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布劳肖像》罗苏姆　1654—1672年

不知名的画家赶上伟大的时代，也会不经意间留下记录历史的重要作品。荷兰画家范·罗苏姆 （J. van Rossum）正是这样的画家，我们完全找不到他的生平信息，仅知道他在1654—1672年画了这幅《约翰·布劳肖像》。这幅看上去有些单薄的肖像画，却记录了布劳家族的重要人物——约翰·布劳（John Blaeu）。前边刚刚说过“地图三杰”，这里一定要隆重介绍历史贡献不亚于三杰的布劳家族，正是三代“布劳”的努力，最终完成了低地国家独步世界地图出版行当的旷世伟业。

“布劳”这个百年老字号是由老布劳开启的，他原名叫威廉·扬松，后来改用爷爷的名字布劳作为姓，成为威廉·扬松·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1612年起，他以“威廉·布劳”这个名字在他的地图作品上签名。老布劳没有留下像样的肖像，只有一幅晚年的雕刻头像，画面信息并不丰富。但这幅《约翰·布劳肖像》上可以找到他的一些影子。

老布劳，也就是威廉·布劳，1570年出生在阿姆斯特丹附近一个门第不高的商人家庭。二十几岁时，他在丹麦跟随天文学大师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学习天文学、数学，以及天球仪与地球仪制造。所以，这幅画的左侧可以看到一个天球仪。这个天球仪可以引发三点猜想：

其一，1599年老布劳制作了第一件科学仪器，也是世界上较早的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天球仪。画中的这个天球仪，或许是老布劳留给儿子的传家宝。

《约翰·布劳肖像》
罗苏姆　1654—1672年

其二，古希腊时即将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列为“人文七艺”课程。在大航海时代，许多天文学家转行研究地理，基于传统，他们更愿意称自己是天文学家或宇宙学家，不称自己为地理学家——那就把自己的本事说小了。画中的天球仪显示了作者的天文学背景。

其三，立在画中的小布劳，也就是约翰·布劳，是太阳中心论的支持者。1648年，即老布劳死后第10年，“荷西三十年战争”以及历时更久的“荷兰八十年独立战争”结束，西班牙最终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小布劳推出了一幅世界地图，此图的标题下方有一个太阳系图解，标注为“哥白尼的假设”。这是将太阳中心论纳入世界地图中的首秀（1636年伽利略因捍卫太阳中心说被天主教法庭定罪）。画中的天球仪不仅表明了作者的科学立场，也是他的宣言。

1596年老布劳从丹麦回到阿姆斯特丹，这一年他完成了两个“作品”：一是他成立了家族式的制图公司，二是他的儿子约翰·布劳在这一年出生。约翰·布劳注定要与这个制图公司共命运。后来，约翰·布劳与兄弟科内里斯一起帮助父亲经营地图出版。约翰·布劳的这幅肖像没有签署绘画时间，但从画面上看，约翰·布劳已是花甲之年。

1602年荷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荷兰船队大举进入东印度。此时，作为航海工具的航海图成为最紧俏的商品。这时的航海图行情是，一幅最新的描绘到东印度的航海图索价75荷兰盾。1608年，已经有10年开办制图公司经验的老布劳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席水道学家，专门研究东印度航线和航海图绘制。163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黑利德松去世，老布劳接替了这一职位，虽然年薪只有300荷兰盾，却有随意使用东印度公司航海资料的权利。这使布劳制图公司有了空前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讲，老布劳也进入了荷兰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与商业决策的核心。

1634年威廉·布劳与儿子约翰·布劳在他们所购版权的一些新航海图基础上，加上手中存有的旧图，联手出版了收有161幅地图的《新地图集》。第二年，父子俩又加入一批新航海图，出版了有207幅地图的分为上下两册的《新地图集》。1637年，布劳制图公司已拥有9台印刷机，是欧洲最大的印刷厂，其中6台机器专门用来印地图。毫无疑问，此时的布劳家族已成功地将制图学发展成了一门赚大钱的生意，并成为辉煌的荷兰制图时代的出版奠基人。威廉·布劳不仅出版地图，还出版前边讲过的“海权之父”、荷兰法学大师格劳秀斯的旷世经典——《战争与和平法》。

1638年威廉·布劳去世，约翰·布劳接管了布劳公司，也接替了老布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这一重要职位，年薪涨到500荷兰盾，与一位木匠的收入差不多，大约是阿姆斯特丹的一栋房子的平均成本。不过，约翰·布劳不会吃亏，他为东印度公司给望加锡（今印度尼西亚）国王制作一个手绘大型地球仪，就可领到5000荷兰盾。此时荷兰的商船已增加到2000艘，令其他欧洲国家望尘莫及。航海图的市场需求也升至一个新高峰，约翰·布劳极大地利用了官方制图师的权力，为布劳制图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利润。

1662年约翰·布劳印制了地图集的巅峰之作《大图集：或布劳的宇宙学》。此地图集共 11 卷，包含594幅地图，被誉为“史上最伟大也最精美的地图集”。当然这套地图集的价格也是相当高的，黑白版的一套330荷兰盾，手工上色的一套450荷兰盾。在这幅《约翰·布劳肖像》中，桌上的几大本地图集可能就是《新地图集》的一部分，或许还有1655年约翰·布劳出版的由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绘制的《中国新地图集》——这是西方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因为有专家认为这幅画的绘制时间下限是1672年，所以这些皆有可能。

布劳公司业务繁荣，直至1672年的一场大火焚毁了公司的设备、图版以及库存。1673 年约翰·布劳去世，他的三个儿子威廉、彼得和约翰接手了布劳制图公司，但布劳家族的制图事业已风光不再。17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地图不再印上布劳的名号，至此这个家族对荷兰制图业的百年掌控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