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掩关　息心办道

民国十年辛酉（1921）正月，弘一法师在弘伞法师陪同下由衢州莲花寺归卧钱塘玉泉寺后，继续披寻《四分律》等律宗典籍，并广览中土诸师之作。他在《四分律戒相表记·自序》中写道：

庚申之夏，居新城贝山……明年正月，归卧钱塘。披寻《四分律》，并览此土诸师之作。

弘一法师此次归卧钱塘玉泉寺之后，曾于辛酉早春在闸口凤生寺小住。时弟子丰子恺将赴日本留学，闻师归杭，特往话别。丰子恺在1926年8月4日撰写的《法味》中回忆道：

我于六年前将赴日本的前几天的一夜，曾在闸口凤生寺向他（弘一法师）告别……这一天接到他的邮片，使我非常感兴。那笔力坚秀，布置妥帖的字迹，和简洁的文句，使我陷入了沉思。做我先生时的他，出家时的他，六年前的告别时的情景，六年来的我……霎时都浮出在眼前，觉得这六年越发像梦了。我就决定到杭州去访问。过了三四日，这就被实行了。

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四十二岁”注②中作【按】：“丰子恺赴日留学，为1921年的早春。所谓六年前，当系民国十年无疑。其《我的苦学经验》云：‘1921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块钱，就抛弃了家庭，独自冒险地到东京去了。’（见《中学生》，民国二十年新年号）”

弘一法师在闸口凤生寺居住不久，又重返玉泉寺。旧友陶秉珍、朱章卿闻知消息，于辛酉三月初五至玉泉寺拜访，并与其摄影留念。弘一法师于合影上题记：

辛酉三月初五日，弘一演音偕陶子秉珍、朱子章卿写于玉泉。

弘一法师还是觉得驻锡杭州故旧酬酢，干扰太多。他在与旧友陶秉珍、朱章卿合影当天，便致信时在上海的少年时代挚友毛子坚，告诉他自己拟去浙江温州觅一处足以适宜久住、可以静心修持的清净兰若，息心办道。目前正在委托杨白民为其筹集资金。同时，劝请毛子坚请奉披诵《印光法师文钞》、亲近范古农居士，聆听其讲经说法，以归心佛法。他在辛酉三月初五《致毛子坚》中写道：

……音以杭地多故旧酬酢，将偕道侣程、吴二居士之温，觅清净兰若，息心办道。经营伊始，须资至夥。程、吴二居士家非丰厚，音不愿使其独任

是难。故托白民君代为筹谋，须资约计三百，以助其不足。至音寻常日用之资，为数至纤，不足为虑。仁者卖字之说，固是一法，然今非其时；俟他年大事已了，游戏世间俗事，则一切无碍矣。上海有正书局，寄售《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极明显切实，希仁者请奉披诵。新闸坤范女学校自初八日始，每晚请范古农大士讲经，希仁者往听。一染识田，永为道种。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能亲承范大士之圆音，尤非多生深植善根，不易值也。范大士解行皆美，具真知见，为宏法之善知识。音数年以来，亲近是公，获益匪浅。音于当代缁素之中，最崇服者，于僧则印光法师，于俗则范大士。仁者如未能于晚间闻法，或于暇时访范大士一谈亦可。音与仁者多生有缘，故敢以是劝请。今后仁者善根重发，皈心佛法，倘有所咨询，音当竭诚以答。或愿阅诵经论，音当写其名目，记其扼要，以奉青览。今后通函，寄杭城内万安桥下银洞巷四号。廿日左右，当再来沪，临时必可一晤也。率复，不具。

辛酉三月，弘一法师旧时同学、浙江瑞安人林同庄得知弘一法师有意寻觅“清净兰若，息心办道”时，便向其推荐说，永嘉山水清华，气候温适，安静少扰，足可于彼研究佛典，专心修道。弘一法师闻之欣然，有意前往驻锡。此处所谓“永嘉”，乃温州古称，又谓永宁。因地处瓯江下游，别称为“瓯”。瓯北为雁荡山脉著名风景区。因弘在《弘一音公驻锡永嘉行略》中记载：

溯吾师自民国七年出家杭州虎跑，受具灵隐，九年研教新城贝山，因旧同学瑞安林同庄君言永嘉山水清华，气候温适，师闻之欣然。又因吴璧华、周孟由二居士延请，遂于十年三月料理行装，拥锡来永，挂褡城南庆福寺。

吴璧华，浙江温州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历任军政要职，深信佛法。以1922年在温州创办“莲池海会”阐扬佛法而闻名。周孟由，乃温州知名居士，皈依印光法师，深信净土法门。实际上，此时正在玉泉寺常住并与弘一法师友善的玉泉居士吴建东，对于弘一法师驻锡永嘉，也功不可没。当其得知弘一法师有意前往永嘉驻锡后，便主动给他熟识的永嘉缁素写信，说是弘一法师去永嘉后，“凡所需求，无虑难继，有某在耳”。弘一法师在《玉泉居士墓志铭》中写道：

辛酉季春，余徙永嘉，掩室城寮，盖由居士为之绍介。

当年在浙一师受李叔同直接熏陶，毕业后任教于温州模范小学、瓯海公学等校的陈祖经（字伯权）于《弘一大师在温州》中写道：

弘一大师闻旧友瑞安林同庄先生言，永嘉山水清秀，气候温和，欣然向往。随后，由玉泉居士（吴建东，闽人）介绍，并经吴璧华、周孟由两居士延请，遂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从杭州来永嘉，卓锡于庆福寺，时年四十二。

弘一法师对培养佛教僧材是颇为留意的。出家后常住钱塘时，虎跑寺曾为弘一法师指派过一名少年侍者，一边随侍弘一法师，一边受其教化，接受其文化、书法等基础教育，学习念经做功课，学习如何处世接物认真做人。其间，弘一法师曾教其写过诸如“放宽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心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处减三分让人嗜”“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等若干格言。由此，这位少年侍者进步很快。辛酉（1921）正月，当这位少年侍者十八岁时，弘一法师带其对当家和尚弘祥法师说：“他家里很穷，也没有兄妹，我看他五官端正，让他出家好了。”弘祥法师遂让这位少年侍者拜弘一法师为师，为其取法名“宽愿”，号“祖贤”。这也是弘一法师在佛门中正式接受的唯一一位弟子。当弘一法师移锡永嘉时，弟子宽愿法师亦随侍前往。

弘一法师于辛酉三月上旬离开杭州，取道上海，前往永嘉。在抵达上海候船期间，弘一法师谢绝许多在沪旧友请其去住豪华居所的好意，住在南市护国院中。所谓“护国院”，即上海南市老关帝庙之雅称。因护国院主僧与杭州西湖玉泉寺住持真空（河南人）为同一系统，又因弘一法师与玉泉寺因缘颇深，故到沪常居于此。

此时，对弘一法师心仪已久，但却一直无缘得见的国画家刘海粟闻知消息，便前来护国院拜谒向其请益。当刘海粟看见面容肃穆，双目低垂，身着衲衣，脚穿草鞋的弘一法师时，不胜感慨，乃至热泪盈眶。两个人对坐无言。临别前，弘一法师为刘海粟手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作为留念。

时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原浙一师学生李鸿梁等人，得知弘一法师将去永嘉息心办道，便请他到学校中为大家写字留念。写字之前，弘一法师叮嘱弟子们对其行程严格保密，以免应酬之苦。书毕，弘一法师与李鸿梁等人合影留念。

弘一法师此次在沪居护国院时，手书《佛说十二头陀经》一卷，并于经末题记：

辛酉三月十日，居上海护国院，弘一沙门演音敬写。愿将以此功德，回向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同离结著，集诸善本，发大乘心，往生西方，速得无上正真之道。

扬州有别刊版，久不印行，屡求请不可得，乃依《丽藏》本写此，伤正法之久淹矣。

辛酉四月初，弘一法师又应杨白民邀请，由护国院移居他在俗时曾经执教过的城东女学暂住。其间，他与前来参访的曾跟随其学画的原城东女学学生朱贤英，过谈半日，向其开示念佛法门，勉以专修持名念佛，不旁他法。朱贤英道念灵动，至心信受。

弘一法师在沪候船期间，原拟会见分别十五六年的在俗旧友、实业家穆藕初，但由于穆藕初当时不在沪上，而未能如愿。弘一法师遂将自己手书《佛说五大施经》《佛说戒香经》《佛说木槵子经》等三部经，托人转赠穆藕初，作为对其祝愿与怀念。穆藕初在将这三部经请尤秉彝（即尤惜阴）为之题记后，特付石印，用广流通，以慰弘一法师弘扬佛法之深心，并尽朋友见闻随喜之至意。尤秉彝在为弘一法师所书以上三经所作题记中写道：

辛酉春暮，弘一大师欲赴温州办道，来沪待船，赠穆藕初居士以手写三经一帙：一为《佛说五大施经》，一为《佛说戒香经》，一为《佛说木槵子经》。每经系以赞扬劝修语，并附行人常识数则，简约明显，妙契时机。穆居士特付石印，用广流通，以慰大师弘扬佛法之深心，并尽朋友见闻随喜之至意。谨附片言，以表是经出世因缘。末学尤秉彝稽首敬志。

此处所谓“木槵子”，是一种植物种子，可作为念珠。《佛说木槵子经》云：

若欲灭烦恼障、报障者，当贯木槵子一百八，以常自随。若行若坐若卧，恒当至心无分散意。称佛陀、达摩、僧伽名，乃过一木槵子。如是渐次度木槵子……若复能满一百万遍者……永断烦恼根，获无上果。

苏州灵岩山妙真老法师于1964年（甲辰）创办文物馆时，得弘一法师赠穆藕初手书《佛说五大施经》《佛说戒香经》《佛说木槵子经》等三经后，嘱请丰子恺为其题跋。丰子恺于其上写道：

一、《佛说戒香经》 辛酉二月弘一沙门演音书

二、《佛说五大施经》 辛酉二月弘一沙门演音书

三、《佛说木槵子经》 辛酉三月弘一沙门演音书

先师弘一上人在家时，精通音乐、演剧、诗文字画，而于书法造诣尤深。出家后屏弃诸艺，独不忘情于书法。常写经文佛号，广结胜缘。此三经乃初出家时为穆藕初居士所书者。笔力遒劲，与后年所书轻描淡写，落墨不多者迥异其趣。在佛法上与艺术上，此皆可称为至宝。藕初居士乃当年沪上巨贾，皈依大师，热心弘法。白马湖晚晴山房之建筑及《护生画初集》之刊行，此人曾慨捐不净之财，亦难得也。苏州灵岩山妙真老法师，创办文物馆，得此墨宝，属为题字，率书所知如上。时甲辰岁首，丰子恺于海上日月楼。

丰子恺该题跋中有两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既然跋中已经明写了这三部经的具体书写时间，即前两部为辛酉二月，后一部为辛酉三月，此时距离弘一法师出家已经两年，为什么丰子恺于该跋中又同时写道“此三经乃初出家时为穆藕初居士所书者”呢？二是佛教倡导净财，摈弃不净之财。所谓“净财”，乃指远离贪欲、通过正当合法方法和手段所获得之财物。因此，凡布施者当以其净财捐施才是。所以，丰子恺此处所谓“此人曾慨捐不净之财，亦难得也”，的确令人费解。

永嘉当时有两座远近闻名的古刹：一是南宋时期即被列为全国“五山十刹”之一的江心寺，另一古刹，则是俗称“城下寮”的庆福寺。

江心寺，位于温州瓯江中之江心屿。江心孤屿，原分两岛，东西对峙，中贯川流。西屿之巅，北宋开宝二年（969）建有七级六面宝塔一座，并于西麓建寺，俗名“西塔院”。元丰年间（1078-1085），赐西塔院为净信禅寺。后来东屿又建普寂禅寺，俗名“东塔院”。南宋绍兴七年（1137）高宗诏蜀僧真歇清了禅师来主普寂、净信二寺。时值中贯江心之川流淤塞，真歇清了禅师率众填平，兴建新寺名曰中川寺。后来高宗赐改中川寺为江心寺，普寂寺为龙翔寺，净信寺为兴庆寺，合三寺为一，总称江心寺。南宋温州状元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及第前曾在江心寺攻读经史，撰有“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名联一副。现存江心寺建筑物，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建。弘一法师自上海乘船抵达永嘉后，先于江心寺暂住。后来，弘一法师感觉江心寺交通通信十分不便，便由吴璧华、周孟由二居士介绍，驻锡俗名“城下寮”的庆福寺。

始创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庆福寺，坐落在温州大南门外飞霞洞前，背山面水，环境清幽。1894年，寂山和尚于庆福寺拜雪莲和尚为师出家。1920年雪莲和尚圆寂，被推为庆福寺住持的寂山和尚，增筑精舍，庄严法门，且复建莲池会，从者云集，胜名流传，遍及瓯江，极一时之盛。

弘一法师驻锡庆福寺后不久，即谢绝诸缘，闭关研修，由其师弟弘伞法师为之护关。所谓“闭关”，又称为“掩关”，是佛教僧人闭门谢客的一种修行方式。闭关者居住之处，称为“关房”。闭关者通常于关房内或阅藏研法，或专修一门。闭关时间，也依个人预期目标而有所不同。既有数月者，亦有达数年者。闭关期间，以不出关房为原则。因此关房外，必须有“护关”者，以护持闭关者的饮食、医药等事宜。

弘一法师为了尽量减少干扰，得以净心修行，还与庆福寺以及诸同人旧友，约法三章。他在《庆福寺闭关为约三章》中写道：

余初始出家，未有所解，急宜息诸缘务，先办己躬下事。为约三章，敬告同人：

一、凡有旧友新识来访问者，暂缓接见。

一、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

一、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惟冀同人共相体察。失礼之罪，希鉴亮（见谅）焉！释弘一谨白。

弘一法师《庆福寺闭关为约三章》发布之后，仍然有人前往拜访。弘一法师一个月之后，又撰写《掩关谢客简》，重申自己决心“掩关念佛，谢绝人事”的愿望，并将其制成印刷品，分寄丁福保等师友，以期借此得到师友的理解和支持，弘一法师在《掩关谢客简》中写道：

敬启者：不慧痛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自今以后，掩关念佛，谢绝人事。谨致短简，以展诀别。他年道业有成，或可启关相见。凡我师友，希垂鉴焉！

在庆福寺寂山和尚的悉心关照下，弘一法师得以专心致志，精研律学。陈祖经在《弘一大师在温州》中写道：

庆福寺寺主寂山老和尚，因感大师出身于富豪之家，留学回国后，又以学术名于时；而出家之后，竟能严持戒律，刻苦精进，故倍加钦敬供奉，视同佛菩萨。寂山老和尚因大师生长津门，惯于面食，故经常以面条等供其飧食。又因大师过午不食，特将午饭时间提早在正午前。

丁鸿图在《庆福戒香记》中亦记之曰：

寂公（寂山）为庆福寺主持，以师为富家子弟而兼学者，出家竟能严持戒律，刻苦精进，钦敬供奉，视同佛菩萨。尝因师持过午不食，特将全寺午饭时间提早为十时。

弘一法师掩关期间，严守约法，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披读《四分律》上。弘一法师自遇贝山障缘未遂其愿卧归钱塘之后，在披寻《四分律》和得览此土诸师之作时，深感戒相繁杂，记诵非易。为使其明晰易记，便于初学，曾撮录其要，列表志之，编录数章。并于此次庆福寺闭关后，读律之暇，时缀毫露，不断将其充实完善。闭关三个月后，即完成初稿，并将其题为《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为纪念在永宁完成此作，他还在书名之下，题“永宁晚晴院沙门昙昉集”。

陈祖经在《弘一大师在温州》中写道：

庆福寺位于永嘉南城下，俗称“城下寮”，背依积谷山麓，面绕城河，曲径通幽，有城市山林之胜景。大师喜其静而居之。过数月，即行闭关潜修，并与同寮相约，云：“余初始出家，未有所解，急宜见（息）诸缘务，先办己躬下事，为约三章，敬告同人：……”

是年岁首，弘一大师在杭州搜（披）寻《四分律》，深感戒相繁杂，记诵非易，拟撮其要点，列表志之，并命名为《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大师深知改编后内容明晰，便利初学者，但当时未脱稿。至永嘉后，读律之暇，不时挥毫摘录，逮至六月，草本始讫；至一九二四年八月，经四年之久，始成定稿。大师在自序中云：“数年以来，困学忧悴，因是遂获一隙之明，窃自幸也。而后时复检校，小有改定，惟条理错杂，如治棼绪，舛驳之失，所未能免……”该书由穆藕初居士慨捐七百元，委托中华书局缩影印千部，分赠各寺院，原稿交由穆氏收藏。大师并预立遗嘱，附印于后，云：“本衲身没，无庸建塔及其它功德，只乞募资重印此书，以广流传，于愿已足。”此书为大师生前巨著之一，佛教界十分重视。

弘一法师在闭关研律、编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之暇，还“时缀毫露”，手书、辑录经文多种，伏愿见闻随喜者，发增上心，多少奉持，以重兴正法，并为其中一些作了题跋。他在《刻〈十二头陀经〉跋（先老人遗著）题记》中写道：

头陀以抖擞尘劳为义，具十二法。迦叶尊者，终身奉行。世尊谓正法住世，全赖此人。迨兹末运，妄以须发当之；尚不知比丘戒为何事，矧头陀法耶？余虽根劣，仅持一二，然一番展读，辄一番愧感。例诸贤达，想亦当尔。重录梓行，伏愿见闻随喜者，发增上心，多少奉持。庶重兴正法，不日可望耳。辛酉三月演音敬录。大迦叶尊者，毕生行头陀行，“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已付嘱摩诃迦叶，当为汝等作大依止。”弘一沙门演音敬录。时初来瓯上，居城下寮，习四分律部。

弘一法师于其中，充满对迦叶尊者终身奉行头陀之赞叹。所谓“头陀”，指去除尘垢烦恼。佛教将摈弃对衣服、饮食、住所等贪恋执著，以修炼身心，称为头陀，亦称头陀行、头陀事、头陀功德。佛教对僧人日常生活所立的十二种修行规定，称为“十二头陀”。

弘一法师在庆福寺前安居随喜日，手书《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并自题记：

西国持律，唯依自部，神州之士，多尚会通。前者简要而易明，后者复杂而难辨。是因广约而异趣，宁有是非之可云。音幸得人身，忻逢大法，愿以有部以自利，兼学旁部以利他。力屏新旧之名，无取轩轾之见。冀以上报世尊之慈恩，下顺众生之根器云尔。辛酉前安居随喜日，西湖大慈弘一沙门演音，敬录义净三藏《寄归传》二则，并以私意附识。

林子青曾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四十二岁”注⑬下作【按】：此书原藏浙江嘉兴濮院镇蔡丏因居士之可园。居士按云：“安居旧译，分前中后三期，前安居始于四月十六日，后安居始于五月十六日，在其中间者为中安居，新译止分前后。”

本书在上面的行文中，已经涉及佛教律藏的部分名称，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弘一法师研习律藏的先后顺序及其过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佛教律藏的基本情况。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第二节《戒律的传流》中写道：

向来的传说，律藏初次结集之后，即由迦叶尊者传阿难尊者，再传末田地、舍那波提、优婆崛多等五传，在优婆崛多以下，有五位弟子，由于各自对于律藏内容的取舍不同，律藏便分成了五部：

（一）昙无德部——《四分律》

（二）萨婆多部——《十诵律》

（三）迦叶遗部——《解脱戒本经》

（四）弥沙塞部——《五分律》

（五）婆粗富罗部——（未传）

五部分派说，是根据《大方等大集经》卷二二《虚空目分·初声闻品》而来，但在该经之中，虽标五部，却是说了六部的名目，第六部是摩诃僧祇部。

对于佛教律藏在中土的翻译时间及其流传，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第三节《律部传来中国的历史》中写道：

中国之有戒律，始于三国时代，曹魏废帝嘉平二年（250），由中天竺昙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

其余律部译出的时间如下：

（一）《十诵律》——姚秦弘始六年至八年（404-406），由鸠摩罗什法师译出，共五十八卷，又由卑摩罗叉改为六十一卷。

（二）《四分律》——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410-413），由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出，共六十卷。

（三）《僧祇律》——东晋义熙十四年（418），由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出，共四十卷。

（四）《五分律》——刘宋景平元年（423），由佛陀什共智胜译出，共三十卷。

（五）《解脱戒本经》——元魏时，由般若流支译出，共一卷，其时约在公元538至544年之间。

（六）《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唐朝武则天久视元年至睿宗景云二年（700-711）之间，由义净三藏译出，共十八种，一百九十八卷。

以其译出的地点及盛行的时间上说，《十诵律》虽是姚秦时在关中（陕西）译出，到六朝时则盛行于长江下游的地区；《四分律》的译出地点也在关中，它的译出时间比《十诵律》只迟了七年，但到隋朝才有人弘扬，到了唐初才由道宣律师的大力弘扬，而成为中国律宗的唯一法脉；《僧祇律》的译出时间，比《四分律》晚了五年，它是在建康（南京）的道场寺译成，六朝时在北方稍有弘扬；《五分律》比《僧祇律》又晚出了五年，它在建业（也是南京）龙光寺译出之后，则殊少有人弘扬；《解脱戒本经》比《五分律》晚出了一百多年，它的内容与《十诵律戒本》相同，故也无可为说；《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又称《有部律》）的译出，比《五分律》迟了将近三百年，正好是在南山道宣律师（隋文帝开皇十六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596-667）以后的四五十年之间，当时的律宗，正是《四分律》的鼎盛时期，所以义净三藏，虽然遍精《有部律》，奈何孤掌难鸣。依照律的内容而言，《有部律》为最多，也最丰富，可惜直到现在，还不曾有人继起为之弘扬过哩！

弘一法师出家后，先是据《一切有部律》学律，后经徐蔚如、马一浮等人点拨提示，又攻南山部《四分律》。因此，弘一法师于此处自谓：“愿依有部以自利，兼学旁部以利他。力屏新旧之名，无取轩轾之见。”

弘一法师于庆福寺闭关期间，除了谢绝人事、习静念佛、精心研习律典外，还书写了若干经文和赞颂。弘一法师出家后，念念不忘父母养育之恩，每逢父母冥诞讳日，便摘抄书写佛经以为回向。闭关初期，恰逢四月二十一日其亡母王凤玲六旬冥诞，他精心书写《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一卷和《佛三身赞颂》三种，并作跋，以为回向。是年六月初五，乃其亡父李筱楼冥诞，弘一法师又敬书《佛说无常经》和《佛说略教诫经》两经，于其上作跋以为纪念。是年九月，弘一法师又于关中精心书写《增壹阿含》等四经。十二月，他又敬写别译《杂阿含经》和《本事经》二段。

弘一法师于庆福寺闭关中，除了念念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对于师恩和旧友关怀关心，也时常牵挂于心，经常致信问候。民国十年辛酉（1921），气候反常，寒暑不时，比忽暴热。为此，弘一法师于六月初八日致书问讯杭州玉泉寺印心、宝善二位大和尚，并乞便中代向清月大和尚、灵峰圆湛大和尚问安。他在信中写道：

拜别慈颜，忽忽三月。音等来此习静念佛，谢绝人事，四大亦粗调适。今岁寒暑不时，比忽暴热；遥忆法座，辄致书问讯，起居安隐。

弘一法师于庆福寺掩关数月后，在致夏丏尊和杨白民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将“掩关谢客，一心念佛”“如无障缘，期以二载，圆满其业（至后年春初止）”的想法和决心，并借此机会督励敦促夏丏尊、杨白民早自努力，精进学佛念佛。他在八月二十七日夕《致夏丏尊》的信中写道：

江干之别，有如昨日。吴子书来，知仁归卧湖上，脱屣尘劳，甚善甚善。余以是岁春残，始来永宁，掩室谢客，一心念佛，将以二载，圆成其愿。仁者迩来精进何似？衰老寖至，幸宜早自努力。义海渊微，未易穷讨，念佛一法，最契时机。印老《文钞》，宜熟览玩味，自知其下手处也。（可先阅其书札一类。）仁或来瓯，希于半月前先以书达，当可晋接。秋凉，惟珍重不具。

……

寓温州南门外城下寮。（便中代求松烟墨二锭寄下。）

次日，弘一法师又在《致杨白民》中，表达了与昨夕《致夏丏尊》相似的内容。夏丏尊在弘一法师督励之下，发心学佛。他在十一月写给弘一法师的信中说：

我发心素食以来，在心理上，还只是觉得信佛只是信了一半，信得不够虔诚。每次看到你那种赤诚、牺牲的宗教家风，献身于佛道的不休息精神，再回想你往日在艺术上的成就，以及青年时代的生活，前后对照，如挥鞭断流，便使人汗颜不已。因此，我现在开始实践佛家的修持生活，每天早晚持“阿弥陀佛”圣号，愿师在光（关）中加被。我今天在佛道上刚刚起步哩。

弘一法师读到夏丏尊这封来信，感觉十分欣慰。便挥毫为其书写蕅益大师、天如禅师、二林居士等高僧大德法语数则，贻赠夏丏尊，并以此督励夏丏尊早证菩提：

趁未老未病，抖身心，拨世事，得一日光景，念一日佛名，得一时工夫，修一时净业，由他命终，我之盘缠预办，前程稳当了也。若不知此，后悔难追！（天如禅师语）

待无累而修行，何如藉修行而脱累，且尘劳逼迫，正可警悟苦空，磨礲情性。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娑婆活计轻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蕅益大师语）

轮转生死中，无须臾少息，犹复熙熙，如登春台。曾不知佛与菩萨，为之痛心而惨目也！幸赖善缘，得闻法要，此千生万劫转凡成圣之时。尚复徘徊歧路，乍前乍却，则更历千生万劫，亦如是而止耳！况辗转沦陷，更有不可知哉！（二林居士语）

他还于上述手书高僧大德法语数则上题记：“丏尊居士发心学佛，为写先德法语，以督励之。辛酉嘉平演音。”

弘一法师出家后，对佛教学者、明代高僧蕅益智旭，礼敬再三，推崇备至。蕅益智旭，俗姓钟，名标明，又名声，字振之，古吴木渎（今江苏吴县）人。出家后，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晚号“蕅益老人”。由于晚年定居浙江灵峰（今浙江安吉）建寺、创社、著述，故世称灵峰蕅益大师，其门人将其言论集亦名为《灵峰宗论》。

蕅益智旭十二岁时，就外傅，闻圣学，即以千古自任，非但不信佛，还誓“灭佛老”，甚至撰著数十篇文章以“辟异端”。然蕅益智旭至十七岁时，却因偶阅明代先贤、高僧祩宏莲池大师《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等著述，略有所悟，不再谤佛，并将自己所撰辟佛论著，付之一炬。蕅益智旭二十岁时，因遭父丧闻《地藏菩萨本愿经》，遂萌发出世之心，并自二十二岁起，专志念佛，尽毁窗稿二千余篇。蕅益智旭二十三岁时，闻听《大佛顶经》谓“世界在空，空生大觉”后，决意出家体究大事。二十四岁那年，他曾于一个月中三次梦见自己虔诚礼敬的明代高僧憨山德清大师，苦恨缘悭，相见太晚。然终因憨山德清远在曹溪，不能远从，便在祩宏莲池大师当初结庵之地——杭州五云山云栖寺，从憨山德清门人雪岭法师剃度，正式出家，法名智旭。

蕅益智旭出家后，虽然依师宗持天台，但却并非以此为限。他通常在决定自己下步行动意愿时，采取抓阄问佛的方式，最终依佛意而定。蕅益智旭三十二岁时，曾计划注疏《梵网经》，并为此制作四阄以问佛：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主宗。结果连抓数次都是台宗阄，便依此阄而究心台部。不过，他又因“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也”，不肯独为天台子孙而仅弘台宗。其最终理想目标，就是自己能将各宗各派的思想融会贯通起来。蕅益智旭后来之所以为自己取号“八不道人”，就是因为他对古之儒、禅、律、教四家“不敢为”，对今之儒、禅、律、教四家“不屑为”而致。蕅益智旭的本义，是将这些统合起来，倡导一种由儒入佛、以佛释儒、以儒附佛的思想学说。

蕅益智旭认为，儒家所谓“人心惟危”的“人心”，与佛教所说的“真心”“真如”，其实是一个意思。而儒家所说的“尽心知性”，亦与佛家所谓“明心见性”是一回事。儒家倡导的所谓“忠恕”，也与佛教所说的“直心”等，大致是一个意思。而儒家所讲的“五常”，也与佛教的“五戒”，难分伯仲。除此之外，“世、出世法”，也皆是“以孝为宗”的。由此，蕅益智旭在其所著的《周易禅解》中直截了当地说：“吾所由解《易》者无他，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耳。”并且声明自己之所以著《四书蕅益解》，其目的就在于：要从《论语》中开发出“出世光明”；以《中庸》《大学》为中介，谈“不二心源”；对《孟子》一书，则是要“饮其醇”而“存其水”，使其更加精纯。总之，蕅益智旭认为自己注解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读者从中得到启示，从而“助发人们圣贤心印”。

蕅益智旭对于当时充斥佛教界的不正之风，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他说：“诸方师匠，方且或竞人我，如兄弟之阋墙；或趋名利，如苍蝇之逐臭；或妄争是非，如痴犬之吠井；或恣享福供，如燕雀之处堂。”并认为当时之佛教界有“三可痛哭”：戒多讷谬，“遂令正法坠地，僧伦断绝”，一可痛哭也；教乘不讲，“遂令禅门诃为葛藤糟粕”，二可痛哭也；宗门败坏，“盲修瞎练”，流弊泛滥，三可痛哭也。同时还有“三可哀愍”：一者，“借佛法图利名，无实为人之心”；二者，“但知己长，不知人长，但见人短，不知己短，株守一得，向无佛处称尊”；三者，“但为大以欺佛，不从具体处着眼”。在蕅益智旭看来，“法运日讷，老成凋谢。兽蹄鸟迹，交于中国；乳臭小儿，竞称宗主，拈花微旨扫地。至此，不惟可悲，亦可耻矣！”身为佛界中人，他甚至痛骂“法师是乌龟，善知识是忘八”。为了匡正时弊，他从自己做起，自出家之日开始，誓不敢称证、称祖，犯大妄语；誓不敢摄受徒众，登坛授戒，后来又誓不应丛林之请开大法席。

尽管蕅益智旭的上述言行在当时曾被视为“异物”“寇仇”，但蕅益智旭对此却不屑一顾，依然坚持己见，我行我素。

蕅益智旭出家时，是依戒律受过并持守比丘戒的。之后，蕅益智旭“遍阅律藏，方知举世积譌”，“尽谙宗门近时流弊”，“决心宏律”。崇祯七年（1634）七月十五日，蕅益智旭在燃顶香六炷拈得菩萨沙弥阄之后，又决意舍弃比丘戒而做“菩萨沙弥”。他认为，在目睹了不少受过比丘戒的僧人的日常行为与所受戒律相悖时，觉得自己不如当个“菩萨沙弥”更符合实际。

弘一法师认为，蕅益智旭的这些想法、做法和说法，值得后世佛教中人深思并加以体悟。正是由于弘一法师对蕅益智旭至为钦敬，因此他在永嘉掩关期间，尝依《灵峰宗论》，摭写《蕅益大师警训略录》一卷以自惕。弘一法师认为，这一编著对于自己以及僧俗提高道德情操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二林居士，原名彭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又号二林居士。受菩萨戒时，法名际清，江苏苏州人。清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及第。学佛后，主张佛、儒一致，禅、净融合，宏扬净土宗教义。著有《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三经新论》《华严念佛三昧论》以及《二林居集》《测海集》等多种。

天如禅师，生卒年及事迹不详。

弘一法师在书赠夏丏尊上述字幅不久，又想到尽管自己剃度出家时，曾对沉溺于尘网世俗之中在俗好友杨白民赠过手书训言，但他现在仍然觉得有必要再次对其点拨警醒。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岁朝，他又为远在上海的杨白民书写了法常首座的《辞世词》，以督励杨白民及早觉悟。法常首座《辞世词》曰：

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蝶梦南华方栩栩，珽珽谁跨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弘一法师在闭关时不忘师恩，对沉溺于尘网世俗之中在俗好友也督励再三，然对俗家来信，却辄托人于信封后批“该本人业已他往”，将其原封退还。丁鸿图在《庆福戒香记》对此记曰：

师居庆福寺，凡家书来，辄托人于信封后批“该本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询以何不一为拆阅，即不回信也无妨，何苦均行退还？师答云：“既经出家，便应作已死想；倘为拆阅，见家中有吉庆事，恐萌爱心；有不祥事，易引挂怀，不若退还为得也……”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春，弘一法师驻锡永嘉庆福寺将近一年后，深感寂山和尚对自己关怀备至，慈悲护念，依律则又需奉寺主为依止阿阇梨（教授弟子的规范师，通称依止师），为了使自己能够安心办道，弘一法师决心将庆福寺作为自己的第二常住，因此，向寂山和尚表达了自己欲拜其为师的虔诚心愿。寂山和尚听罢此言颇感愕然，遂以“余德鲜薄，何敢为仁者师”再三谦让辞谢，没有答应。最终弘一法师经由吴璧华、周孟由两位居士从旁帮助恳劝，寂山和尚方才勉强应允。翌日，弘一法师便将自己撰写礼拜寂山和尚为师的启事登报声明。因弘在《恩师弘一音公驻锡永嘉行略》中对此记叙道：

十一年春……师以依律须奉寺主为依止阿阇梨。一日诣寂老室，正畅谈间，袖出启事，示拜师之意。寂老愕然曰：余德鲜薄，何敢为仁者师？再三辞让。师曰：吾以永嘉为第二故乡，庆福作第二常住，俾可安心办道，幸勿终弃。并邀璧华、孟由二居士恳劝始允。翌日，行拜师礼，并登报声明。

从此，弘一法师无论在寺内修行，还是外出云游写信，始终尊称寂山和尚为“师父大人”，自称“弟子”。寂山和尚对于弘一法师称自己为师父大人，始终颇感不安。三年后（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当弘一法师于庆福寺下院——茶山宝严寺办道时，寂山和尚致信弘一法师并提出今后请“勿用师弟称呼”。弘一法师复信寂山和尚，婉转陈情，恳求慈悲摄受，允列门墙。他在甲子四月初九日《致寂山和尚》中写道：

师父大人慈座：

顷奉法谕，敬悉一一。尊恙已大痊否？为念。弟子近因感受潮湿，背间生癣疥，幸用西药擦抹，今已渐减退矣。宝严办道果相宜否，现在颇难决断，且候将来再详为斟酌也。（或不久须迁移他处，亦未可知也。）弟子到此以来，承唯善师兄诸事照拂，慈悲摄护，感激无既。以后恩师与唯善师兄晤面时，乞常常随时为之谆托一切，至为深感。又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世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此事亦乞恩师婉告唯善师兄，请其格外体谅而曲为之原宥也。弟子以师礼事慈座已将三载，何可忽尔变易？伏乞慈悲摄受，允列门墙，至用感祷。承命因弘与弟子同居，护侍一切，铭感尤深。此复，祈叩慈安。

弟子演音稽首，四月初九日

壬戌（1922）正月，弘一法师收到天津俗家仲兄李文熙来信，告知其元配俞氏，已于正月初三在天津去世。尽管弘一法师此时身为佛门中人，然不管是僧是俗，终究没有跳出众生范畴。弘一法师面对如此消息，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况且，俞氏毕竟是与他共同生活过六七个年头的结发妻子，还为他生养了两个儿子，自己出家时并没有征得俞氏的同意。他也曾为这些对俞氏情分上的欠债，不止一次地自责过。前面说过，出家之后的弘一法师之所以拒收家中来信，除了担心知晓家中的俗情动摇其道念坚固外，恐怕也有惧怕面对家庭实情的隐衷在。如今俞氏已经故去，无论是从佛教徒应该自恣赎罪以免轮回之苦，还是依佛理祈愿俞氏早日往生西天极乐世界这个角度来说，他都不能也不应该毫无反应。

基于以上考虑，弘一法师便给寂山和尚写信，表明自己拟为妻子亡故之事请假“返津一次”的愿望。他在壬戌正月二十七日《致寂山和尚》中写道：

恩师大人慈座：

前命写之字帖，今已写就，奉上，乞收入。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再者，吴璧华居士不久即返温，弟子抉请彼授与神咒一种，或往生咒或他种之咒，便中乞恩师与彼言之。弟子现在虽禁语之时，不能多言，但为传授佛法之事，亦拟变通与吴居士晤谈一次，俾便面授也。

尽管弘一法师于此说“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但“返津一次”的计划后来开始付诸实施时他还是犹豫再三，最终半途折返，并没有真正踏入天津地界一步。

壬戌（1922）二月初五，是弘一法师亡母王凤玲逝世十七周年忌日。弘一法师敬书菩萨名号并录《地藏本愿经》句，分赠道友。以此功德祈愿亡母速消业苦往生西方，广及法界众生，同圆种智。他在《为亡母忌日写经题记》中写道：

于时岁在玄黓二月五日，亡母弃世十七周年，敬书菩萨名号，并录《地藏本愿经》句。以此功德，惟愿亡母，速消业苦，往生西方，广及法界众生，同圆种智。大慈弘一沙门演音记于瓯岭城寮庆福藏堂。

此中所谓“玄黓”，指的是古代干支纪年法中的壬年。《尔雅·释天》：“（太岁）在壬曰玄黓。”

去岁曾在上海与弘一法师过谈半日之原上海城东女学学生朱贤英，因病幻缘了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弘一法师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禁发出“净业始萌，朝露溘至”之慨叹。朱贤英的同窗好友，将朱贤英遗留画作辑为一集，恭请弘一法师为画集撰写题词，影印流布，以寄托哀思。弘一法师在《朱贤英女士遗画集·题词》中写道：

壬子春，予在城东授文学，贤英女士始受予教。其后屡以书画，乞为判正，勤慎恳到，冠于同辈。未几负疾，废学家居。前年侍母朝普陀，礼观音大士，受三归依。自是信佛至笃，修习教典，精进靡间。去岁四月余来沪，居城东，贤英过谈半日。勉以专修持名念佛，毋旁骛他法。其时贤英至心信受，深自庆幸。乃以幻缘既尽，殇于岁晚。净业始萌，朝露溘至，可叹慨也。比者，同学将集其遗画，影印辑帙，以志哀思，远征题辞于予，为记其往昔因缘如是。壬戌二月大慈弘一沙门演音书于温岭寮藏堂。

篆刻与书法等俗事，有玩物丧志之嫌，出家人本应予摒弃。然弘一法师觉得与夏丏尊交谊深久，却从未向这位在俗老友展示过自己的篆刻技艺，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壬戌（1922）二月八日，弘一法师以“大慈”“弘裔”“胜月”“大心凡夫”“僧胤”等别署，刻印五方，寄赠上海夏丏尊，供其山房清赏。

弘一法师在《赠夏丏尊篆刻五方题记》中写道：

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修梵行，宁复多暇耽玩于斯。顷以幻缘，假立私名及以别字，手制数印，为志庆憙。后之学者览兹残砾，将毋笑其结习未忘邪。于时岁阳玄黓吠舍佉月白分八日。予与丏尊相交久，未尝示其雕技。今齌以供山房清赏。弘裔沙门僧胤竝记。

弘一法师此处所说的“于时岁阳玄黓吠舍佉月白分八日”，往往令当下读者不知所云，难以理解。

其实，古代文人在著述中关于岁时月日的写法，常常喜用干支纪年法和岁阳、岁名纪年法，以示典雅。

所谓“干支”，指的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天干”又称“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又称“十二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十干和十二支循环相配，六十年一轮转，周而复始，循环使用。

《尔雅·释天》在解释“岁阳”时曰：“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

在解释“岁名”时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采用岁阳、岁名方法纪年时，如“甲子”写成“阏逢困敦”，“乙丑”便写成“旃蒙赤奋若”。

弘一法师在记写年月日时，除了采用干支纪年和岁阳、岁名纪年方法外，有时还兼用古印度岁时写法。这种写法，通常更令读者难以理解。好在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岁时》中，对古印度岁时写法，记载颇详，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月盈至满，谓之白分；月亏至晦，谓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后，合为一月。六月合为一行。日游在内，北行也；日游在外，南行也。总此二行，合为一岁；又分一岁，以为六时。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渐热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热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时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时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渐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来盛教，岁为三时。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热时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时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时也。或为四时，春夏秋冬也。春三月为制呾罗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当此从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谓頞沙荼月、室罗伐拏月、婆达罗钵陁月，当此从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頞湿缚庾阇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罗月，当此从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谓报沙月、磨祛月、颇勒窭拏月，当此从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圣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后三月。前三月，当此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后三月，当此从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译经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腊，斯皆边裔殊俗，不达中国正音，或方言未融，而传译有谬。

据此，弘一法师《赠夏丏尊自刻五印题记》所谓：“于时岁阳玄黓吠舍佉月白分八日”，其中玄黓，为“壬年”；“吠舍佉月”，为二月；“白分”，为上半月，综合而言，就是壬戌（1922）二月八日。

在刻赠夏丏尊五方印章之后，弘一法师又于是年春、夏、秋三季，为夏丏尊书写了《集灵峰蕅益大师诗句》、晋王乔之作《念佛三昧诗》，以及妙叶、幽溪、莲池等大师的法语，还手书了苏轼画阿弥陀佛像题偈等多件作品，并为之题跋，寄赠夏丏尊。弘一法师在手书《念佛三昧诗》上题记曰：

于时岁阳玄黓，吠舍佉月第一褒洒陀前三日，写贻丏尊居士慧览。弘一沙门演音居瓯岭庆福。

此处所谓“吠舍佉月第一褒洒陀日”，即二月十五日。其中“吠舍佉月”，指的是二月；“褒洒陀”，乃梵语Posadha之音译，有共住、长养、净住等多义，义译甚难，故唐代义净三藏将其音译为“褒洒陀”，也就是后来新译为“布萨”者。古印度寺院每半月集众僧诵《戒经》一次，于此半月间若有犯戒者，令忏悔之，并将这种通过忏悔方法长善除恶的仪式，称为“布萨”。我国佛教丛林行事，一般将此称为“诵戒”。“第一”，指的是上半月诵戒，而“吠舍佉月第一褒洒陀前三日”，指的则是二月十二日。

由此可见，弘一法师之于夏丏尊，真可谓念兹在兹了。弘一法师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写赠夏丏尊，其用意，也许可用他书写的集蕅益大师之“万古是非浑短梦，一句弥陀作大舟”两句诗联，予以概括了。

壬戌四月初五，弘一法师收到俗侄李圣章自北京寄来的一封长信，环诵数四，十分欢慰。李圣章，乃弘一法师仲兄李文熙之长子，名麟玉，字圣章。早年留学法国，专攻化学。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及中法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75年逝世。

弘一法师认为俗侄李圣章是其“俗家后辈之贤者”，对其关怀有加。前面说过，尤墨君在《追忆弘一法师》中曾经写道，弘一法师在衢州莲花寺初次挂单时，得知尤墨君拟搜集弘一法师旧作并将其印成《霜影录》时，曾嘱咐尤墨君《霜影录》刊出后，寄一册给他住在北京的侄儿李圣章，并云：“圣章为朽人（法师自称）仲兄之子，俗家后辈之贤者，以此付彼，聊表纪念也。”

弘一法师收到俗侄李圣章的来信后，第二天即予以回复，详尽历叙其出家前后情况。他在四月初六日《致李圣章》信中写道：

二十年来，音问疏绝。昨获长简，环诵数四，欢慰何如。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以四阅月力料理公私诸事：凡油画、美术、图籍，寄赠北京美术学校（尔欲阅者可往探询之），音乐书赠刘子质平，一切杂书零物赠丰子子恺（二子皆在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布置既毕，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学校夏季考试，提前为之），七月十三日剃发出家，九月在灵隐受戒，始终安顺，未值障缘，诚佛菩萨之慈力加被也。出家既竟，学行未充，不能利物；因发愿掩关办道，暂谢俗缘。（由戊午十二月至庚申六月，住玉泉清涟寺时较多。）庚申七月，至新城贝山（距富阳六十里）居月余，值障缘，乃决意他适。于是流浪于衢、严二州者半载。辛酉正月，返杭居清涟。三月如温州，忽忽年余，诸事安适；倘无意外之阻障，将不他往。当来道业有成，或来北地与家人相聚也。音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比年以来，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势。各省相较，当以浙江为第一。附写初学阅览之佛书数种，可向卧佛寺佛经流通处请来，以备阅览。拉杂写复，不尽欲言。

自此，弘一法师与李圣章书信往返较为频密，李圣章时常施金予以供养。1924年2月，弘一法师还专门给时住北京宣武门外老墙根十七号徐蔚如居士写一封介绍信，介绍俗侄李圣章前往参谒，希垂慈愍，时赐教诲。

壬戌七月下旬，台风自温州过境，狂风暴雨，拔木发屋，致使墙倒房塌，田园汪洋。是夜，吴璧华居士适卧墙侧，默念佛号而眠。夜半，墙忽倾圮，砖瓦泥土坠落遍身，竟得安然无恙。翌日，吴璧华至庆福寺与弘一法师言之，深感佛恩广大。弘一法师后来在《净宗问辨·跋》中对此记道：

十一年壬戌七月下旬，温州飓风（台风）暴雨。墙屋倒坏者甚多。是夜（吴）璧华适卧墙侧，默念佛号而眠。夜半，墙忽倾圮，砖砾泥土坠落遍身。家人疑已压毙。相率奋力除去砖土，见璧华安然无恙，犹念佛号不辍。察其颜面以至肢体，未有毫发损伤。乃大惊叹，共感佛恩。其时余居温州庆福寺，风灾翌日，璧华亲至寺中向余言之。

就在这场台风过后不久，弘一法师身染严重痢疾，多方疗治，未见起色。由此他疑惑自己或将从此不起。当寂山和尚前来探视慰问说道不知该如何是好时，弘一法师对寂山和尚说，大病从死，小病从医。今是大病，从死便是。并向寂山和尚恳请，临终之时，请派几位法师前来助念佛号。气断六小时后，即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瓯江江心，以结水族之缘。然就在众僧闻听弘一法师即将“从死”而痛哭流涕时，弘一法师却霍然而愈。

此次病愈之后，弘一法师又拿起笔来，继续摭写《蕅益大师警训略录》。及至年底竣稿时，弘一法师又以《寒笳集》之名，取而代之。

弘一法师在闭关时，庆福寺斋厨陈阿林患有肺喘病，面黄颧削，咳嗽不止，但并不介意劳作的辛苦。每当入弘一法师关房侍其饮膳时，均合掌致礼。而当弘一法师餐毕收拾餐具见其吃得不多时，则愀尔改容，必穷其故。晚饭后，陈阿林常和众僧一起诵念《阿弥陀经》，持佛名号，“吭声凄紧，声绝同侣”。陈阿林临终那天早晨，嘱咐家人瀹汤，自己擦拭了身体，卧床念佛，泊然而化。弘一法师闻听之后，大为感动，撰写了《庖人陈阿林往生传》，于其中写道：

陈阿林，名修量，瑞安下林乡人。幼业烧瓦。后居城下寮掌斋厨。辛酉三月，余来温城，始识阿林。面黄颧削，无福德相。入侍饮膳，常合掌致礼，食竟撤盂皿，辄视余面目。久不瞬，如童騃。见余食少，愀尔改容，必穷其故。旧病肺喘，咳嗽不已；然操作勤苦，未尝以是介意焉。夕餐后，恒侍僧众诵《阿弥陀经》，持佛名号，吭声凄紧，声绝同侣。新岁十日辍职。越二日来寮检取衣被，恋恋不忍去。适有佛事，须人助治，仍暂止焉。留滞数日，未尝言对。十六日午，捧面器入余室。著新絮袍，冠履襟带，仪观至伟。相顾而喜。且谓不复去矣。后闻人言，阿林于是夕归家，宿疾转剧。二月初七晨，属人瀹汤，自濯巾沐浴已，卧床念佛，泊然而化，阅世三十有一。

赞曰：阿林治庖城寮，先后二年，非勤修净行者。然观其生死之际，脱焉无所累。人谓阿林愚，是其所以不可及也夫。

在弘一法师看来，人在临死之际，能够脱然无累，泊然而逝，正是众生所应追求的最后境界。

弘一法师驻锡永嘉消息风传遍瓯之后，许多年轻的佛教信众也想皈依弘一法师，并以能够成为弘一法师的弟子而深感荣幸。为了有足够的精力专心修行，弘一法师向僧界重申，不再纳徒，也不会出任住持之类任何僧职，唯以念佛修持普度众生为己任。

弘一法师驻锡庆福寺期间，永嘉青年高文彬闻弘一法师道誉，常与同邑李岩新偕至庆福寺礼谒，寂山和尚安排高文彬服侍弘一法师以护关。弘一法师见高文彬后，颇承赞善，为其开示念佛法门及净土要旨，并勖以出家，久之，高文彬受其感化，也萌生出家念头。为了成全高文彬，弘一法师竭力向寺主寂山和尚推荐。起初，寂山和尚觉得高文彬年龄尚小，识性未定，将来良莠难知，没有应允。然弘一法师一念即起，不肯罢休，又请吴璧华、周孟由两位居士从侧面向寂山和尚求情。寂山和尚见弘一法师如此恳切，便笑答应允，并让高文彬拜弘一法师为师。尽管弘一法师很喜欢高文彬，但既有不再纳徒的前约，岂能担下师父之称，因此，弘一法师令高文彬拜其师弟弘伞法师为师。癸亥（1923）三月二十四，高文彬由庆福寺惟静法师为其剃度。弘伞法师为使高文彬不忘因弘一法师引荐出家之意，为其取法名“因弘”，并于其名字后面加了“白伞”二字，全称“因弘白伞”，意味因了弘一而拜弘伞为师，一名之中，暗含师从二师意愿。

出家后的因弘法师与宽愿法师同为弘一法师随侍。因弘法师主要照料弘一法师的日常起居，宽愿法师则负责接待来客和对外联络。当弘一法师外出云游时，也多由宽愿法师陪同。因弘法师成才后，当了庆福寺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