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三宝　成为居士

窃以为一个人的所谓“命运”，绝非上天安排或生来铸就，其实就是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长期积累的结果。也就是说，人每天都在自己惯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指导下进行选择。一个人一生选择所形成的总和，便构成了他的人生轨迹，且不可逆转，就便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命运”。人在生命过程中，尤其是在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关键节点，或者说在人生走到关键的岔路口进行重大抉择时，必须三思而行，慎之又慎，稍有差池，就有可能使得自己人生走向难如人意，乃至一生为此后悔不迭。然此时木已成舟，即使悔青五脏六腑也于事无补。

李叔同在虎跑寺尝试断食之后，感觉自己好似脱胎换骨，便借老子所说的“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虽然他返校后从表面上似乎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仍旧教课，依然写字，但他此时对宋元理学和道家典籍的兴趣更加浓厚。

李叔同还将自己尝试断食结束时留影制成名片，分送给朋友们，并于其上书：“丙辰嘉平一日始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此时的李叔同，已经希冀并将自己定位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欣欣道人”了。

李叔同在书赠学生朱稣典“灵化”横幅上钤二印：一为“李息”，一为“不食人间烟火”。其题记曰：

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稣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

此处所谓“嘉平”，乃旧时十二月的雅称。

值得注意的是，李叔同于以上两处，皆记作“断食十七日”，恐乃笔误，因为据其《断食日志》记载，断食过程共分为：断食前期五天，断食正期七天，断食后期六天，应为“断食十八日”才是。

李叔同在虎跑寺进行的尝试断食，对于李叔同整个人生轨迹而言，意义重大，这不仅为他皈依佛门、剃度出家播下种子，成为他出家的近因，也决定了其后半生的生活方式。李叔同于《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

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由此可见，李叔同在虎跑寺尝试断食期间，看到佛教僧人那种日常生活，逐渐由心中欢喜、羡慕，发展到自己开始实践起来了。尤其是在次年（民国六年丁巳，1917）利用年假去虎跑寺度岁过年皈依三宝成为居士之后，他就已经发心出家，只不过由于他当时出家的条件尚不成熟，只得暂以居士身份等待时机而已。此后，他不仅以居士身份经常到虎跑寺聆听法师讲经，而且请了若干佛教经典诵读起来。他于《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

……及到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我即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了。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

民国六年丁巳（1917）一月，李叔同在《致刘质平》中写道：

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定也。）现已络续结束一切。

民国六年丁巳（1917）学校放年假时，李叔同没有返回上海与夫人团聚过年，而是入杭州虎跑寺习静。其间，李叔同曾寄致时任钱塘道尹的天津旧师友王守恂（字仁安）明信片，除了“敬贺”旧历“年禧”和为他人索要其著作外，还约王守恂前去虎跑寺晤谈。李叔同在这枚明信片上写道：

新历正月卅日，入西湖虎跑寺习静，二月底返校。公暇能来寺一谭否？

王守恂如约前往。后来王守恂在《仁安笔记》中，记下了这次与李叔同会见及其对彼时彼地的感受：

晤天津李叔同，清癯绝俗，饱尝世味，已在剥肤存液之时，自愧不如。吾乡静士刘竺生之外，又得叔同，喜慰万状。

是年九月，李叔同在虎跑寺聆听法轮长老说法之后，颇有所悟，归后书联句呈奉法轮长老，并在《赠法轮长老联》上题记：

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

余于观音诞后一日，生于章武李善人家，丁巳卅八。是日入大慈山，谒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归来书此，呈奉座右。婴居士息翁。

题记中所谓“章武”，乃汉时天津之县名。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1917年条中作【按】：“此联，余于1953年3月间，游杭州虎跑寺时，犹见悬于寺壁；后闻为杭州博物馆筹备会借去，今不知流落何方。同年师又以《天发神谶碑》体书同一联赠人。上款书‘孔爽仁弟属，集吴天玺碑’，下款署‘丁巳婴居士息翁’。”

通过李叔同《致王仁安》明信片上所盖“李婴居士之印”白文印和上述两则落款“婴居士息翁”来看，李叔同此时已经将自己归入佛教居士行列。

自从李叔同将自己归入佛教居士行列之后，世味日淡，职务多荒。时常请假外出，甚至逾课时之半。由此，李叔同也被有些人讥笑为有神经病而饱受疚心之苦。这无疑也促使李叔同加快了摆脱尘俗出家为僧的步伐。李叔同在丁巳（1917）三月《致刘质平》中写道：

……不佞自知世寿不永（仅有十年左右），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逾课时之半。）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人皆谓余有神经病。）内受疚心之苦。君能体谅不佞之意，良所欢喜赞叹！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附汇日金二十元，望收入。

李婴

……不佞拟再托君购佛学书数种，俟后函达。

此时，李叔同的好友、同事夏丏尊对于李叔同发心出家为僧的念想，实在难以理解苟同，并为自己从前多次苦劝其不要辞去浙一师教职赴南京高师任教而深悔。他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写道：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那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净，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有人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而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的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通过上述两文可见，李叔同之出家为僧，除了在虎跑寺尝试断食是其重要近因外，还有马一浮、夏丏尊等重要外因。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受马一浮的熏陶与影响，尤其显著。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因同学谢无量、邵力子、黄炎培等人的关系，与马一浮相识，但当时并无深交。此后十多年间，两人又中断了联系。通过李叔同民国六年丁巳（1917）三月《致刘质平》信中所说的“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来看，直到民国五年丙辰（1916）冬天，李叔同方才重新与马一浮有所联系和交往了。李叔同正是于此后在与马一浮的交往中受其“熏陶”，对世事、人生、生命的含义“渐有所悟”，从而坚定了自己皈依佛门出家为僧信念的。甚至可以说，马一浮不仅对李叔同皈依佛门具有初缘启蒙作用，而且对其出家后修行宗派乃至佛学思想，具有导引作用。

马一浮，幼名福田，字更除。二十岁前后改名浮，字一佛。后改字一浮，号湛翁，以字行，晚年自署蠲叟或蠲戏老人，祖籍浙江会稽（今上虞）。幼从母何定珠学，颖悟异常。八岁学诗，九岁读《文选》《楚辞》，有神童之誉。十一岁时，母何定珠去世。母逝前一日，指庭中菊命作五律。马一浮当即咏道：“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何定珠慨叹：“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仅十六岁的马一浮应会稽县试，名列榜首，被称为“江南怪兽”。同榜高中者，还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两兄弟。主考官汤寿潜（民国后为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阅其应试文章后，大加赞赏，主动将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他，夫妻感情甚笃。婚后不久，马一浮就与谢无量前往上海同文会堂学习英文、法文、拉丁文。在上海游学期间，马一浮广泛交友，结识了马君武、邵力子、黄炎培等一大批新进有识之士。学习之余，马一浮还与谢无量、马君武等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1902年，汤仪遽然病故。此后，马一浮一心向学，没有再娶，直到八十四岁去世，始终孤身一人。就在这一年，马一浮在上海与李叔同初识。

1903年，马一浮以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身份远游美国，文牍之余，购买、阅读并译介大量西方文学、哲学著作。其间，至交好友谢无量曾寄《楞严经》供其研读。马一浮亦在研读过日本学者村上专精所著《佛教原理论》之后，以“一佛”自称，撰写了《一佛之北美居留日记》。马一浮是将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和托尔斯泰《艺术论》译成汉语最早的人。1904年归国途中，马一浮又在日本滞留半年，学习日文和德文。归国后，他将在美国购买的英文版《资本论》赠给谢无量，并将后来购买的德文版《资本论》赠送给了国学扶轮社的刘师培。

1905年，马一浮与谢无量在镇江焦山海西庵读书养性。1906年之后的十年间，马一浮将治学重点由西学转向国学。他借住杭州外西湖广化寺中，将多达三万二千余册的文澜阁藏《四库全书》通读一遍，写下大量读书札记。此后，马一浮又借居永福寺。其间，深受佛教熏陶，频频研读佛学。民国成立，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聘请马一浮出任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碍于乡谊勉强赴任。但赴任仅二十多天即辞职返杭，发起并组织“般若会”，一心致力于国学研究。

对马一浮在佛学方面有直接影响的是近代高僧月霞法师。月霞法师一生致力于僧伽教育，曾创办过江苏僧伽师范学堂和华严大学，先后受教者有300余人。月霞法师早年讲经日本时，苏曼殊、章太炎皆来听习；回国后，杨仁山办祇洹精舍，月霞法师亦参与其中。民国初年，月霞法师在驻锡杭州办学讲经时，马一浮得以拜识。月霞法师倡导“教弘贤首，禅继南宗”，马一浮在其影响下，专注唐代华严经典。由此，唐代华严高僧法藏、澄观、宗密等师诸如“法界缘起”“三圣圆融”“一真法界”“总别不二”等华严思想及其著述观点，在马一浮撰写的文章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以《妙法莲华经》立宗的天台宗和华严宗，同为中国佛学双璧，两宗思想互相补益。马一浮既学华严，也深明天台。谛闲法师对马一浮的天台宗佛学思想影响很大。马一浮在其所撰的《法数勾玄》五卷中，涉及大量的天台宗名相。他还以天台“止观双运”来诠释儒家的“涵养功夫”和“格物致知”的关系。马一浮晚年自号“蠲叟”“蠲戏老人”，即出自《法华经·信解品》所说的“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诸法戏论之粪”。所谓“蠲除”，就是“去除”；而“戏论”，则是指佛教所谓“常见”“断见”等不正确的认知。

另外，署名马鸣菩萨造、真谛译之《大乘起信论》，对马一浮也有较深的影响。《大乘起信论》中将如来藏和唯识思想结合为一，“一心”开“二门”“真如一心变现万千世界”的道理，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深远。马一浮即以此为据，阐释、建立了其儒学的基本理念——心兼理气、统摄性情，再将六艺定为心的“全体大用”，进而用六艺涵盖一切，构架其“六艺论”的学说体系。马一浮关于“理气关系”的理解，也与《大乘起信论》“体用相即”的主张有很大关联。

马一浮在三十五岁之前，主要研究法华、天台、唯识等义学。之后，他又在楚泉禅师、肇安禅师这两位高僧的影响下，转而研究禅宗。尤其楚泉禅师对其所说“居士所言无不是者……但都不是居士自己的”评语，使马一浮觉得“其言切中余当时病痛，闻而爽然”，“因取《五灯会元》重看，始渐留意禅门”（《语录类编·师友篇》）。由此马一浮对禅门的体会也越来越深。马一浮于此时期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明显带有公案体的味道。例如，他在1927年写给洪允祥（字巢林）的信中写道：

尚有一语答公：“释迦、老子、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只是一群闲汉。公且理会洪巢林是有、是无、是语言、是表法？”“此语是好个入处。”“法离二边、中亦无住，何有燥静，用人作么？公若契此语，亦是小歇场也！”“吾禅久已掷向他方世界。禅之一字，是甚干屎橛？绝不肯以此系公也。”

马一浮此时言语高蹈、气势夺人，活脱脱像个禅师，佛学造诣深厚。马一浮还将佛学、儒学的根本理论融会贯通，融入国学研究之中。他在《问学私记》中认为：“圆教、顿教，抉示根源，直显真如法界，与中土儒学相当。”由此形成了他独有的“以佛解儒”“圆融佛儒”的国学研究体系，其目的就在于“探索本心，去掉习心”。马一浮是从探索、整合中国哲学思想，从修身养性、完善人性，从健全心理机制的高度去研究佛学的。

虽然从马一浮学术进程上看，其研究佛学起始于1917年，但其接触佛学和表现出一定的佛化倾向，却要早得多。他在答复友人何以不再续娶时所说的“人命危浅，真如早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他发表在《新民丛报》上“身前不住阎浮界，死后应生他化天。自性华严离我我，有情流转自年年。静排诸相观空焰，闲凿千山种白莲。独问须弥最高顶，众生无语月孤圆”诗句等，无疑都是其佛教观念与情绪的流露。马一浮晚年更将佛教思想融入生命之中。1967年4月，马一浮因胃出血入院治疗，入院前书自挽联：“大患有身，血气心知皆病本；真如不变，涅槃生死等空花。”他还在《拟告别诸亲友》诗中曰：“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这首诗境界意象，体现出马一浮的佛教华严、净土思想。

佛教净土思想两晋时即开始流行，之后随传播日广，影响越大。毋庸讳言，非但凡夫，即使长期出家修行之人，在生死关头，也难免无助。因此唐代之后，不仅民间佛学深信净土，就连精研佛理的高僧大德，无论是修天台、华严，还是修禅宗者，大多也是初以“一心持律、为入道之始”，接着便以所修主宗与净土合流为皈依，实行天台净土双修、华严净土双修、禅净双修，以至于最终“归心净土、决定往生”的。例如，唐代玄奘大师，在精研唯识的同时，亦笃信净土，发愿往生弥勒世界。

民国年间，净土思想非常兴盛。印光大师是净土宗一代巨擘。马一浮在精研佛学时，其具体修行也定位在净土上，以致太虚大师每当提及马一浮时，径说“净土马一浮”，便是一证。佛教华严宗义理精奥，其学说中本来就有净土的思想。如《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中，就描述了神圣庄严的华严净土——莲华藏世界。实际上，马一浮在学习研究佛学时，佛教所谓华藏世界明光媚日、大海无边、遍地莲花的妙美意象，早已深深铭刻在马一浮的脑海之中。由此他在临终时才能看破生命之幻，平淡从容地对待生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诸如“涅槃生死等空花”“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这样的临终挽联和诗句。

这里之所以占用较大篇幅对马一浮进行介绍，在于试图说明李叔同究竟从马一浮接受了哪些方面的“熏陶”，才得以“渐有所悟”的。实际上，李叔同出家之后，除了精心研读奉行持守弘扬佛教律宗和没有学习禅宗之外，正是循沿着马一浮导引的方向，修行华严、天台和净土的。

1916年冬，李叔同与马一浮重新建立联系，两人交往频繁，过从甚密。某日，李叔同去马一浮府上拜访时，欲取其壁上古琴弹之，没料想此琴损坏尚待修理，遂作罢。后来，马一浮为满足李叔同弹赏此琴的心愿，在将此琴修好后，曾致书以闻。马一浮在民国六年丁巳闰二月十七日（1917年4月8日）《致李叔同》中写道：

壁上琴弊。向者足下欲取而弹之，因命工修理，久之始就。曾告徐君，便欲遣童赍往；未辱其答，恐左右或如金陵。比还杭州，愿以暇日，枉过草庵，安弦审律，或犹可备君子之御耳。

当然，李叔同在与马一浮的交往中，谈论最多的当是佛教。李叔同亦因此受马一浮熏陶影响，并将马一浮研学佛学的感悟，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民国七年丁巳十二月初六日（1918年1月18日）马一浮在《致李叔同》中写道：

昨复过地藏庵。与楚禅师语甚久。其人深于天台教义，绰有玄风，不易得也。幻和尚因众启请，将以佛成道日往主海潮寺，遂于今夕解七。明日之约，盖可罢已。海潮梵宇宏广，幻和尚主之，可因以建立道场，亦其本愿之力，故感得是缘。月法师闻于今日荼毗，惜未偕仁者往观耳。

信中所说的“地藏庵”，位于杭州里西湖。“楚禅师”，即天台宗匠，谛闲法师弟子楚泉禅师。“月法师”，即华严宗尊宿月霞法师，于民国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圆寂于杭州玉泉寺。由此推算，此信应作于十二月初六日。

就在李叔同收到马一浮这封信不久，马一浮又在丁巳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8年2月9日）《致李叔同》中写道：

昨游殊有胜缘。今晨入大慈山，入晚始归，获餐所馈上馔，微妙香洁，不啻净土之供也。长水大师《起信论笔削记》，善申贤首之义，谨以奉览。故人彭君逊之，耽玩羲易有年，今初发心修习禅观。已为请于法轮长老，蒙假闲寮，将以明日移入。他日得与仁者并成法侣，亦一段因缘尔。

马一浮此信中所说的故人彭逊之往居虎跑就法轮长老修习禅观时，恰逢李叔同利用年假以居士身份到虎跑寺习静过年期间，而且就在他与彭逊之相识不几日，即亲眼见其于寺中剃度出家，这的确令李叔同大为感动，由此也更加快了他遁入空门出家为僧的步伐。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对此写道：

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问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李叔同此次在虎跑寺习静度岁期间，也曾约时任钱塘道尹的王守恂（字仁安），前往晤谈。王仁安于此次与李叔同晤谈归后撰写《惜才》一文，对此记载道：

余友李叔同，习静定慧寺，约往谈赴之。座上客四人，皆倜傥不羁，相与谈论，皆聪明俊伟士也。率通内典，并于儒书国故，娓娓然有卓识焉。一为彭君，在十日内即剃度；一为陈君，为月霞僧弟子；一为刘君，曾受菩萨戒；一为马君，矢为佛弟子，断绝肉食。是四君子者，志相同，道相合……

此处文中所说的“彭君”，即彭逊之；“马君”者，即马一浮。彭逊之在寺中过了仅几天，便发心出家了，正月初八日，由虎跑寺当家法轮长老为之剃度。李叔同在场目睹了整个过程，大为感动。不过，李叔同考虑当时出家条件尚未成熟，打算分两步走，因此仅于民国七年戊午正月十五日（1918年2月25日）皈依三宝，成为佛教居士，等待时机成熟再行出家。

李叔同当时有意拜尝试断食时住在方丈楼上的弘祥法师为师父，但弘祥法师再三逊却，不肯受拜，而介绍其师父、正在松木场护国寺常住的原虎跑寺退居老和尚了悟法师并将其请来作为李叔同的皈依师。

李叔同皈依时，了悟法师为其取法名演音，字弘一。从此，李叔同在写信和书字时，便以“演音”落款，有时亦自称“当来沙弥”。

民国七年戊午（1918）二月初五，是李叔同亡母十三周年忌日，李叔同先期入大慈山诵经。其间，李叔同又致函钱塘道尹王守恂约其前往交谈。他在信中写道：

门人戚子制印呈清赏……

二月初五日为先慈十三周年忌日，先期入大慈山诵经，初七出山，十一天晴，拟谒左右。附白。

王守恂收到李叔同此信后，应约前往寺中晤谈。王守恂返回后，作《虎跑寺赴李叔同约往返得诗二首》：

步步弯环步步奇，常愁路有不通时。却怜叠嶂层峦处，一曲羊肠到始知。兴来寻友坐深山，竹院逢僧半日闲。归到清波门外路，又将尘梦落人间。

对此，金梅在《李叔同影事》中认为：“从诗题中仍称其俗名李叔同来看，王守恂这两首七绝当写于李出家的前夕。并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李既郑重其事地邀约王守恂这位同乡师友去寺晤谈，王回来后又有‘归到清波门外路，又将尘梦落人间’之慨，很可能李向王表达了他将剃度为僧的决心。”

当李叔同在马一浮的“熏陶”下“渐有所悟，世味日淡”，并拟“宣布辞职”，“入山习静”之后，马一浮仍继续影响着他的生活目标和人生轨迹。1918年6月12日，马一浮赠给李叔同《三藏法数》第四册、《天亲菩萨发菩提心论》二册、《净土论》一本等佛学典籍，并向其推荐省庵法师《劝发菩提心》一文，认为此文“语亦警切，可导初机”。

再往后，便是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所描写的乃师在出家前几天往访马一浮的情景了。丰子恺在文章中说道，两位先生的谈话他“全然听不懂”，“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哲学）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这次谈话，持续了好几个钟头。可见，此时的李叔同，是把马一浮作为善知识看待的，甚至可以说，李叔同是服膺马一浮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入佛指导的。李叔同就是在这次与马一浮的长谈后不几天，才毅然决定正式出家的。

尽管李叔同自民国七年戊午（1918）下半年就决定要正式出家，不过，其时李叔同面对诸多矛盾，内心依然充满纠结。其中困扰其心难以释怀的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由他资助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刘质平尚未毕业回国。二是如何妥善处理他在上海、天津这两个家庭的问题。

刘质平，原名毅，字季武，浙江海宁人，是李叔同在浙一师的高足之一。刘质平进入浙一师后耽于音乐，有时甚至导致其他功课不能及格。刘质平之所以能够在音乐上下如此功夫直至毕业，当与校长经亨颐对其宽容以及老师李叔同对其精心培育，密切相关。

李叔同到浙一师任教的那年（1912年）冬季的一天，杭州下了一场积雪盈尺十分罕见的大雪。刘质平踏雪携带自己刚刚完成的一首作曲前去向老师李叔同请教。李叔同审阅一过，在久久凝视刘质平一番后对刘质平说：“今晚八点三十五分，请赴音乐教室，有话讲。现在先回去吧。”刘质平听罢唯唯而退，心中充满惶恐。他实在想象不出今晚老师将会对自己讲些什么。

尽管这天晚上气温骤降，风雪更加肆虐，刘质平却一丝未敢怠慢，顶风冒雪准时前往音乐教室。当刘质平抵达教室走廊时，发现地上已有足迹，似乎有人先他而来。但教室的门关着，灯也不亮。正当刘质平鹄立走廊静候老师之际，教室的电灯突然亮了，李叔同手里拿着表打开门对刘质平说：“时间无误。你饱尝了风雪之味，可以回去了。”刘质平听罢此言，只觉得心中热血沸腾，不停翻滚。从此，刘质平与李叔同的师生情谊，逾日弥深。刘质平常对人说：“我与先生之间，名虽师生，情深父子。”通过以下事例可知，刘质平此言非虚。

民国四年乙卯（1915）刘质平因病请假返回海宁休养，李叔同对其关心无微不至。他在乙卯年九月三日《致刘质平》中写道：

顷奉手书，敬悉。《和声学》亦收到。尊状近若何，至以为念！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吾人于此，当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若处处拘泥，徒劳脑力，无济于事，适自苦耳。吾弟卧病多暇，可取古人修养格言（如《论语》之类）读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下半年仍来杭校，甚善。不佞固甚愿与吾弟常相聚首也。

李叔同在收到刘质平回复后，又于是年九月十六日再次致信刘质平：

顷接手书，诵悉。吾弟病势未减，似宜另择一静僻之地疗养为佳。家庭琐事，万勿介意。张拱璧已到海宁，曾晤面否？鄙人后日往南京，又须二星期乃可返杭。匆复，祗讯。痊安。

……

吾弟如稍愈，到杭疗养何如？

刘质平于民国五年丙辰（1916）夏从浙一师毕业后，留学日本，专攻音乐。李叔同依然诲人不倦地指导、关心着刘质平。他在是年八月十九日《致刘质平》中写道：

来函，诵悉。日本留学生向来如是。虽亦有成绩佳良者，然大半为日人作殿军，或并殿军之资格而无之。故日人说起留学生辄作滑稽讪笑之态。不佞居东八年，固习见不鲜矣。君之志气甚佳，将来必可为吾国人吐一口气，但现在宜注意者如下：

（一）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习音乐者，非身体健壮之人，不易进步。专运动五指及脑，他处不运动，则易致疾。故每日宜为适当之休息，及应有之娱乐，适度之运动。又宜早眠早起，食后宜休息一小时，不可即弹琴。）

（二）宜慎出场演奏，免人之忌妒。（能不演奏最妥，抱璞而藏，君子之行也。）

（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留学界品类尤杂，最宜谨慎。）

（四）勿躐等急进。（吾人求学，须从常轨，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矣。）

（五）勿心浮气躁。［学稍有得，即深自矜夸；或学而不进（此种境界他日有之），即生厌烦心；或抱悲观，皆不可。必须心气平定，不急进，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当之成绩。］

（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据余一人之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如何？）

附录格言数则呈阅。

刘质平在日本留学的第二年，在学习上遇到瓶颈，感觉愈学愈难，尤其是对贝多芬曲子难以适应，并为此忧虑过度。李叔同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民国六年丁巳（1917）一月十八日《致刘质平》中，对其循循善诱，安抚鼓励：

手书诵悉……愈学愈难，是君之进步，何反以是为忧！B氏（即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曲君习之，似躐等，中止甚是。试验时宜应试，取与不取，听之可也。不佞与君交谊至厚，何至因此区区云对不起？但如君现在忧虑过度，自寻苦恼，或因是致疾，中途辍学，是真对不起鄙人矣。从前鄙人与君函内解劝君之言语，万万不可忘记，宜时时取出阅看。能时时阅看，依此实行，必可免除一切烦恼。从前牛山充（日本音乐学者）入学试验落第四次，中山晋平（日本近代著名作曲家）落第二次，彼何尝因是灰心？总之，君志气太高，好名太甚，“务实循序”四字，可为君之药石也……

写完这封信寄出后，李叔同仍感觉意犹未尽，对刘质平不太放心，又于是月再次致信，谆谆告诫。他写道：

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定也。）现已络续结束一切。君春秋尚盛，似不宜即入此道。但如现在之遇事忧虑，自寻苦恼，恐不久将神经混杂，得不治之疾，鄙人可以断言。鄙意以为，君此时宜详审坚决。如能痛改此习，耐心向学，最为中正之道。倘自己仍无把握，不能痛改此习，将来必至学而无成，反致恶果；不如即抛却世事，入山为佛弟子，较为安定也。叨在至好，故尽情言之。

刘质平学习瓶颈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又在经济上遇到了其家族不再付给学费这个自己无力解决的困难。刘质平忧虑重重，心神不定，甚至为此产生过自杀念想。此时的李叔同，虽然如上封信中所说正在“络续结束一切”，准备入山为僧，但还是想方设法为刘质平多处奔走，疏通关系，帮助刘质平解决学费尚无着落的困难。李叔同先是为此给昔年在日本留学时曾受过李叔同资助、时任某官立银行副经理的某君写信请求借款，以帮助刘质平完成学业，结果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他在丁巳（1917）三月《致刘质平》中写道：

来书诵悉。借假（款）无复音，想无可希望矣。（某君昔年留学，曾受不佞补助。今某君任某官立银行副经理，故以借款商量，虽非冒昧，然不佞实自志为窭人矣，于人何尤！）……

附汇日金二十円（圆），望收入。

借款不成，李叔同又求助于浙一师校长经亨颐，请他帮忙向省教育厅为刘质平申请官费资助，并为此请夏丏尊向经亨颐美言，希冀成全之。他在是年《致刘质平》中写道：

来书诵悉。《菜根谭》及M弦，前已收到，曾致复片，计已查收。官费事可由君访察他人补官费之经过情形，由君作函寄来。上款写经、夏二先生及不佞三人，函内详述他省补费之办法。此函寄至不佞处，由不佞与经、夏二先生商酌可也。君在东言行谨慎，甚佳。交友不可勉强，宁无友，不可交寻常之友。寻常之友虽无损于我（或不尽然），亦徒往来酬酢，作无谓之谈话，周旋消费力学之时间耳……始亲终疏，反致怨尤。故不如于始不亲之为佳也。不佞前致君函有应注意者数条，宜常阅之。又格言数则，亦不可忘。不佞无他高见，惟望君按部就班用功，不求近效。进太锐者恐难持久。不可心太高，心高是灰心之根源也。心尚忐忑不定，可以习静坐法。入手虽难，然行之有恒，自可入门。（君有崇信之宗教信仰之尤善，佛、神、耶皆可。）

不过，当李叔同携带刘质平所寄申请补官费之信面晤经亨颐时，经亨颐对此却反应冷淡，在李叔同再三恳求下，方才应允日后向教育厅厅长说说看。当李叔同建议能否援引浙江女生补官费为例时，经亨颐竟以“荐一科长与厅长尚易，请补一官费生特难”为推辞，这实在令李叔同感觉心中不快，没等经亨颐将话说完即转身离去，不欢而散。第二天，李叔同将此次与经亨颐交涉希望为刘质平斡旋补官费生情况始末，写信告知刘质平：

前日寄一函，计达览。昨晤经先生，将尊函及门先生函呈去。（本拟约夏先生同往，据夏先生云：前得君函时，已与经先生谈过，故此次不愿再去。）经先生将尊函阅一过，门先生之函并未详阅。据云：此函无意思，因会长（似指当时浙江省教育会长）不能管此事也。（此说不必与他人道。）总之，经先生对于此事颇冷淡。先云“须由君自己呈请，余不能言”；后鄙人再四恳求，始允往询。但因新厅长初到任甚忙，现在不便去，何日去难预定也。

鄙人谓浙江女生补费之事，可否援以为例？经先生云：“不能。”后经先生遂痛论请补官费之难，逆料必不成功。又有“荐一科长与厅长尚易，请补一官费生殊难”之说。鄙人不待其辞毕，即别去，不欢而散，殊出人意外也。但平心思之，经先生事务多忙，本校毕业生甚多，经先生倘一一为之筹画，殊做不到。故以此事责备经先生，大非恕道。经先生人甚直爽，故能随意畅谈。若深沈之士，则当面以极圆滑之言敷衍恭维，其结果则一也。故经先生尚不失为直士。若夏先生向来不喜管闲事，其天性如是。总之官费事，以后鄙人不愿再向经先生询问。鄙人于数年之内，决不自己辞职。如无他变，前定之约，必实践也。望安心求学，毋再以是为念！此信阅毕，望焚去。言人是非，君子不为。今述其详，愿君知此事之始末。

李叔同在以上努力不成的情况下，决定自己资助刘质平完成留日学业。刘质平当时在日本留学所需费用日金千元左右。这个钱数，在十年前，对家财万贯的李叔同来说，也许算不上沉重。如今对于他这个靠教书薪水维持上海和天津两个家庭生计的教员而言，的确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尽管如此，李叔同还是毅然决定勒紧自己的裤带，从薪水中节省一部分，按月寄赠给在日本的刘质平，帮助他渡过难关。李叔同在次日写给刘质平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收支情况和无偿资助刘质平完成在日本留学学业的具体打算：

昨上一函一片，计达览。请补官费之事，不佞再四斟酌，恐难如愿。不佞与夏先生素不与官厅相识，只可推此事于经先生。经先生多忙，能否专为此事往返奔走，亦未可知。即能任劳力谋，成否亦在未可知之数。（总而言之，求人甚难。）此中困难情形，可以意料及之也。君之家庭助君学费，大约可至何时？如君学费断绝，困难之时，不佞可以量力助君。但不佞窭人也，必须无意外之变，乃可如愿。因学校薪水领不到时，即无可设法。今将详细之情形述之如下：

不佞现每月入薪水百零五元

出款：

上海家用四十元 年节另加

天津家用廿五元 年节另加

自己食物十元

自己零用五元

自己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元

如依是正确计算，严守此数，不再多费，每月可余廿元。

此廿元即可以作君学费用。中国留学生往往学费甚多，但日本学生每月有廿元已可敷用。不买书、买物、交际游览，可以省钱许多。

将来不佞之薪水，大约有减无增。但再减去五元，仍无大妨碍，（自己用之款内，可以再加节省。）如再多减，则觉困难矣。

又不佞家无恒产，专恃薪水养家。如患大病，不能任职，或由学校辞职，或因时局不能发薪水；倘有此种变故，即无法可设也。以上所述，为不佞个人之情形。

倘以后由不佞助君学费，有下列数条，必须由君承认实行乃可。

一、此款系以我辈之交谊，赠君用之，并非借贷与君。因不佞向不喜与人通借贷也。故此款君受之，将来不必偿还。

一、赠款事只有吾二人知，不可与第三人谈及。君之家族如追问，可云有人如此而已，万不可提出姓名。

一、赠款期限，以君之家族不给学费时起，至毕业时止。但如有前述之变故，则不能赠款。（如减薪水太多，则赠款亦须减少。）

一、君须听从不佞之意见，不可违背。不佞并无他意，但愿君按部就班用功，无太过不及。注重卫生，俾可学成有获，不致半途中止也。君之心高气浮是第一障碍物，（自杀之事不可再想。）必须痛除。

以上所说之情形，望君详细思索，写回信复我。助学费事，不佞不敢向他人言，因他人以诚意待人者少也。即有装面子暂时敷衍者，亦将久而生厌，焉能持久？君之家族尚不能尽力助君，何况外人乎？若不佞近来颇明天理，愿依天理行事，望君勿以常人之情推测不佞可也。此颂 近佳

此函阅后焚去。

李叔同在收到刘质平的回复后，秉持做人须“言必信，行必果”的信条，从此按月寄赠刘质平二十元，解除了刘质平在日本留学生活的后顾之忧。李叔同此信所谓“不佞近来颇明天理，愿依天理行事”中的“天理”，与其在《断食日志》中所说的“天理”相同，当指日本天理教而言。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戊午（1918）二月初九《致刘质平》中写道：

两次托上海家人汇上之款，计已收入。致日本人信已改就，望察收。去年由运送店寄来之物，尚未收到，便乞催询。

不佞近耽空寂，厌弃人事。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将入山剃度为沙弥。刻已渐渐准备一切，（所有之物皆赠人。）音乐书籍及洋服，拟赠足下。甚盼足下暑假时能返国一晤也。

……

正月十五日，已皈依三宝，法名演音，字弘一。

林子青在《弘一法师书信》（增订版）中，将此信的日期写作“1918年二月初九日”，而《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中则将其写作“1918年三月初九日”。窃以为前者为是。

此时，离刘质平毕业尚有半年多时间，尽管李叔同出家心念急切，且入山修道的多种因缘也逐渐成熟，但他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为了设法给刘质平筹集足够的留学经费，依然住在学校里，还在继续上课，直到刘质平留学毕业。他在戊午（1918）三月二十五日《致刘质平》中写道：

书悉。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圆。顷已设法借华金千元，以供此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

当然，李叔同在一丝不苟地履行对刘质平承诺的同时，也在加紧进行自己出家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丰子恺曾回忆李叔同剃度前数月，由其陪同前往玉泉寺访问即将出家的程中和居士（即后来先于李叔同出家的师兄弘伞法师）一事。丰子恺在《法味》中写道：

他本来姓程名中和。李先生剃度前数月，曾同我到玉泉寺去访他，且在途中预先对我说：“这位程先生在二次革命时曾当过团长（？），亲去打南京。近来忽然悟道，暂住在玉泉寺为居士，不久亦将剃度。”

我第一次见他时，他穿着灰白色的长衫，黑色的马褂，靠在栏上看鱼。一见他那平扁而和蔼的颜貌，就觉得和他底名字“中和”异常调和。他底齿底整齐，眼线底平直，面部底丰满，及脸色底暗黄，一齐显出无限的慈悲，使人见了容易联想螺蛳顶下的佛面，万万不会相信这面上是配戴军帽的。不久，这位程居士就与李先生相继出家。后来我又在虎跑寺看见他穿了和尚衣裳做晚课，听到他底根气充实而永续不懈的黏润的念佛声。

抵达玉泉寺后，由于丰子恺不便细听李叔同与程中和的交谈，便到院子中随意转悠去了。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丰子恺当时并不清楚。待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意会到，李先生是在与程先生商量出家的事情呢。

1918年5月，刘质平自日本留学学成归来时，浙一师亦即将放假，李叔同提前举行了考试，考试结束之后，李叔同向校方正式递交了辞呈，便到虎跑寺入山了。

戊午四月十五日（1918年5月24日），李叔同于入山修梵行前，身着僧衣，与刘质平和丰子恺这两个自己得意门生在杭州照相馆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记：“弘一将入山修梵行，偕刘子质平、丰子子恺摄影。戊午四月十五日。”

李叔同离校入山前，料理了自己种种俗物俗事。除了入山修行所需的粗布衣服和几件日常用品外，他将自己所有诸物、作品藏品，一并散尽。

李叔同将自己所作和所藏字幅，以及折扇、金表等，赠送给了夏丏尊。其中，有已经装裱成卷轴、题名“前尘影事”的朱慧百、李苹香二妓所赠的诗画扇页，李叔同于其上题跋语曰：“息霜旧藏此卷子，今将入山修梵行，以贻丏尊。戊午仲夏并记。”在赠给夏丏尊其所藏赠歌郎金娃娃词横幅上自跋其尾曰：“戊午仲夏将入山，检奉丏尊藏之。演音。”由此显示他抛弃前尘风流倜傥、热情奔放的心迹。

夏丏尊将自己获赠的这些李叔同字幅，请李叔同的朋友友人、著名书画家陈师曾及另一位友人王瀣，分别为之题词。陈师曾于其上题《绮罗香》词曰：

象管留春，麝煤记月，犹觉幽香盈把。为忆当时江左风流游冶。凭剩稿齐擅才名，访歌管首询声价。恰双双蛱蝶飞来，粉痕低映翠屏亚。尘缘顿空，逝水谁识，春风半面，马缨花下。重展冰绡，絮影分明如画。怅今日，劳燕西东，更说甚紫娇红姹。好丹青付与知者，草鞋同样挂。

王瀣于其上题《唐多令》词曰：

倒帽少年游，前尘泪已收，镇缠绵小字银钩。画里眉山青更远，山影外有高楼。莫莫与休休，华飞烟水流，剩吴笺犹管闲愁。弹指一声春在否？凭向取老堂头。

陈师曾和王瀣撰写的以上两首词，深刻描画了李叔同由繁华声歌遁入寂寥空门的那般情景。令人读来怅然若失，无可把捉。

李叔同入山前将自己平日所用笔、砚、碑帖，赠送给了金石书画家周承德。并将自己所藏图书珍玩的一部分，赠给旧友崔旻飞居士。崔旻飞居士将获赠的这些李叔同贻物奉为至宝，别陈一室，中供佛像，焚香诵经。并率族众，依大慈老人禀受三皈。

李叔同还将自己历年所作美术作品，送给了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李鸿梁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中对此回忆道：

法师差不多每星期六必去上海一趟，星期日下午回校，从来不请假。法师爱吃糖果和水果，每次从上海来，一定带点来。他也常常写条子来叫我去吃的。有一天也是星期日晚上，又见闻玉（这是专服侍他的工友，法师的饭，也是他做的，法师在虎跑断食后照片上的题字，还是他写的呢）递给我一张条子。我以为又叫我去吃点心了，但是这天我因为陪了几个朋友，喝了一点酒，有点不好意思去见他。于是问同事：“我的脸红不红？”“还好！”这个“还”字总有点不大妥当，但是先生的命令，又不得不去。踌躇了一下，结果只得硬着头皮去。等到走到法师的房门口，迟疑了些时，只得鼓起勇气提起手轻轻地敲了一下，我很清楚听见法师在房间说“进来！”，只得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轻轻地挨了进去，法师正在书架旁，好像在找什么书，见了我，就问：“你没有什么事吗？给我整理一下画好吗？”他就领我到隔壁一间他平时写字的房间里，指着一只已经打开的木箱说：“这是从上海新运来的，你给我整理一下。”并且关照我有几张画要捡出来的。我见里面都是去了木框的一卷一卷的油画，都是法师自己的作品，在这些画中间，发现多张是同一模特儿的。——后来据夏丏尊先生说，这就是日籍的师母。这批画后来等法师将要出家时，都赠送给北京国立美术学校了。我得了一张十五号的画，画的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一个扶杖老人，意态有点像米勒的《晚祷》，不过色彩比较淡静，调子也比较柔和，这是法师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里的第一张油画习作。这张画，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其他书画文物，全数被绍兴城区三十五号主任汉奸胡耀枢抢去了。最使我心痛的，是法师历年来写给我的二三十封的信札、七八十条佛号，以及对联条幅等墨宝。后来有人在汉奸胡耀枢家看到过曾经法师和马一浮先生题跋的敦煌唐人写经，被小孩撕毁在地上任人践踏，其他可知！

李叔同入山的前一天晚上，将学生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等三人叫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其他所有的东西赠送给了他们三个人。丰子恺在1943年所作的《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写道：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的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后来，不多日，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底、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李叔同饮水思源，对西泠印社叶为铭辗转绍介至虎跑寺进行尝试断食以至于成为自己出家之助缘，始终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他曾多次致信叶为铭表示衷心感谢，并通过叶为铭将自己所藏书画数轴，赠予西泠印社。

就在其入山前两天，李叔同又将自己使用以及收藏的黄宾虹所藏印稿、日本滨村藏六手制刻印刀等，赠给了西泠印社。同时还将自己的一帧照片寄给叶为铭作为留念。

李叔同还将自己所刻、所藏九十余枚印章，赠送给了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同人依古人诗冢书藏之意，在西泠印社鸿雪径石壁上凿龛庋藏，名曰“印藏”，以为纪念。

1963年西泠印社在庆祝创建60周年之际，曾将“印藏”取出，拓印编谱。孙晓泉在《李叔同与西泠印社》中写道：

金石篆刻为李自幼爱好，十四岁时即研究《说文解字》、古籍《猎碣》，尤喜治印。二十一岁时，他把所藏名刻，附以自己作品，排辑成篇，名为《李庐印谱》。二十年代，印坛名流辈出，有气魄宏伟、安详谨严、古逸雅饬的赵悲盦；有清新离奇、布局美善、委婉多姿的吴让之；有章法别出、变化多方、古趣横溢的徐三庚。李叔同作品则沉穆深厚，心裁别具，而又不失古人法度。他师法秦汉，精研铸凿，而治印冲淡质朴，意致高远，堪与缶翁、让之、三庚相媲美。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到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他把所有诗词、书刊、乐器、碑帖、笔砚等物分赠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以及诸位友好和学生。复将平生所有金石篆刻全部赠送西泠印社，藏于社内鸿雪径“印藏”中。此后遂少创作。一九六三年，印社同人庆祝西泠印社创建六十周年之际，即将“印藏”所储李氏遗印取出，共议编辑《李叔同印谱》。今后此书如能出版，对研究李印的分朱布白、切玉铸铜，对他的治印技巧、艺术特色，都可窥豹一斑，这是大家所渴望的。

西泠印社将“印藏”取出后，共拓印成四幅。不过，“印藏”所藏篆刻作品中，除了少数几方为李叔同自己所刻外，大多乃陈师曾、经亨颐、夏丏尊等人以及李叔同的学生所刻，并非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的都是李叔同篆刻作品。

李叔同入山前一日，又书“南无阿弥陀佛”直幅赠时任上海城东女学校长的杨白民，并于其上题跋曰：“戊午仲夏演音将入山为白民书‘南无阿弥陀佛’。”同时将分赠给刘质平以及赠给上海其他朋友的书法作品分别包装，交由杨白民为之转交。李叔同在《致杨白民》中写道：

赠兄之“（南无）阿弥陀佛”直幅，乞收入。

又一小条，乞交质平——孝先款。其余四包，乞依包面所写者与送之。费神，至好，不言谢也。

弟婴顿首 五月廿二日

又，《类腋》及《楹联丛话》各一册，系前送上之书籍内所缺者，故补奉之。附致质平函，乞转交。弟定明晨入山。

民国七年戊午五月廿二日，系公元1918年6月30日，李叔同信中所说的“弟定明晨入山”，即乃1918年7月1日。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将披剃视为正式出家，1918年7月1日，仅仅是李叔同入山修行的时间，并非正式出家的日子。

李叔同离校入山前一天晚上，还为同事姜丹书母亲撰写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这也是李叔同在俗时期书法的绝笔。姜丹书之子姜书凯在《李叔同披剃前夕的手笔》中写道：

我的父亲是姜丹书。在我的老家——杭州凤起桥河下的丹枫红叶楼中，六十余年来一直珍藏着一块石碑，这就是我父请弘一法师（李叔同）手书的我祖母的墓志铭……

我父亲姜丹书（敬庐），清末毕业于南京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并以最优等的成绩被派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替日籍教师任教，成为我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艺术教育师资。当时李叔同自日本留学归国，正在上海《太平洋画报》主笔政，我父亲即与他书文往返；继而又同为柳亚子等创立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社员。到1912年秋，当李叔同应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之聘，也到一师教图画及音乐，我父亲更与他成为朝夕晤对的同事。当时该校专任的艺术教师只有李叔同和我父亲，两人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交往益见密切。李叔同长我父亲五岁，我父亲对他的品行和学问极为敬佩，郑逸梅编著的《南社丛谈》中介绍我父亲时说：“他和李叔同一再同事，且敬礼叔同，交谊在师友之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917年春，我祖母患胃癌逝世。不久，我父亲即为她的墓志铭求书于李叔同，这触动了他悼念自己生母的心情，两人相对欷歔，他便一口答应。但不知为什么，他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拖到第二年夏天，就在出家当和尚的前一天晚上，他才毕恭毕敬地点了一对红烛，了却了这一件尘世最后的俗事——写完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当文一写完，他就把毛笔折成两段。翌晨，他即悄然入山，到虎跑的大慈寺披剃当了和尚。当我父亲和经亨颐、夏丏尊等同事好友闻讯赶往学校送行时，已是人去楼空。进入房中，唯见残烛断笔伴随着这篇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桌上的墓志铭，上面的署款已是“大慈演音书”了。（李叔同为僧后释名演音，字弘一。）故我祖母的墓志铭，既是李叔同当年在俗的绝笔，又是他出家以后的开篇。

姜丹书之子姜书凯于此文中所说的“当我父亲和经亨颐、夏丏尊等同事好友闻讯赶往学校送行时，已是人去楼空”，恐怕有误。窃以为，很有可能是姜丹书和经亨颐拟去送时，李叔同已经走了。因为姜书凯所说的当事人之一的夏丏尊曾经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写道：“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因此，似应以当事人夏丏尊所说为是。

1918年7月1日清晨，李叔同入山为僧的消息，在浙一师迅速传开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人对李叔同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前途无量的人要去出家，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理解。

李叔同入山为僧，也为这所学校带来了一阵惘然的思想情绪。校长经亨颐在其日记（浙江图书馆藏稿本《经亨颐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对此有所记载。经亨颐在李叔同入山前夕——1918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五时又至校，校友会为毕业生开送别会，余述开会辞，隐寓李叔同入山，断绝之送别，非人生观之本义……”他还在7月10日的日记写道：“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经亨颐对李叔同入山的态度是“可敬而不可学”。所谓“可敬”，说明他对李叔同的入山是同情的；所谓“不可学”，则表明他并不赞成师生们效仿李叔同入山修行，学校中“宜禁绝此风”。当然，人们看待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所谓是非对错，只是从其所处的不同立场角度而言的。站在作为一校之长和教育家经亨颐的立场上来说，他此时的这种表态，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