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成熟　剃度出家

就李叔同的本愿而言，他原本是想先入山修行一段时间之后，等转过年来再剃度出家的。然当其身处虎跑寺环境之中，已经由不得自己，入山不足两个月就在虎跑寺大殿落发剃度出家了。他于《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便于七月十三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民国七年戊午七月十三日（1918年8月19日）上午，虎跑寺大殿香火缭绕，两序僧众齐集大殿，气氛庄严肃穆。随着钟声响起，主持剃度仪式的了悟和尚及阇梨师（“阇梨”，为“阿阇梨”的略译，即规范师、导师之意）步入殿内，为李叔同施行了落发剃度仪式。李叔同由引请师导领入殿，分别在佛像前和了悟和尚、阇梨师座前恭敬作礼。

按照佛教剃度仪轨顺序，其中有“辞亲”环节。然由于此时李叔同的亲属对其出家之事并不知情，“辞亲”这项仪礼，也只能从略了。

剃度前的种种仪轨完成之后，接下来便是正式落发披衣。先由阇梨师为李叔同剃去头上四边发，留下顶上少许，再由了悟和尚将其剃去，并说偈云：“毁形守志节，割爱无所亲，弃家弘圣道，愿度一切人！”了悟和尚向李叔同授以袈裟，又说偈云：“大哉解脱服！无相福田衣。披奉如戒行，广度诸众生！”李叔同剃发着袈裟后，又举行了授三皈依的仪式。李叔同按阇梨师所教云：“我李叔同尽形寿，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李叔同尽形寿，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前之三说，即所谓发善法；后之三说者，重更结嘱，意在令皈依者牢记在心，永世不忘。至此，整个剃度仪式圆满完成，李叔同正式落发为僧。时任钱塘道尹的王仁安先生，是应李叔同邀请亲眼见证了他落发为僧的唯一在俗友朋。

此后，他不再是世俗之人李叔同，而是以法名演音、字弘一称谓的佛门一僧了。接下来本《评传》将以“弘一法师”作为其指称。

夏丏尊原本想于暑假时前往虎跑寺看望李叔同的，但其时父病，他先回老家石门湾探视父亲半个月，待其返回杭州当天去虎跑寺看望李叔同时，已经是弘一法师剃度出家第二天了。弘一法师在问过夏丏尊父亲的病况后，留其小坐，回房间为其书写《楞严念佛圆通章》，并加跋语赠予夏丏尊。其跋语曰：

戊午大势至菩萨诞，剃度于定慧禅寺。翌日丏尊居士来山，为书《楞严念佛圆通章》，愿他年同生安养，闻妙法音，回施有情，共圆种智。大慈山当来沙弥演音并记。七月十四日。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对此写道：

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笑说：“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弘一法师为夏丏尊书写的《楞严念佛圆通章》，出自《楞严经》第五卷，是专门讲述念佛方法和如何圆通获得三昧的。其文曰：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子若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尽管当时夏丏尊对于弘一法师所书经文以及跋语的奥义，尚不能充分理解，但对于弘一法师于其中所蕴含的期望，还是能意会到的。因此他在与弘一法师道别时，向其承诺约定：自己将尽力护法，吃素一年。弘一法师因此也对其颔首微笑，念了句“阿弥陀佛”，以感谢老友的护法之举。

弘一法师剃度之后，曾居于杭州艮山门外井亭庵修行。

剃染后的弘一法师，为感谢叶为铭的出家助缘，于戊午七月（1918年8月）中旬敬书“南无阿弥陀佛”赠叶为铭（原件藏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并致信：

不慧已于十三日卯刻依了悟大师剃度，命名演音，字弘一。向依仁者绍介之劳，乃获今日之解脱。饮水思源，感德靡穷，敬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奉诸座右，愿他年同生极乐，聆妙法音，回施有情，共圆种智。

当来沙门演音顶礼
叶舟大居士座下

弘一法师对叶为铭作为其出家助缘始终感恩戴德，念念不忘。每逢致信叶为铭，总要提及此事。他在民国九年庚申（1920）六月二十五日（公历8月9日）于浙江新城致叶为铭信中写道：

曩承过谈，贻以笋芥，谢谢。来新居楼处士宅。将于廿七日入山，七月十三日掩关。忆音剃染大慈，实贤首绍介之德。今入山办道，谢绝人事，后此不复相见，亦未可知也。惟愿同植净因，同生极乐，同度众生，同成佛道，尽未来际，不相舍离。书不尽言，惟努力自爱。不具。

叶舟居士文席
演音合掌 六月廿五日

由此可见弘一法师处世为人始终奉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之一斑。

按照佛教出家程序，剃度落发后，须按佛教戒律仪轨受具足戒，才具有比丘资格。弘一法师落发剃度不久，戊午八月底由南洋公学同学林同庄（浙江瑞安人，民国后曾任浙江省水利局局长）介绍，移锡杭州灵隐寺，等待受戒。

所谓“具足戒”，又称“大戒”，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名。具足戒是出家僧尼达到比丘、比丘尼阶位时必须持守的戒条。具足戒对僧人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都以戒条方式作了繁细而严格的规定。不过，不同律典对于持守戒条的数目并不统一。隋唐以后，中国僧尼通常依《四分律》受戒，即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

佛教古刹灵隐寺历代高僧辈出。相传，东晋咸和元年（326）来华天竺僧人慧理于登飞来峰时叹曰“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募资面山创建寺院，名为“灵隐”。唐“会昌法难”时，寺遭毁弃。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重建寺院，使其规模达至空前。其中，楼阁殿堂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之称，僧寮一千二百余间，僧众三千余人。南宋时，佛教著名道场有“五山十刹”，灵隐寺即为“五山”中的第二山。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赐额“云林寺”，但信众一般仍将其称为灵隐寺。清末民初，灵隐寺由名僧慧明住持，宗风大振。慧明法师，名圆照，汀州温氏子。早岁出家。年十九，于天台国清寺受具，其后历参金山、宝华、九华、天童诸山宗匠，精研教理，熟习瑜伽梵呗水陆仪轨，诸方推为饱学老参。中年置一寮于回龙真寂寺，屡应请出外讲经及充戒期教授等职。晚年应请主杭州灵隐法席，兴修殿宇不遗余力。灵隐至师始有中兴之象。1930年2月23日寂于灵隐丈室，享年七十一岁。寂后，太虚法师为撰行述，称师“志行纯备，宗说兼通，不愧为一代高德”（见太虚《灵隐慧明照和尚行述》）。

弘一法师于《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对著它是很欢喜的。我出家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去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

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命我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忠厚笃实的容色，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仍回到虎跑寺居住。到了十二月底，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慧明法师是福建汀州人。他穿的衣服毫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大寺院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姥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弘一法师在灵隐寺住了近两个月，直到戊午九月十七日（1918年10月17日），才由慧明法师开堂禀受具足戒。具足戒的受戒仪式，比起剃度仪式来，更要繁复得多，篇幅所限，此处省略。弘一法师既已禀受了具足戒，获得戒牒，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佛门一僧了。弘一法师于灵隐寺受戒后，返回虎跑寺。

对于人为什么会出家修行这个问题，人们通常会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若干不同的答案。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之后，曾经与其接触颇多的同事、学生，大多通过撰写文章对其出家原因进行过探讨。

夏丏尊在李叔同出家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感觉在此问题上负有责任，很内疚。后来他在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后又感到，其实他的这种内疚是一种“僭妄”。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写道：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毁谤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实际上，夏丏尊对于李叔同出家为僧的那种内疚与不安，那种为“责任之感所苦”，以及后面所说的出家理由，都把李叔同的出家之因简单化了。李鸿梁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中专辟“先生为什么出家”一节，其中写道：

无论识与不识，对于李叔同先生的出家，无有不惊奇的。这里专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在一般人看来，先生是一个富家子，又是艺术家，又是名教师。而且他与日本籍师母的爱情也很好。在我们毕业的那年先生还伴同她回娘家去洗温泉浴，先生出家不久，她还到杭州来探访过他。现在突然地出了家，当然觉得奇怪，究竟为的是什么事？

这事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和推测。有的说，先生厌世咧；有的说，先生繁华生活过腻了，想去尝试尝试恬淡的生活咧；还有些人以为先生的生活好变，从公子变为艺术家，又变为教师，现在又变为和尚，将来难保不再变，可能还会还俗。

但是对于非常人，非常事，我们若全凭常情常识去推断是不一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所以一直到现在，大家对于先生的出家，还像是个谜。假使我们能够从先生的思想等各方面去细细地分析，那就对他的出家，是不难了解的。

对于人出家修行的原因，作者亦曾探索许久，并借在山东湛山佛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的机会，询问过多位学僧的出家经历。概括起来，无外乎社会生活环境、家庭生活状况、个人性格特质与情感纠葛、个人身体生理状况以及出于信仰方面的考虑等若干方面。

既然本书名为《弘一法师李叔同评传》，自然应该将传主出家原因尽量详细剖析，以求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才是。从笔者掌握的各种相关文献来看，窃以为，李叔同皈依佛门出家为僧，离不开当时社会生活环境、家庭生活状况、个人性格特质、自身身体状况以及通过学佛初步感悟等诸方面的影响，上述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综合作用，使得李叔同最终选择出家之路。

第一，从其生活的社会时代环境来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若干志士仁人面对政府软弱无能，中国屡屡遭受外国侵略的现实状况，纷纷觉醒，团结起来，进行抵抗。李叔同也曾积极响应，不甘落后。他在1905年秋将赴日本留学时所填《金缕曲》中说：“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在孙中山领导民众推翻清政府、中华民国创建之初，李叔同也曾为之欢呼，并通过1912年所填《满江红》“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来表达心声。不过，民国建立之后，国内依然是军阀争权，各据一方，战乱频仍，生灵涂炭。

伴随社会急剧动荡，传统思想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导致人们面临着存在与意义的双重迷失，亟须找到能够契应时代之需的思想方法，以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有识之士纷纷为之探索，寻找出路。其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将佛教文化当作宣扬其创建大同世界新社会理想的思想工具和精神依托，他们借重佛教理念构建的社会政治理想，受到了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认同和青睐。佛教倡导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主张不依他力的自我修养精神，又恰好应和了近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张扬个性、独尊自心、冲击封建罗网的精神需求。

康有为所作的《大同书》，就是依佛教“苦集灭道”四谛之说，入世界而观众苦，从佛法救世的角度，解释人间种种苦难及其成因，最后以大同极乐的境界展现了戊戌变法、政治变革的社会理想。

谭嗣同在其所作的《仁学》中，则以康有为《大同书》中构设的“大同极乐境界”作为实践的目标，并用佛教华严宗的教理来为其政治理想作注解。

梁启超在其所撰写的《论佛教与群治》等论文中，认为佛教具有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等特征，正可用来救国救民救心。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还从实现其社会政治理想的角度出发，大力张扬佛教倡导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精神，以培养人们无私无畏、为国为家自我牺牲的品质与意志。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直面刑场英勇就义，就是他践行佛教大无畏精神的最好印证。

当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传佛教的目的，旨在借助其学说以变革社会现实，并非要人们亦步亦趋地去实践佛教本身的种种理念。他们并没有真正成为佛门中人。

当时学术界也有一部分人，为了将停滞不前的、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一步，也从佛教哲学中发掘财富、吮吸养料。马一浮就是其重要代表。他将佛学融入国学之中，形成了独有的“以佛解儒”“圆融佛儒”“儒佛合一”的国学研究体系。

侯外庐曾将中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定义为“近代启蒙思想阶段”，并将近代佛教重镇“支那内学院”一系的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等人的佛学思想，也纳入思想“启蒙”的范畴之中。

处在这样一种时代思潮之中的李叔同，难免不受其影响。

第二，从其家庭生活状况来看。

李叔同自小生长在信佛的家庭之中，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不可小觑。当其观看了父亲李筱楼去世时延请僧人举办超度佛事、施放“焰口”场面之后，他便屡偕其侄辈，效演焰口施食之戏。儿时日课之外，他还跟随大侄妇学念咒，学袁了凡记“功过格”，以及后来学习施放“焰口”的行为，都说明他自小对佛法佛事表现出特有的敏感。因此，他以十五岁小小年纪，写出“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诗句。李叔同从小就在这种佛化家庭熏染下，种下了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

蔡冠洛1931年在《戒珠讲苑一夕谈》中记载：

二十年（1931）十一月，大师卓锡绍兴戒珠讲苑。将去苑之前夕，余与鸿道人为之写像，复以纂述年谱请。师曰：“惭愧，生平无足述者。”因话及童年事，谓七八岁时，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诫之，以为非童年所宜。及慈亲早丧，益感无常，悟无我理。至虎跑出家，仗宿因耳。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此即谓“佛魔同体，善恶俱在”。本书传主，当然也不能例外。作为一本评传，对于传主只是一味片面赞颂褒扬，对其存在的问题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也违反实事求是的创作原则。事实上，李叔同之所以皈依佛门出家为僧，既有自觉觉他、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和美好愿望，亦有其难言之隐。因此，李叔同在出家前对待婚姻家庭以及男女情爱方面的问题，不容回避。窃以为这也是他之所以选择皈依佛门的重要原因。与其说他将婚姻家庭和男女情爱二者对立起来导致其出家，不如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他无法面对和克服自己在这两方面所造成的难堪窘境，才采取逃避主义的方法，以期不了了之。

前面讲过，李叔同身系庶出。他的母亲王凤玲，在李筱楼的四个妻妾中，位列末座，刚刚二十岁出头就丧夫守寡了。母亲在这个大家庭中地位处境之艰困，人格之不能独立，李叔同自小就耳闻目睹。他十分同情母亲的处境，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我的母亲——生母很苦！”因为母亲的身世，李叔同对妻外纳妾行为原本应该是十分反感的。然当他自己长大成人后，却在迎娶俞氏作为元配夫人之外，又在留学日本期间娶了一位日籍夫人，并在留学归国后将她安置在上海单独居住一年多，使其重蹈了母亲王凤玲命运的旧路。

而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天津老家中住了不到一年，便于1912年初将元配俞氏夫人及其李准、李端两个儿子托付给盟兄李绍莲帮助照看，自己则离开天津到上海与其日籍夫人一起生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天津看望过俞氏夫人及其子嗣。李绍莲，原名乃勋，天津人，与李叔同为同宗，两人曾结拜为兄弟，感情深厚，交往甚密。相信读者通过李叔同亲属所写的回忆文章，可知李叔同离开天津之后，其元配夫人俞氏及其子嗣的生活状况及其心情，的确令人心酸。李叔同的这种做法，对其元配夫人俞氏和其子嗣而言，不能不说是对其人格尊严和感情的极大伤害。李端在《家事琐记》中写道：

我是李叔同的次子，1904年生于上海……当先父1905年留学日本时，我尚在襁褓中；1911年他学成回津，小住一年左右再次离家去江南时，我只有六七岁。因我一生中和先父相处的时间很短……

先父第二次南下以后，开始和家中不断有书信往来，都是寄给我二伯父李桐冈的。从二伯父的口中，得知先父在外地的行踪，在上海，在杭州，在南京，或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我自己年岁见长，先父给我们来过两封信，都是在给二伯父信中的另纸附书，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

第一封信是先父出家后寄来的，当时我正在中学上学。信中说他已出家当了和尚，让我们一家人也吃斋信佛，还嘱咐我们弟兄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看到这封信，我们一家人都哭了。记得这封信的信笺是在白纸上印着一个和尚坐在那里的图案，线条为赭石色。看得出，是印刷较好的信笺，不是临时画的。

我见到的第二封信，是我的九嫂王氏第二胎生了一个男孩以后（第一胎生的是女孩），我们向先父报告家中添丁的事，并求这位出家当了和尚的老人给孙子起个名字，以为吉祥长命。以后得到先父的回信，给他的孙子赐名“曾慈”，有纪念我祖母王氏的深意。

人们的自我心理感受，通常会以自己认同的某种宗教信仰或所接受的某种思想观念来决定。如果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就会理直气壮、乐在其中；而如果觉得这是自己不应该做的事，就可能会推三阻四，畏畏缩缩，羞愧懊恼甚或自我谴责，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良心”所在。

李叔同选择出家时，中国已进入共和年代。尽管当时社会制度的变化仅仅是形式上的，但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李叔同此前曾有过反对封建意识的倾向，包括由其母亲遭际引发的对封建纳妾行为的反感，然而，民国后的李叔同此时也正处于这种自相矛盾的时代错误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反躬自问便会察觉到，自己对元配俞氏和续娶的日籍夫人两位无辜女性以及自己的子嗣兄长，都有一种负罪感。

李叔同除了持有精神上的负罪感之外，还有物质生活不堪重负的经济压力。儿时至青少年时期的李叔同，虽系庶出且母亲在大家庭中地位卑微，五岁时又遭父丧，然而他在物质生活方面依然是富足无虞的。作为富家子弟，上学读书之余，他拥有充足的金钱，结交名人雅士，切磋诗词曲赋，探讨金石书画；也有足够的兴趣与精力，沉湎青楼，走马章台，厮磨金粉，卿卿我我，流连梨园，捧伶饰角。即使在避祸上海的头几年，这种生活状态也没有多大改变。用他自己的话说，至少在二十六岁以前，他自觉是幸福的。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家拥有的百万资财，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从此那种锦衣玉食、尊荣富贵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以至在经济上捉襟见肘，有时甚至连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也困难了。这种状况，对于像他这样从小过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舒适生活的公子哥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挫折。由富足跌入困顿的生活现实，加深并印证了他自儿时心中即有的世事无常、变幻如梦、人生悲苦的感觉。更何况，他这样依靠教书薪水谋生的一介书生，每天疲于奔命，也很难满足上海、天津两个家庭的日常开支。这一点，通过他在出家前于1917年《致刘质平》中关于自己的教书薪水具体收支情况，一目了然。在婚姻家庭生活上，李叔同处于难以摆脱的窘境，采取一走了之的逃避主义，恐怕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也有人认为，在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中，除了有意摆脱一妻一妾的窘境和不堪重负的经济压力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种难言之隐，那就是他对自己年轻时期男女荒唐生活的忏悔与后怕。佛教戒律中戒邪淫是一条基本戒条。所谓“邪淫”，指的就是与非己之妻室（或丈夫）发生性关系。另外，佛教戒律中还有不去歌舞娼妓场所的规定；甚至在四十八轻戒中，还将与异性对坐，也列为戒条之一。按照佛教轮回说法，人生的善恶果报，有如车轮旋转不断重复，循环不已。现世触犯了某一戒律的人，来生再为人形，其妻室（或丈夫）儿女，必有与他人犯乱行欲之事。李叔同出家之前看过不少佛经，知道了各种戒条的含义。反思自己年轻时在男女之事上的种种荒唐行为，他就越发感觉到后怕，担心其来世的万劫不复。于是他幡然醒悟，以出家为僧来完善自身人性、纯净自身灵魂，在空门中边忏悔、边修行，期望从这种后怕状态中获得解脱。当然，这种说法充其量可以视作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而已。

李叔同入山归佛的消息，在他离开浙一师的当天，传遍了杭州；没过几天，传遍了上海；再经过一段时间，则传遍了大江南北，乃至传到了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成为民国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则珍奇新闻，海内外传媒竞相登载，纷纷著论评述。

然李叔同出家为僧这件事，在其家庭中此时却依然是“灯下黑”。他事先并没有将拟入山修行乃至出家的事，和家人打过招呼，即使是对住在上海不时相聚的日籍夫人，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日籍夫人还是后来通过杨白民告知，他已接受弘一法师委托将她遣送回国的转告中，方才得悉夫君李叔同此时已经出家为僧的消息的。日籍夫人当时的忧虑与悲伤可想而知。不过她仍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在日本，和尚是允许拥有妻室的。如果她亲自去对夫君说说，也许他不至于狠心将自己遣送回国吧。她央求杨白民陪她去趟杭州，亲自与弘一法师面谈。杨白民带领李叔同日籍夫人抵达杭州后，杨白民独自先去虎跑寺向弘一法师通报日籍夫人已来杭州要求面谈之事。弘一法师无法推辞，只好同意见面，与杨白民一起到日籍夫人投宿的湖滨旅馆。抵达旅馆之后，杨白民自行告退，以便他们夫妻相聚说话。

不一会儿，弘一法师便从旅馆走出来对杨白民说，他给了夫人一只手表作为纪念。并对她说，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等珍贵物品，由她变卖处理后作为回国的盘缠。他还安慰原是学医的日籍夫人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后也不会失业的。”在再次拜托杨白民将其送回日本之后，弘一法师便乘船飘然而去了。尽管日籍夫人追随其后，失声痛哭，他也没有回头看看。杨白民只好按照弘一法师的委托，将其日籍夫人遣送回国。这位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日本女子，归国后再无音信。从此，这对结缡十年的异国夫妻，殊途两隔。

李叔同出家前对生活在身边的日籍夫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远在天津自民国元年（1912）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面的元配夫人俞氏和子嗣兄长了。除了后来丰子恺在《法味》中记述的1926年弘一法师赴庐山参与法会途经上海等候消息期间“D君问起他家庭的事。他说在天津还有阿哥、侄儿等；起初写信去告诉他们要出家，他们复信说不赞成，后来再去信说，就没有回信了”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文献证明他出家前曾经征求过家人意见。因此，当其天津的家人闻听李叔同已经出家的消息之后，其仲兄李文熙曾动员俞氏夫人到杭州劝说丈夫还俗。但由于俞氏夫人闻听此事早已伤心之至，便以“您不用管了”的话搪塞推说而作罢。此后，俞氏夫人先是到刺绣学校学习绣花以解闷，后来她又找来几位女伴在家里教她们绣花，来打发日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写道：

先父的出家为僧，给我母亲的刺激很大。她为了打发无聊的日月，就到北马路龙亭后孙姓办的刺绣学校里学绣花解闷，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去的时候有人力车接送，有时候也带着我去玩。再以后，我母亲在家里又找了几位女伴，教她们绣花，但时间不长，就散班了。

家居闲闷，我母亲有时也带我们去串亲戚，除我的姥姥家以外，常去的就是我父亲的盟兄李绍莲三大爷家。李绍莲原是天津西头怡和斗店附近“大树李家”的后代，后迁居南开二纬路。他和我父亲要好，成年后在天津盐业银行当经理或副理。我父亲离津后，曾托咐李绍莲照顾我们，并对我母亲也讲了，有什么困难事就去找李三大爷。我的母亲和李绍莲的夫人（我称呼为“三妈妈”）要好，她有两个孩子和我们也能玩在一起。一般的到了每年暑假，我们娘儿三个即去那里住些日子。

我母亲活了不到五十岁，在我二十二岁那一年的正月初三故去的。在故去以前，曾请水阁医院的大夫来看过，不记得大夫说她患的是甚么病，只记得大夫说这间房子很冷，不适于病人养病。那时，我们住在后院南房，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子，我母亲的屋中只生一个炭火盆。限于当时大家庭的规矩，虽然市上已有煤球炉或有带烟筒的铁炉子，但我们家中在冬天还是生炭火盆。

先母病故以后，家中曾给已经出家为僧的我的先父去信报丧，但他没有回来。

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中，也对此记述道：

有的书刊介绍，说我叔祖父李叔同出家以后，我叔祖母（俞氏）曾携二子（我九叔李准和十叔李端）去杭州寻求相见而被拒的说法，不确。据我祖父桐冈公讲，当时家中确曾商量过请俞氏叔祖母去南方劝叔祖父还俗回家的打算，但叔祖母伤心已极，推说“您不用管了”而作罢。多年以后，我父亲又一次去杭州试着劝叔祖父还俗，没有结果。

由此可见，俞氏夫人初闻自己的丈夫李叔同出家消息，的确伤心至极。但据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中回忆，俞氏夫人后来过了几年，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人世，确实曾去上海城东女学找杨白民帮忙，并在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纠思陪同下，到杭州去找过弘一法师，希望能劝其还俗，回家担负起养家育子的义务。但她却无功而返，大哭而归。俞氏夫人回津后不到一年，便在悲愤忧郁中逝世。

第三，从个人志趣禀赋来看。

怀才不遇，恐怕也是李叔同出家为僧的重要原因之一。吴梦非在《弘一法师和浙江的艺术教育》中曾回忆道：

记得有一年的暑假中，我住在西湖避夏。弘一师突然坐了一只没有布篷的划子来访我，并邀我同去游览，在船中对我说：“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决想不到自己会回国来做一个艺术教师的！”言下似乎有不胜感慨底模样。后来，我在上海看到日本人的报纸《日日新闻》，记载一段关于弘一法师的消息，大意说：“中国第一批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以来，怀才莫展，而郑曼陀之流，专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惊人……”云云。因为当时中国的艺术界，幼稚得可怜，在上海的所谓画家，大致正在临摹外国的明信片或照片为能事；至于浙江的学校艺术，当然也不过临摹范本，唱唱用简谱记载的极简单的歌曲而已。

李叔同原本是一个十足艺术家型的人，当教师本不是他留学日本学习艺术的初衷。然当其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家中经营的业务大多破产，经济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以当教师的薪水来养家糊口。尽管他当时对当教师领薪水于心底里是十分不情愿的，但无论如何依靠这点薪水还可以勉强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如果弃教职而去当一个所谓的自由艺术家的话，恐怕连维持养家糊口的基本水平也难以保证。这也是李叔同当时遇到的两难处境之一。

李叔同在浙一师，尽管有夏丏尊等挚友，与校长经亨颐也是不错的朋友，但李叔同对校政乃至浙江教育界的现状，心存不满，时常产生离去之意。但李叔同又是个性情中人，每当自己表示要离去时，却经不住夏丏尊再三恳请挽留，便在顾及朋友情面的情况下，勉强留下继续执教，这又是他遇到的一种两难处境。然当其在虎跑寺尝试断食获得心灵愉悦之后，再加上夏丏尊后来所说的“倒不如干脆出家”的话，更加激发和强化了李叔同心中早年埋下的佛化因子，终于将皈依佛门出家为僧，作为了自己摆脱以上诸多难境的出口和途径。

身为才子的李叔同是一个在幻想中追求精神生活的人，而且其幻想往往多于实际。他所钟情的诗词曲赋、金石书画、音乐美术等文学艺术门类，大多空灵虚幻，难以把捉。李叔同为了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长年浸淫其中，而将这种爱好与需要推向极端，则极易升华并与宗教接轨。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对于乃师何以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乃至皈依佛门出家为僧，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在《我与弘一法师》中写道：

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的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甚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多，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力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智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酒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

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做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故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

第四，从其心理特质来看。

从各种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来看，李叔同是一个过于细心、异常敏感、追求完美、脾气倔强、性格孤僻、不善变通、我行我素、不适应繁复人际关系、喜欢独处的人。他对有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在一般人看来，颇觉匪夷所思，有些事实在显得难入情理，甚或不近人情。相信读者通过徐半梅、欧阳予倩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几件逸事，大致可以窥见李叔同性格特质了。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的李息霜》中写道：

李叔同的逸事很多。有一次，他约吴我尊（常州人，春柳社社员）在某日下午二时到他家里去。这一天，吴我尊如期而往；不料迟了五分钟，李叔同便不肯开门，在楼上开了窗，对我尊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我尊只好怏怏而返。

他还娶过一位日本太太。有一天，他的岳母来探访女儿，谈了半天，忽然天下雨了，岳母要借一把雨伞回去；但李先生无论如何不答应，他并且对岳母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其脾气之怪，实在无出其右，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做和尚。

黄炎培看过徐半梅所写的这篇文章，似乎还不太相信这是真事。他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中写道：“我看到‘不肯把雨伞借给丈母娘’的记载，有些惊讶。”当然，如果这种事情仅仅发生在徐半梅文中所说的吴我尊一个人身上，人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是他对吴我尊有某种成见，故意使其难堪。不过，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两个人以上，人们就应该相信这是其秉性使然，是其心理特质的反映了。事实上，李叔同诸如此类的例子并不少见。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记春柳社的李叔同》的回忆录中，也写过相似事例：

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我住在牛込区，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功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像息霜这种人，虽然性情孤僻些，他律己很严，责备人也严，我倒和他交得来。我们虽好久不见面，常常总不会忘记。他出家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送我，以后我便只在玉泉寺见过他一次。

蔡冠洛曾在《闽行前一夕谈》中谈及1931年弘一法师离开绍兴将行前一夕，蔡丏因、李鸿梁为之写像，复以纂述《年谱》请时，弘一法师曾对他们说：

……出家虎跑，全仗宿因，时若非即披剃不可，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一切无他顾虑，惟以妻子不许为忧，竟亦一叹置之，安然离俗……

通过上面所说的李叔同出家前的这几件事例，以及后面将要谈及他出家后众多相关人员对其脾气秉性以及行为描述的诸多事例，应该可以大概了解李叔同的心理特质及行为方式了。其实，李叔同对于自己的脾气秉性，心知肚明。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在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四月初九致信回复寂山和尚当继续以师礼事奉寂山和尚时写道：

又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世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此事亦乞恩师婉告唯善师兄，请其格外体谅而曲为之原宥也。

李叔同所持有的这种心理特质及行为方式，对其不顾妻儿子嗣及其家人的心理感受，安然离俗出家为僧，无疑影响至深。

第五，从其生理病理来看。

李叔同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而由上一代传染给他的肺结核病，在当时又犹如当今之癌症，无有效药物予以根除。患有这种顽症的患者，最理想有效的方法，无非是到远离尘嚣、僻远幽静、空气清新的山谷丛林中去慢慢习静调养。

在人为什么会生病这个问题上，李叔同认为，人之所以生病，皆乃前生有孽、今生有罪所致，只有多行善事、吃斋念佛、潜心修行，才能祛除病魔，息灾安泰。即使今生不能祛除，来生亦可不患。这从李叔同出家后苦口婆心劝告病家患者多多念佛，或自行为他们诵经念佛、写经回向的言行中，足以得到证实。

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占多”，一般而言，佛寺环境通常幽雅僻静，到佛教寺庙出家，边修行，边调养，对李叔同而言，也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应该也是导致李叔同出家的因素之一。

第六，当然也是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李叔同试图通过出家修行“了生脱死”，这是其出家的最根本动因。

其实，不管上面所说的诸如李叔同自小就学施放焰口、念诵咒语、记“功过格”等“远因”也罢，还是他在虎跑寺尝试断食期间，受寺庙环境僧人影响生欢喜心等“近因”也罢，以及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当时已经破产的一介书生而言，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一妻一妾、南北两个家庭沉重的生活负担，迫不得已采取一走了之的逃避主义也好，尽管这些也可能算得上是导致李叔同选择出家的因素之一，但这诸多表面性的因素，也仅仅局限于“触媒”和“契机”的层面，充其量只能属于外因。真正令李叔同不顾世俗偏见，抛家舍业，决然出家的最最重要的，当属佛教所说的“大事因缘”这个内因，这才是李叔同出家的深层次的动因。《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说：

……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佛教认为，诸佛世尊就是为众生开示成佛之道理，令众生悟入佛之知见，以帮助众生“了生脱死”这一“大事因缘”，方才出现于世的。

“生死”对于任何生命个体而言，无疑就是一生中的唯一“大事”。常言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生命相比，任何追求诸如名利、地位、金钱、美色等，毫无疑问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如果生命不复存在，这些附加其上的诸多“小事”，也必将随着生命的消亡而顷刻化为乌有。佛教将人的生与死，视为此岸的人生“大事”，并且认为，了生脱死的唯一方法和途径，就是力修梵行，往生彼岸乐土。

李叔同自小身体孱弱，加上由上一代传染的肺结核和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自觉“无寿征”，难以长寿。正是受此引发的恐怖、焦虑，以及佛教所说的通过修行可以了生脱死的影响，才促成其出家修行的决定。这一点，通过他出家后为杨白民所写古德训言题记中显而易见。民国七年戊午岁暮，杨白民专程从上海前往杭州，踏雪拜访驻锡在玉泉寺的弘一法师。两人一见如故，话旧至欢。

戊午除夕，弘一法师又为杨白民书写古德训言，并作题记：

古人以除夕当死日。盖一岁尽处，犹一生尽处。昔黄檗禅师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你脚忙手乱。然则正月初一便理会除夕事不为早；初识人事便理会死日事不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扬扬，不觉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壮且老者，岂不重可哀哉？故须将除夕无常，时时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旧蹉跎去也。

余与白民交垂二十年，今岁余出家修梵行，白民犹沉溺尘网。岁将暮，白民来杭州，访余于玉泉寄庐，话旧至欢。为书训言二纸贻之，余愿与白民共勉之也。

戊午除夕雪窗大慈演音。

在李叔同看来，摆脱生死处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力修梵行，往生彼岸乐土。他通过诵读佛教经典知晓古德所说的欲证悟了生脱死这一大事，即使从开始懂事时就着手进行也“不为早”的教诲，意识到自己这般年龄方才着手已经有点迟了。他正是由于觉悟于此，方才有出家修行之举。

综上所述，李叔同出家之因，众多而复杂。既有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又有个人心理特质、性格秉性、生理病理、生活经历等诸多因素；既有一时一地偶然之机的外缘驱使，更有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必然之因的触发；既有表面的显现，又有深层的隐藏……总之，李叔同之出家，是种种主观客观所有因素相叠加导致的综合反应，绝非仅仅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

浙一师的学生曹聚仁认为，通过李叔同在浙一师后期所作的三首歌词，可以清楚窥见李叔同心境递嬗变化的三个不同过程：从他中年后感触生命无常所引发的《落花》中所说的“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没有着落之苦闷，到静悟到《月》中所说的“朗月悬太清”“荡涤垢滓扬芬芳”的虚渺沉寂心境，以至于最终抵达《晚钟》中所描述“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充满期待、期望的境界。（参见曹聚仁1934年所撰《李叔同先生》）

当人们遇到依靠一己之力难以摆脱的困境时，有些人可能会将希望寄托在可以助一臂之力的某种超自然力量上。李叔同《晚钟》所表达的境界，就是将自己的心灵寄托于彼岸，以期满足超现实的期望。因此他自然会想到舍弃世俗一切，努力奔赴幻想能救拔众生痛苦，校正颠倒尘网，纯净污秽泥涂，弃罪恶成正觉，使心灵得以安宁这样一种美妙的“晚钟”境界了。李叔同此时心目中所谓“晚钟的境界”，就是他所认为的与尘世截然有别的彼岸净土，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