。唐义净三藏云：准如圣教，及以相承，并悉随师，说受戒语。无有师说，直问能不。戒事非轻，无容造次。（是编专宗有部，与他律论之说，小有歧异。学者亦毋因是疑谤他宗，以各被一机，并契圣教也。）

一、诸余经论有云，不能具受五戒者，一分二分得受。若依《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说，谓不具受者不得戒。彼云，问曰：凡受优婆塞戒，设不能具受五戒，若受一戒乃至四戒，受得戒不。答曰：不得。若不得者，有经说，有少分优婆塞、多分优婆塞、满分优婆塞，此一义云何。答曰：所以作是说者，欲明持戒功德多少，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灵峰亦云：若四分三分等，既未全受，但可摄入出世福业，未可名戒学也。（文。）准斯而论，今人欲受戒者，当自量度，必谓力弱心怯，不堪致远，未妨先受一分乃至四分。若不尔者，应具受持，乃可名为戒学。岂宜畏难，失其胜利。

一、今人乞师证明受归依者，辄称归依某师。俗例相承，沿效莫返，循名核实，颇有未妥。以所归依者为僧伽，非唯归依某师一人故。灵峰云：归依僧者，则一切僧皆我师也。今世俗士择一名德比丘礼事之，窃窃然矜曰，吾某知识、某法师门人也。彼知识、法师者，亦窃窃然矜曰，某居士、某宰官归依于我者也。噫，果若此，则应曰归依佛归依法，结交一大德可也。可云归依僧也与哉。（文。）故已受归依者于一切僧众，若贤若愚，皆当尊礼为师，自称弟子。未可骄慢，妄事分别。

一、今人受五戒已，辄尔披五条衣，手持坐具，坏滥制仪，获罪叵测。依佛律制，必出家落发已，乃授缦条衣。若五条衣，唯有大僧方许披服。今以白衣滥同大僧，深为未可。（《方等陀罗尼经》云：在家二众，入坛行道，着无缝三衣。无缝，即是缦条，非五衣也。又《成实论》云：听畜一礼忏衣，名曰钵吒。钵吒，即缦条也。据经论言，着缦条衣，亦可听许。但准律部，无是明文，不着弥善。）若坐具者，梵言尼师但那，旧译作泥师坛，此云坐具，亦云卧具。唯大僧用以衬毡席，防其污秽。此土敷以礼拜，盖出讹传。大僧持之犹乖圣教，况在俗众。悖乱甚矣。（义净三藏云：尼师但那，本为衬替卧具，恐有所损，不拟余用。敷地礼拜，不见有文。故违圣言，谁代当罪。）

一、既受戒已，若犯上品重罪，即不可忏。若犯中品下品轻罪，悉属可悔。宜依律制，向僧众前发露说罪，罪乃可灭。岂可妄谈实相，轻视作法。灵峰云：说罪而不观心，犹能决罪之流，倘谈理而不发露，决难清罪之源。若必耻作法而不肯奉行，则是顾惜体面，隐忍覆藏，全未了知罪性本空，岂名慧日。又云：世人正造罪时，实是大恶。不以为耻，向人发露，善中之善。反以为羞，甘于恶而苦于善，遂成恶中之恶，永无出期。颠倒愚痴，莫此为甚。（文。）今于篇末，依有部律酌定说罪之文，若承用时，未可铺缀仪章，增减字句。是为圣制，不须僭易。

一、末世已来受归戒者，多宗华山三归五戒正范，曲逗时机，是彼所长。惜其仪文，少伤繁缛。灵峰受三归五戒法，颇称精要，承用者希，盖可怅叹。（陈熙愿谓此法，惟约受者自说而略录之。若师前受，仍以华山。寻绎斯言，实出臆断。戒事法式，宜遵圣教。若以西土常规，目为略录。别宗异制，偏尚繁文，是非混淆，若为安可。恐怀先惑，聊复辨陈。）是编集录，悉承有部。（具云根本说一切有部。唐义净三藏法师留学印度二十余年，专攻此部。归国已来，译传此部律文，凡十九部，近二百卷。精确详明，世称新律。）宗彼律文，出其受法，简捷明了，不逾数行。西土相传，并以此制。匪曰泥古，且示一例。可用与否，愿任后贤。

弘一法师以上这些著述，无疑都是他对于佛教律学的新贡献。

弘一法师除了上述研习律典撰文之外，还利用余暇重拾篆刻旧艺，并在没有篆刻刀具的情况下，假以铁锥为旧友以及侄辈篆刻印章。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二月四日弘一法师在衢州《致王心湛》中写道：

损书，承悉一一。小印仓卒镌就，附邮奉慧览。刻具久已抛弃，假铁锥为之。石质柔脆，若佩带者，宜以棉围衬，否则印文不久将磨灭矣。

王心湛，即王心三，浙江绍兴人。章太炎在《王心三二三事》中，曾介绍过王心三清末追随徐锡麟从事革命的事迹。王心湛晚年学佛，自号真如，尝于上海寿圣庵讲学，与马一浮居士和弘一法师时有书信往来。弘一法师时常在信中对其循循善诱，指导学佛。

值得注意的是，林子青在其所编《弘一法师书信》中，将弘一法师于甲子（1924）二月四日《致王心湛》的地点，误作“温州”；《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亦将其误作“温州庆福寺”。实际上，诚如前引弘一法师甲子六月廿一日于永嘉庆福寺《致李圣章》中所说“朽人于四月十九日自衢州起行，廿五日达温”，以及前述相关资料均可证明，弘一法师甲子二月正驻锡衢州，并没有去温州。

甲子九月，弘一法师还曾为俗侄李圣章刻阴文图形印一方。并于十月廿一日将为李圣章所刻印章挂号付邮寄后，在《致李圣章》中写道：

省书，承悉一一。浙地信佛法者众，此次变乱，故能转危为安，至可庆忭。宿疾当不为患。尔来编校，颇劳心力，为困惫耳。撰述律学四种，明岁刊印讫，当以奉览。印石并呈，此不宣具。

弘一法师将为李圣章所刻小印寄出将近一个月，担心时事未宁，邮物往往不能送达，因此他在得到李圣章回复前，又于十一月十二日再次致信李圣章询问此事。他在《致李圣章》的明信片中写道：

顷诵三日所发手书，具悉一一。小印前已挂号付邮寄上，如未收到者，希以示知，再为镌刻寄奉也。挂号证已遗失，不能稽查。时事未宁，邮物往往不达。前月汇金至南京请经，金与函悉遗落，未可追究，无如之何也。率复。

弘一法师这段时间除为王心湛、李圣章篆刻印章外，还于丙寅（1926）为蔡丏因刻过印章。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正月，弘一法师拟移居庆福寺下院——茶山宝严寺。由于此处须修葺才能居住，弘一法师拟趁此时机外出游方，并为此致书俗侄李圣章，请其斟酌资助。弘一法师在正月廿八日《致李圣章》中写道：

昨邮一片，计达慧览。近以迁徙事，预计颇有所须，希仁者斟酌资助为感。来书乞寄温州南门内谢池里周孟由居士收下，转交朽人手收。汇款由邮局为善……率以奉陈，殊未宣悉。

李圣章谨遵弘一法师之嘱，施金三十元。弘一法师收到李圣章汇来款项后，回复感谢。他在二月十五日《致李圣章》中写道：

顷诵惠书，并承施金三十圆，感谢无尽。是中拟以八圆为添换衣被等费，以二十二圆为行旅之资及旅中所需也。此数已可敷用，他日万一尚有他种需要，再当奉闻。附近作《崔母往生传》致慧览，率以答白，不具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