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易》的快乐主义

人生似梦，如露如电，怎样在变化万千的诸多境遇中保持心灵的安定，怎样在俗世纷扰中持守生命的尊严、把握生命的底线？这是中国历代学者一直试图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周易·系辞上》说：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周易·文言传》说：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

意思就是不要让外部因素干扰你的内心，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也不会觉得苦闷，即使你的想法和做法得不到别人认同，也不觉得苦恼。喜欢了、愿意了，就去做；不喜欢、别扭了，就不必勉强自己。这就是乐天知命。做到了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以让你烦恼忧愁呢？

后世思想家在此基础上又概括出一句话：寻孔颜乐处。这句话来自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儒家文化中一个重要命题。孔子称赞颜回说：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孔子自我评价是：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

孔子还说过：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与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人生境遇虽然千回百转，但不外乎顺境和逆境两种。而儒家思想一再提醒我们，顺也好，逆也罢，都应喜乐陶陶，不为外物所役，方可保持生命独立和尊严。

通观儒家经典著述和儒者人生经历，无不贯彻这种乐天知命的快乐主义。孔子说：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

孟子说：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这种既入世又出世、既怀抱家国天下之志又心存山水林园之思的张力，在儒家思想中被调适得张弛有法、秾纤合度。

“寻孔颜乐处”，可以保证一个人无论处在何种时遇中都可从容优雅、恰如其分、自得其乐——于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乐，是始于个人情感、终于审美境界的概念，不是基于理性和认知的概念。乐天知命，是因为对上天赐予生命怀有感恩之心，对天地自然的变化无常怀有敬畏之心，对自然万物的生长怀有关怀与欣赏之心。这里的“知”不是知识与理性，不是如西方文化那样探究真理、追溯本体，而是对天地万物生化无穷的诸般情态进行效法、模仿与顺应。

“乐”源于对生命本身的情感与领悟，源于对生命的敬畏、尊重、关怀和欣赏。因为生命本身就是美的，生命的历程在显现美，所以不要因路途崎岖而忘记欣赏一路行来的风景。

但是究极而言，乐亦是建构的，并非先验自明、无须论证的。换言之，乐，并不意味着世间并无悲苦，而是明知人生虚无悲苦，仍然快乐满足向上地活下去。所以人生之无常与入世之健行、生命之虚幻与生活之实在，在儒家思想中常常交错混杂进而被奇妙地融合无间。

中国诗歌对废墟、荒冢、历史、人物，对怀旧、惜别、乡土、景物不断地一唱三叹……它展现和宣说的是，这些事件、景物、人生、世界、生活、生命，即使虚无空幻，却仍然饶有意义和充满兴味。……虽知实有为空，却仍以空为有，珍惜这个有限个体和短暂人生，在其中而不在他处去努力寻觅奋力的生存和栖居的诗意。……尽管深知人死神灭，有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由于没有人格神，所以“少有对上帝、对星空，对‘奇迹’的惊畏崇赞，也少有对绝对空无或深重罪孽的恐惧哀伤，也没有那种人在旷野中对上帝的孤独呼号”。

乐感文化关注现世人生，往往在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所以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发现自然美最早的国度。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对于自然之美的发现和领悟，中国先民最早把价值维度、伦理维度和审美维度融合为一，中国文化因此呈现出物我浑然的审美意境。

从《诗经》的托物起兴到《论语》的曾晳之志，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中国人常常将内心之忧喜、伦常之善恶、人生之起伏寄托于自然风物，借景生情，借景抒情。这种思维方式造就了中国文化主客不分、天人合一之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