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边阳台乘凉的中国人》德拉华尔　1821年

法国擅长肖像画的画家皮埃尔·路易·德拉华尔（Pierre Louis Delaries）好像名气不大，但他的一幅画挂在凡尔赛肖像画廊，让人们记住了画中人和画家的名字。画廊保留了这幅画的两个名称——《在海边阳台乘凉的中国人》（Un Chinois prenant le frais sur une terrasse en bord de mer）和《圭亚那的中国人康高》（Kan Gao Chinois de Cayenne）。这是一幅全身肖像画，高220厘米，宽142厘米。以登堂入室而论，康高和前边讲过的沈福宗一样，都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殿堂”级人物。

康高没留下中文名字，这个拼读出的名字更像“康哥”。或许，他一直就用“洋名”。据法国文献记载，康高原本是福建厦门人，15岁时被送到菲律宾的叔叔家，康高的叔叔在马尼拉做进出口生意，是当地的华人领袖。康高在这里生活了12年，给叔叔当秘书。他每年都给厦门的父亲寄线，工作稳定，生活安定，而打破这一切的就是画名提到的“Guyana”（圭亚那）。

法属圭亚那在法国大革命时是犯人流放地，监狱关闭后，这里辟为种植园。当时饮茶在西方盛行，法国人想在此开辟自己的茶园，于是，由法国海军部牵头，到中国招茶农，赴法属圭亚那种茶。但大清严禁国人出境，海军部的人开着两艘军舰罗纳号（Rhone）和迪朗斯号（Durance），来到菲律宾招收“下南洋”的华工。招工总指挥是迪朗斯号船长菲腊贝尔（Philibert），他原本想在马尼拉招200个华工，结果华工怕被骗到美洲当奴隶，都不敢去。最终，费了几个月的工夫，只有28个华工签了合同。1820年，其中的27位华工乘罗纳号直接去了法属圭亚那，另一位华工乘迪朗斯号，跟随菲腊贝尔船长去了法国。这个去法国的华工正是此画的主人公康高。

《在海边阳台乘凉的中国人》
德拉华尔　1821年

法国人为何只选康高一人进入巴黎？因为康高的叔叔是马尼拉华人领袖，招收康高时，就是按华人工头招的，所以他被带到巴黎学习法语，日后再被派到圭亚那，管理茶园的华工。为此，海军部专门给康高请了一位法语教师，著名教育家、女伯爵赛利耶（Celliez）夫人。康高就这样由一个“下南洋”的华工，成了“中国第一位留法学生”。

从康高用法语写给国王路易十八的报告中我们得知，康高一直寄居在迪朗斯号船长菲腊贝尔家，生活费由海军部支付，每月500法郎，每晚到赛利耶夫人家中学习法语。康高向国王报告说，他在巴黎生活得很好，大家对他非常友好，但还是很孤独，很想家，想回家。

在巴黎期间，康高见过路易十八，还见过许多贵族。在此时的巴黎，中国人是难得一见的“景观”，所以，巴黎肖像画家德拉华尔没有放过“立此存照”的机会，在1821年为康高画了这幅肖像，地点或是船长菲腊贝尔家的阳台，或是女伯爵赛利耶家的阳台，总之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高雅场景。

现在我们来看看画中的康高：头戴着瓜皮黑缎帽，身穿粉红绉纱马褂，里面是丝质白长衫，下着棉质白裤、白袜、绣花鞋……画中没有显示清朝人必须留的辫子，却很出格地让康高戴上慈禧太后爱戴的那种不沾春水的假指甲……这种近于女性的打扮，使康高这个未来的圭亚那华人工头看上去很像一位儒生或奶油小生，既温和又抢眼。

此时，巴黎艺术界正流行“中国风”，德拉华尔在康高的身前身后，排满了东方道具：远景海湾里停泊着梯形帆的中国船（从圆的船尾看，好像是中国四大古船之一的广船），近处的康高手握一杆长长的烟斗，右手边是一把折扇，左手边是一把油纸花伞，伞面有一串骑马征战的人物，脚边立着一把二胡，地上是一个装牙雕国际象棋的小箱子，箱内画上有仕女和童子，还有一个大大的金属瓶，可能是痰盂一类的东西……1858年，德拉华尔的这幅画参加了巴黎画展，因为太具东方风格，巴黎人不曾见过，所以大受好评。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它进入凡尔赛宫，成了当年皇家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

可以说，康高在法国生活得相当不错，但他还是在写给路易十八的报告中，接连说很孤独、很想家、想回家……1822年10月，海军部得到国王路易十八的同意，让康高返回中国。一个月后，30岁的康高接过海军部给的600法郎，搭乘一艘从波尔多开出的商船，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航程。不幸的是，没过多久，法国方面收到来自东方的消息，说这位没去成圭亚那的康高，也没能回到中国，死在了海上航行中。法国海军部还有一份报告记录了那27个到达圭亚那的华工情况，从1822年开始，这批华工每年都有人死去，1837年最后一位华工也死了。这28位下南洋又下西洋的华工，最终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如果想找一点儿安慰，那就是康高凭借德拉华尔的这幅画，还“活”在凡尔赛宫里。我曾两次到温莎堡“看望”沈福宗，找机会我一定会去“拜访”康高，叫他一声“康哥”或“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