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及其科学观(1)
李凯尔特(2)
可惜，我和韦伯只在同一所大学共事了短短几年。(3)1897年他受聘前往海德堡，不久就生病了，虽然在弗莱堡时他的健康状况和工作精力看起来都坚不可摧，他的神经遭受如此严重的疾病，以致不得不彻底中断科学工作，遑论政治活动。他甚至回避私人交往，经常出去旅行。那些日子我们很少见面。过些年，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改善，才得以断断续续地重拾科学研究。那么，现在他对科学的立场如何呢？
越是不能考虑政治活动，韦伯越强烈地感觉需要澄清其理论研究的本质。正是在重新活跃写作的初期，韦伯最重要的方法论论文诞生了，这使我们随即恢复了亲密的精神交流，因为我正好在这段时期出版了历史科学之逻辑概论的后半部分。(4)不过韦伯从来不会把逻辑研究当作目的本身。很快他就重新转而处理社会生活的实质问题了。现在韦伯作品的特点，与之前在弗莱堡的研究相比，有本质变化。
倘若只看理论方面，这一变化的关键很明了。韦伯一如既往地是一名专业研究者。然而，他不仅拓宽了此前他潜心研究同时作为政治家所关切的对象范围，而且转向另一种表述方式。早年韦伯曾对马克思主义借鉴颇多。他逐渐看透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现在，对他来说首要的是理解所谓理念性的力量（尤其是宗教）对“物质”利益的影响，即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促使他超越纯粹的历史观察，换言之，超越对特定具体事件的个别化描述，尝试去揭示社会的文化生活之中的普遍联系。
于是乎，那位坚持不可重复的事件具有独特性的历史学家，成为一名追求普遍化概括的社会学家。通过与所谓唯物主义历史哲学无法回避的斗争，韦伯也接近了哲学问题。与此同时，他做出的普遍化都极其慎重，始终否定任何真正的历史哲学。韦伯是一位太过纯粹的历史学家，以致不会以思辨的方式提出总体的普遍历史。就算作为社会学家，他也只愿意做方法上自觉清明的专业研究者，从未想过像“哲学”那样从事社会学。
这足以让我们理解与说明韦伯在其时代的社会科学中秉持的立场了。按他的意愿，我们可以将他与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自然研究者相比，他们的著作奠定了后来所有关于物质世界的科学的基础。他们也都是专家，而非哲学家。然而，和韦伯一样，他们都关心哲学问题，尤其关注逻辑问题。他们想要澄清新方法，借助这些新方法，可以科学地掌握新发现的自然。韦伯一直坚持以历史的方式探讨社会文化生活，同样地，他也在寻找一种“新工具”（neuen Organon），用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研究社会进程，直至他找到了“理想类型”（Idealtypen）的工具，即构想出的概念，而在历史生活中找不到如此“纯粹”的对应物。(5)虽然韦伯的工作，名目来自传统，但从来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来尝试他所关注的事业。韦伯开辟了全新的道路，每踏出一步，他都在方法上提供了根据。可惜，鉴于他的社会学仍是残篇，目前还不可能断言它将来会有什么意义。然而他所开创的新方向一目了然，所有后来的社会学都得接续他在方法上澄清过的探索，不论继承或是反对他。或许理想类型的概念有待逻辑上进一步的澄清，可若无韦伯的功劳，根本没法想象社会科学的发展。
然而，这仅仅刻画了韦伯本性在著作里展现的那一面。唯有考虑到他的双重天赋，韦伯作为人的总体才会显露出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双重天赋重新凸显出来，我也刚好见证了这段时期。1916年，我搬到海德堡，随后几年时常同韦伯交往。相较于在弗莱堡的时候，我发觉韦伯在不少方面变化很大。长期病痛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世界大战更加强化了这点，他变得严肃深沉，偶尔才流露出年轻时的活泼风趣。韦伯总是一副苦行的样子，甚至偶尔板着脸。也许这就是大多数人对他最深的印象。然而，对于韦伯年轻时就认识他的人来说，根本上他还是老样子，这不仅是说他依旧性情和善，也因为政治与科学对他始终是同等重要的，就表面上可见的程度而言，这双重兴趣决定了他的整体性格与工作。
他的政治思考从未沉寂。人们固然可以说，他从历史学家转为社会学家与此有关。因为历史只能个体化，行动者光靠历史本身是不够的。政治家总是关心着将来，从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里学不到多少。曾经发生的，不可再来。倘若他需要理论来指导实践，就得从曾经发生的特定事例，转而关注对许多时代有效的普遍法则。那么社会学的普遍概括或可为他提供实现政治目标所需的手段。当然，“实用”的着眼点对韦伯而言不是决定性的，但跟原来相比，韦伯转向社会学还是拉近了理论观察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距离。社会学现在可以变成政治家的工具，正如此前逻辑曾被专业研究者用作“工具”（Organon）。
虽然如此，韦伯还是认为科学与政治之间始终存在一道深深的鸿沟。行动者只能从知识那儿取得行动的手段。他的目的不取决于他是否具有知识，而取决于他的意志（Wollen），于是乎，应该实现的价值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韦伯对此一清二楚，这种清明在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中难得一见。韦伯坚信，理论的研究绝不能判断价值是否有效。他一贯是一名专业研究者，所以，这对他来讲肯定不言而喻。不过，他未曾在科学上追问，这一点是不是最终在每个方面都毋庸置疑。
当初韦伯的科学理想正是由此而来。这么一来，他就跟所有那些今天人们所谓的相对主义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他着重否定了相对主义。通过科学本身来质疑科学价值的尝试，古已有之，经常重现，今天又再一次流行起来。它们想通过思想将真理相对化，却又想把自身树为真理，就像吹牛大王闵希豪森男爵(6)那样揪着自己的辫子把自己拎起来，韦伯早看穿了其中的荒谬。在科学之内，他还是只承认真理的价值，更确切地说，这是自明的“前提”。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这样说对他已经足够安心了。即使对于纯粹的理论家，也不存在完全免于价值判断的“立场”，对这一哲学上至关重要的事实，韦伯并不需要深究其哲学上的后果。他仅限于主张，专业研究者必须避免任何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评价，尤其要彻底避免政治的评价，他的这一做法无可指摘。韦伯绝对痛恨任何披着科学外衣的“预言”，尤其是教授在讲台上的预言。对科学而言唯一的关键就是熟悉自己事业的“专家”，并且他的最高目标始终是：概念的清明（begriffliche Klarheit）。
这么一想，韦伯的思维方式可真是极其“不现代”，而每位严肃地从事科学的人都会在这方面欣然追随他。“这是时下的风尚，抑或文人的渴望”，韦伯曾说，“现在人们乐意相信自己无需专家，或把专家贬抑为听命于空想家的工人”。他驳斥这样的倾向：“想看秀就去电影院，想听布道就去宗教集会。”在这方面，韦伯一辈子都忠于今天所谓的“旧”科学的理想；若非如此，想必他也不会成为所有行家都认可的伟大学者。当他从事科学时，他始终专注于纯理论的，意即严格的概念性的工作。在这方面他曾是也一直会是所有科学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韦伯对科学天职的看法偶尔表达得相当生硬，容易招致异议。“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尤其如此，他在去世前一年面对慕尼黑的大学生们发表了这次演讲，后来又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鉴于它确实可能引起误解，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讨论一下它。
这篇短文包含韦伯对科学的许多典型看法，我们今天尤其应该用心揣摩。韦伯在这儿彻底清算了所有时髦的蠢事，那些觉得自己受到抨击的人高声抗议，反倒证明了韦伯的论述是多么有必要。不过，与此同时，纯粹的科学工作在这儿显得像是过于“灰色”的理论。不独围绕着大抒情诗人格奥尔格所形成的现代唯美者“圈子”，就连特洛尔奇这样的反唯美主义者，在韦伯的小册子问世时，都提到一种“令人惊骇的印象”。若要解释这种异议，评估其重要性，仍需进一步区分诸多因素，尤其要分清这篇演讲中个人的因素与客观的因素。
我们必须首先记住，这是一名学院教师在向大学生讲话，因此也出于教育的意图。不难理解，在刻画科学工作时，对韦伯来说，最要紧的是告诫这些年轻听众，不论多严肃地对待这项事业都不为过，而且要从事这项事业，从一开始就得决定有所舍弃（Entsagung）。韦伯眼见青年被一些“偶像”迷住，用他的话说，“在今天，这种崇拜已经遍及街头巷尾，报章杂志”。他想告诫人们提防这种危险。这些偶像便是“人格”与“体验”，韦伯认为二者紧密关联。“人们煞费苦心地去‘体验’，以为这是依据人格的生活之道必不可少的。即使达不到，至少也得做得像是一副拥有这份荣宠的样子。”韦伯继续讲道，从前德语管这种“体验”叫“感受”，那时人们对人格的看法更恰当些。最终，韦伯向大学生们呼吁：“在科学的领域里，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地为事业服务的人，才具有‘人格’。”
这样一种教育倾向不难理解，而今天尤其在理。因此，韦伯在对科学本质的理论进行阐释时，有一种并非必然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无可奈何的口吻；韦伯生性就不太爱大力宣扬那些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反而乐意使它们看起来显得相对次要，所以这种听天由命的色彩愈发强烈。因此，韦伯在科学工作中感到的那种强烈的个人愉悦压根没通过演说充分地展现给大学生们，这就是为什么全心全意投入科学工作的人显得命运悲苦。的确，韦伯自己或许偶尔也感到他的科学工作是一种弃绝，特别是当他作为政治家需要运用研究成果，却被迫压抑自己之时。
然而，诸如此类的个人因素很容易与演说的实际内容分开，大概不是演说招致不少异议的唯一原因。更引起猜忌的是韦伯对科学领域古今之间天壤之别的强调。我们当真像韦伯认为的那样，与草创欧洲科学的人们差别如此之大吗？为了突出古今的天壤之别，韦伯过于简化了柏拉图的洞喻，相应地在许多方面，柏拉图对科学本质的看法跟今天必然的见解之间的差距被拉得过大。我们必须先强调这些，以免掩盖韦伯的阐释真正独具价值的内核，而让它展露得更清楚。
首先，与韦伯的看法不同，洞穴里的囚徒并不仅是只要挣脱锁链，转过身去，就能看见太阳。如果想要走出错误与幻影的洞穴，到上面的世界看见阳光（也就是真的知识），他必须先经受一段漫长艰难的辛苦攀登。所以，柏拉图在著作中清醒地意识到对那些克服以往观念的艰苦工作，现在也没有哪位科学人能免于这般劳苦。而且，别忘了，柏拉图也不认为通过辩证思维，亦即通过纯粹理论能赋予人的最高的东西，人们就能触及世界之终极与“绝对”。相反，始终存在纯理论的研究者无法达到的“此外”（Darüberhinaus）。就此而言，柏拉图在思想上也完全接受这一局限，在这点上也颇为“现代”。这就足以叫人怀疑，在我们的时代，当真没人能指望通过科学达到类似于柏拉图以阳光比喻理论真理时脑中所浮现的成果吗？(7)
诚然，希腊人虽然意识到其中的辛苦以及不可避免的放弃，他们却仍将科学的成果看得很高，并且满心愉悦地投身科学。但柏拉图对知识充满激情的热忱，并不像我们追随韦伯的论述认为的，可以仅仅解释成柏拉图第一次自觉地发现了对于所有科学认识都重要的一个工具，概念的本质，继而导致高估概念思维对实践生活的能力。时至今日，概念还是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些东西，这不能仅仅归结为世界的“除魔”，我们今天尤其没必要在进行严格的概念思考时放弃苏格拉底式的对道理的愉悦（Logosfreudigkeit）。就连韦伯自己不也曾享有这种高度的道理的愉悦吗？他强调过某种与此相似的东西，作为所有科学工作的前提条件：“如果谁没有能力，完全蒙上双眼，不顾周围一切地想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是否对抄本此处的文本做出了正确的推测，他就尚未步入科学的门径。他自身也将永远不会对科学有所谓‘体验’。因为，人之为人，不能以激情去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价值的事情。”说得当然没错。不过，难道无需苏格拉底式的道理的愉悦就能获得研究的“激情”吗？义务意识没法决定这种非社会性的领域。若无对智慧的爱（Liebe），就不存在爱智者（Philo-sophen）。就像古代的伟大思想家一样，韦伯自己也经受了柏拉图式的“迷狂”，只不过在学生面前演讲时他太过压抑这种情感。就连严肃的人们也曾论及的，韦伯演说那“令人惊骇”的印象，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不能据此否认古希腊与现代在科学上的不同。此外，比起韦伯的做法，我们甚至该更进一步地区分专业研究与哲学。这不涉及直接拿现代专业科学跟古典哲学相比。当然我们也不会轻易将古代哲学的宗旨转用到当今的研究里。然而，我们因此就非得追随韦伯吗？将“通向真实存在之道”“通向真实艺术之道”“通向真实自然之道”“通向真正上帝之道”“通向真正幸福之道”——这些古希腊哲学家曾许诺要引人前往的道路——仅仅算作“已消散”的“往日的幻觉”？我们也该断言，古希腊人在科学中探寻而求得的那些东西，现代科学再也不能提供了吗？
韦伯这里表达了非常显眼的否定观点，相当教条，明显逾越了他自己划定的专业科学领域，完全不像他一贯的风格。诚然，我们今天对“真理”概念的规定，会在认识论上与柏拉图不同。不过，只要保持必要的谨慎，不光探求“真实”存在和“真实”自然，而且在寻找“真实”艺术、“真正”幸福和“真正”上帝上，借助哲学还是很有意义的，换言之，力求借助哲学对所有这些生活的善与价值赢得理论上的清明。然后才产生真正的、科学的哲学，它所提出的问题能够始终发人深省。在此得再次说明：韦伯距离他明言反对的东西，其实比他自己清楚意识到的更近一些。他以地地道道的柏拉图式口吻，将现代科学能贡献的最高的东西称作清明（Klarheit）。相应地，在存在、自然、艺术、幸福和上帝方面理论上清明的东西，科学今天在原则上仍可能达到。但与此同时，科学的清明虽然在人生何者为善上也提供了“真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指望由理论“指示了至福的生活”。不过我们可以说：科学不一定会导致世界的“除魔”，反倒或许能让人先彻底意识到生活的“巫术”；与此同时，正如柏拉图式的阳光带来喜悦与幸福，今天的科学所创造的清明依旧能为从事理论的人提供一种同等的幸福与愉悦。
之所以在这里必须强调这些，不是要批评韦伯，而是为了表明：倘若抛开古今之间那站不住脚的“天壤之别”，那么除了某种固然无可避免的对科学价值的“重估”之外，只需稍加限制，略作重新解读，韦伯对科学本质的关键论述就简直无懈可击。无论如何，我们现在都没理由完全抛弃柏拉图式的研究理想，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或许恰恰因此——欣然赞同韦伯对科学的观点，即科学是一种纯粹的（即免于任何“先知预言”）、严格按概念运转着的理论。
如果我们像韦伯那样，也打算论及理论家与实践者之间的关系，无疑会产生更大的哲学困难。韦伯自己不仅想当一名学者，还想从事政治；他越是严格地坚持其科学理想，坚持概念上的清明和纯粹的、价值自由的理论，其生活的总体处境就变得越发困难。他若要从事政治，唯有通过某种直觉或直接“洞见”的方式，而不是靠概念上的深思熟虑，来把握自己确立的目标，肯定其价值。诚然，他甚至不得不登台“布道”来裹挟别人。问题是，他又认为所有这些都跟科学工作不相容，那就只剩一条路可走，就是截然区分寻求知识的理论家和坚决要求采取政治行动的实践者，不仅在概念上区分，而且要在他自己个人的现实里彼此截然分开，换言之，当他写论文或在讲台上授课时，相比他在报纸上为其信念辩护或在群众集会上发言时，真是要彻底变成另一个人。这种二重性，对韦伯而言，既是理论的亦是道德上的必然性，而且他以不可思议的高标准将之贯彻到实践当中。韦伯站在讲台上散发的魅力，或许源于听众感到：这位正在演说的人，内心里强行压抑着什么，根本上比他说出口的还要丰富得多。
不过，韦伯在理论上倡导的这种知与行的生硬分割，尚待商榷，还引起了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就只能分割吗？最终会不会找到沉思与行动相互结合的统一？人或许恰巧显露出发育得最完美的两面，难道就不能是浮士德那样“合二而一的双重体”（geeinte Zwienatur）？(8)
韦伯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者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作为专业研究者，他当然有理由这么干。但哲学家可不能学他——显然仅就那些严肃的、科学的哲学家而言。今天流行的“超科学”（Überwissenschaft），在韦伯眼里只是“时下的风尚，抑或文人的渴望”的产物，讨论韦伯时不必扯到它。科学的哲学想要将实践的意志与理论的知识置于一个更高的原则统摄之下。
然而这恰恰重新将问题导向韦伯的人格。不论是谁，只要深入考察韦伯的生命图景，一定会特别感受到其内心冲突的和解，视其为不可抗拒的必要性。无论如何博学多才，这样一个人，肯定也不能有“分裂的”本性，根本上他还是极其同一的。就算他今天拿科学“除魔”世界，明天以他作为政治家的个人魔力征服民众，不论他自己多么想将二者截然区分，他仍然是同一个马克斯·韦伯。有人认为理论观点与实践行为的分离是哲学对人类、对其生命意义所能做出的终极回应，韦伯的存在本身就驳斥了这些观点。
简而言之，韦伯不想做哲学家，事实上也未曾当过，他是“专家”。虽然如此，撇开他的方法论不谈，他对哲学仍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韦伯其人和他的双重天赋向追求统一的哲学提出了最有意思的问题。韦伯未曾解答它，但每个人都能从他身上学到那个发人深省、很古老同时最现代的问题——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与行动生活（vita activa）的关系问题。
(1) 全文见Heinrich Rickert，“Max Weber und seine Stellung zur Wissenschaft”，Logos，1926（15）：222-237（本文节选自第227—237页）。此前，李凯尔特曾在1926年6月16日的《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本文选段，题为“Das Lebensbild Max Webers”，收入R．König与J．Winckelmann编辑的Max Weber zum Gedächtnis：Materialien und Dokumente zur Bewertung von Werk und Persönlichkeit，Cologne：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1963，109-115。
(2) 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他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方面差异的论述，以及人文科学形成概念的学说，对韦伯阐述自己的科学学说有所帮助，韦伯讨论相关问题时多次援引他的相关论述。
(3) 1894—1897年在弗莱堡大学共事，1897年韦伯前往海德堡大学接任克尼斯的教席。
(4) 《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历史科学之逻辑概论》（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Eine logische Einleitung in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我将1921年第三版题献给韦伯以为纪念。——原作者注
(5) 对此请参看Hans Oppenheimer，Die Logik der soziologischen Begriffsbildung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Max Weber，Tübingen：J.C.B.Mohr，1925。——原作者注
(6) 出自Rudolf Erich Raspe 1785年的小说《吹牛大王历险记》。
(7) 若谁想要了解洞穴比喻深刻的哲学意义，请参阅Ernst Hoffmann，Platonismus und Mittelalter，Vorträge der Bibliothek Warburg III，第25页、第78页及下页。——原作者注
(8)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山谷”：“如有强大精神力把各种元素在体内凑在一起，没有天使能够拆开这合二而一的双重体；只有永恒的爱才能使二者分离。”译文参考：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