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三贤朝圣》曼特尼亚　1490年

前些年，大英博物馆曾举办过《明代，改变中国的五十年》展览，在诸多明代文物中，一幅并非大明文物的西方油画显得格外突出。这是意大利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所绘的宗教主题的作品。

曼特尼亚的古代文化素养来自他的养父、意大利著名考古学家斯克瓦尔古涅（Squarcione），在这位大学者的影响下，曼特尼亚自小就对历史与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重要才智之一。

《东方三贤朝圣》
曼特尼亚　1490年

15世纪的意大利美术，因各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同，形成以各个城市为中心的艺术流派，除了中心城市佛罗伦萨集中了最多的艺术家之外，其他城市的画家也都有各自的长处与特点。曼特尼亚在意大利北部帕多瓦学习绘画，这是威尼斯附近的大学城，欧洲文化重镇。曼特尼亚在这里不仅练就了超人的画技，成为帕多瓦画派的大家，而且得到了威尼斯画家雅科波·贝利尼的赏识，贝利尼将女儿嫁给了曼特尼亚。他因而成为贝利尼工作室的一员干将。

曼特尼亚一生画了许多画，都是宗教题材。这里要说的“东方三贤朝圣”主题，他至少画过两次：一次是1461年，一次是1490年。这个故事来自《新约·马太福音》，东方博士夜观星象，测得犹太人的新君、救世主即将诞生，于是带上献礼，赶往耶路撒冷前去拜见圣母、圣子。此为“东方三贤朝圣”，也叫“三博士朝圣”“三王来朝”。

东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重心西移，罗马成为天主教中心，“福音”传播空间得以扩大。在教会订单的支持下，“福音”故事被无数画家反复描绘，“东方三贤朝圣”即是其中的经典题材。曼特尼亚的“东方三贤朝圣”画，有凸显“人多势众”崇拜热浪的大场面，也有以细节表现取胜的局部场景。大英博物馆的《明代，改变中国的五十年》展览选取的是后一种，画中的核心道具是选择此画的重要理由。

这幅绘于1490年的《东方三贤朝圣》，仅有六个人物——圣母、圣子、三贤及一位仆从。画的主体是圣子，作为新生婴儿的耶稣，显现出成熟崇高的神圣气质，让人感到满面胡须的东方博士除去帽子谦卑跪拜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此画采取了写实框架，以理想化的手法加以渲染，完成宗教叙事，也凸显宗教法则。这里要细说的是作者精心安排在画中央的核心道具——中国青花瓷有盖茶盅。

在“东方三贤朝圣”这一主题的存世作品中，表现杯盘碗罐的不在少数，但真正完整而细腻地描绘中国瓷器的唯有曼特尼亚的这幅《东方三贤朝圣》。这个青花瓷有盖茶盅在前景中颇为抢眼，和三贤手中的神灯一样闪亮。作者显然是以神器的姿态给中国瓷杯以点睛式的强调。

三贤们向圣子献上的三样礼物，在《新约·马太福音》中有明确记载。这三样礼物是黄金、乳香和没药。有意思的是，不仅黄金与香料后来成为西方人大航海的驱动力，画中神器——中国瓷器也是西方大航海追逐的宝贝。这盏盛满黄金的中国青花有盖茶盅作为献礼之器，其神圣寓意不言自明。这幅画里面的青花碗是由精致的花卉花纹装饰，这种花纹是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典型纹饰。

欧洲人这种以瓷为圣物的观念的形成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中国瓷器质地、造型、烧制工艺和瓷画艺术的浑然一体，已达到完美超然的境界，足以成为敬献给耶稣和圣母的礼器。其二，当时西传的中国瓷器极少，普通人绝无可能享有，物以稀为贵。接下来，一个问题来了。中国出口器物直到16世纪初，才通过新开辟的印欧航线和马六甲海峡，直接贸易至欧洲，那么，此前的中国青花是怎么来到欧洲的呢？

一种观点认为，十字军时代，欧洲人已在近东辗转获得中国瓷器，14世纪中国瓷器就已被记载在欧洲人的收藏品中。在大航海之前，中国瓷器多是从东地中海辗转贩运到西方，这些瓷器因来自耶稣和门徒生活过的圣地，也就有了某种神圣价值。曼特尼亚似乎也是借此强调东方三贤和同行者的东方特色。

我又请教了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瓷器专家郭学雷先生，依他的观察，画中的青花杯从造型装饰特点来看，只是与中国青花瓷颇为接近，但并非中国瓷器。其口沿卷草和折枝花，特别是折枝花花头的处理等均不见于中国青花瓷器，与中国青花瓷器明显不同。从该画创作的年代来看，该青花杯应是此时已十分成熟并销往意大利的土耳其生产的伊兹尼克（Izink）青花陶器。1475年，伊兹尼克小镇上的手工艺人开始制造质量更好的陶瓷，这种陶瓷的表面是一层透明的铅釉，其下是钴蓝色的瓶身。细致的设计将传统的奥斯曼蔓藤花纹图案和中国元素相结合，大方美观，制作精美，与中国青花风格相近，从外观上极易与中国青花混淆。

这幅《东方三贤朝圣》好像是一个熟悉故事的简单复述，但中国青花瓷有盖茶盅的精细描绘，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它直接引领了将中国瓷器作为神器的创作，比如下面要说的乔凡尼·贝利尼画的《诸神的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