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养生学的历史与学派

无论是在中国文化中还是在西方文化中，对于生存和生命的思考都占据了重中之重的位置。生存是第一需要，就个人而言是如此，就群体、种族乃至整个国家而言都是如此。所以贵己、重生的思想由此自然而然产生，而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一类思想尤为重要。因为相对于欧美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中并没有一个如同上帝那样的人格神，也对佛教所说的彼岸和来生不太看重，如何经营好实实在在的现世人生才是中国本土文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如何保重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和开放的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在养生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有儒家、老庄、稷下道家、阴阳家、杂家等。《黄帝内经》就诞生于那一时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学专著。

《黄帝内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医理论就是“治未病”，也就是在平时注意养生，防止疾病，而不是等到疾病形成才去治疗。所以《黄帝内经》的中医理论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养生理论。《黄帝内经》提出：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素问·上古天真论》）

其意思是效法阴阳之道，根据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进行调养锻炼，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要过分操劳。这些论述为养生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前202—220），中国开始出现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儒、释、道三教对阴阳、天人、形神、性情、生死等问题进行了具有相当深度的探讨，为后世养生学打下坚实理论基础。

儒家以“生生”观念为核心，以仁爱之情的扩展为运行方式，论述了刚健、孝悌、宽容、守信、节俭、谦虚、勇敢等道德规范。儒家将至善至美的生命境界和社会理想作为最高追求，并主张一切从修养自己的生命开始。

儒家的思孟学派主张，“仁爱”的情感与生俱来，是人异于禽兽的地方。仁爱之情感自然而然，发之于外，主导着人的道德行为。这种思想品行的修养，从养生学的角度看，也属致寿之道。儒家讲“仁者寿”，意思就是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必然长寿。

儒家重视礼仪规范对人格修养的化民成俗作用，其中涉及日常生活起居、婚丧嫁娶制度，很多同养生有较密切的联系。比如在日常生活方面，《论语·乡党》曾谈到了几个“不食”：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

意思是，凡是饭因久放，味道变了，鱼烂了，肉腐败了，都不要吃。颜色变坏了不吃，味道变臭了不吃。煮得不熟，或过熟太烂了都不要吃。不是应季的食物不吃，不照正规方法切割的肉不吃，放的调味品不适合不吃。肉不要吃太多，不要比吃青菜米饭还要多。只有饮酒没有限制，以不喝醉、不捣乱、不闹事为原则。

儒家还主张“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客”，意思是，睡觉前不要多说话，睡觉时不要像尸一样挺着，平日家居也不要像做客或接待客人时那样庄重严肃。这些认识都有助于涵养恭敬慎独的心神，并在客观上起到调养身心的作用。

道教主张“清静无为”，专事神仙修炼之法，其宗旨显然与儒家具有明显的差异。道教所追求的不仅是长寿不死，而且是白日飞升，羽化成仙。在此追求下，道教推出了众多的修炼方法和思想行为准则，颇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对养生学影响深远。

道教修炼以精、气、神为三宝，如同生命之三大元素。道教内丹修炼者将此三宝视作修炼的重中之重。道教丹术内容很丰富，一般有吐纳导引（呼吸方法）、房中术（性活动方法）、炼外丹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内容在客观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养生学。

佛家并不格外重视身体的养生，因为尘世的一切皆为空幻，人的肉体只是一副皮囊而已。既然是皮囊，难免总要衰朽。佛家重精神的超脱，主张超脱肉身的羁绊，超脱六道轮回，最终走向彼岸佛国净土。

然而要摆脱轮回也必须在现世人生中遵循一些戒律，比如“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听视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食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等等。

佛家有些地方同道家一样，主张无欲无求，因为佛家认为，正是人的各种情欲泛滥阻碍了通向佛国之路。

所以，虽然佛家并不重皮囊色相的养生，但是佛家很多戒律和规则都会令人从泛滥的欲望中超拔出来，过一种清净安宁的生活。而从养生学的角度讲，这样一种生活显然是有益于养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