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革命(1)
特洛尔奇(2)
要想理解卡勒尔的《科学的天职》(3)，既要熟悉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如何同时猛烈批判了威廉二世时期的军国主义，以及现代普世体制（Weltverfassung）与议会民主，也得知道这些背景。(4)这是一种全新的科学向旧科学全体宣战的檄文，是创造性的生命向他们痛加针砭的大学或专业化科学开火，也是新法则对抗旧科学孕育的相对主义，在民主和普及的大众教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相对主义尽管并非出于有意却自然的效应。作者提到，他花了时间得出了这样的观点与抉择。这本书确实还很稚嫩，却绝不平凡，感人至深。它以“一位青年”的名义写就，这位青年“坚信一场精神变革迫在眉睫，努力为科学寻求一种清楚的、方法上更牢靠的新根基”。因此，这本书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论战的笔调，处处都在反驳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表达的观点，他眼中的“旧科学”形象自然就仅限于一种与新康德主义相近的实证主义。(5)如此一来，科学就等于各专门科学的范围，与任何哲学迥然有别，这正是现代世界不容改变的命运与本质。专门科学的方法包括因果解释、自然因果性，以及心理物理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因果性。这是人面对世界的立场所达到的终极的理智化，是世界的除魔，一条无限接近事物之总体因果体系的道路。科学思维方式免于落入纯粹自然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将因果范畴追溯到理性纯粹形式化的先验，它作用在未知的、无法解释的、本身不可确定的质料上，才得以形成。在这些条件下，精神生活及其内容成了实践的价值范畴，唯有人格性的意志决断能从中选择；科学向其提供了可计算的经验现实，作为活动与应用的场地。任何人把握的决定，只能像实践冲突中那样，由决斗者的立场来支持，却不能得到科学的辩护。实然的存在世界（Seinswelt）与应然的价值世界（Wertwelt），这两个世界既没有统一的根基，也缺乏相互的关联。对韦伯来说，所有的形而上学都是谎言，宗教虽然不至于彻底被否定，但也消解在一种阴郁，乃至有些狂暴的怀疑主义中。这种思维方式，不断让卡勒尔联想到民主制以及对进步的傲慢信仰，也自然加剧了他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感。卡勒尔就是这样看待旧科学的。他当然知道，这些批评其实都针对康德。科学自柏拉图的辉煌时代和教会信仰以降，到康德这里达到了必然的最低点。面对这种理智主义的悲剧或当下学院科学的讽刺剧，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就是新的个人领袖制以及科学跟生活的新联结，简而言之，就是韦伯眼里只属于先知时代、现今绝无可能的东西。
卡勒尔和他所谓的青年找到了这种新的领袖，以及科学与生活的新联结。他们的出发点与旧科学的前提相当不同，他们自认为经受过军国主义世界与世界民主带来的痛苦，目睹了它们的垮台，也经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腐化，因此，他们渴望世界观的统一，一种活生生的法则的统一。就像古希腊人曾经那样坚信他们自己永恒地被选中（Auserwähltheit），相信自己的生活法则刚好符合自然与神圣的诫命。当然，在现代世界，这样的排他性已不再可能。现在，这涉及一个人所属的民族的每种独特法则，涉及存在与价值、具体存在与应然的每一次碰撞。德意志特有的法则必须由一位活着的领袖确立为规范和指导准则，可现在这些空想家净知道瞎嚷嚷，恨不得比旧科学本身还要糟糕，好歹旧科学还有些章法。“［我们的］使命是寻找一种活的相互关联，一条活的法则。”“我们现今处境下（在存在与应然之间）的统一肯定不同于早先（古希腊）的那样；它不再靠德牧格（Demiurge）那明确静止的统一体来实现，而是只能靠生命那流动—静止的（fließend-ruhende）统一体。”(6)这种流动而静止的、德意志独具的生命统一体与取向统一体的思想，显然与卡勒尔眼中由柏拉图《会饮篇》奠基的真正的古希腊规范紧密相关。作者翻来覆去地琢磨这些思想，企盼能从中找到救赎之路。救赎寄望于新的“有机统一体”，重点不再落在个人。基于有机论，卡勒尔提出了他对智慧（Wissen）的新观念，以取代所谓旧科学单纯的认识（Kenntnisse）。
“智慧是造型本身的精神，既涉及造型的形体，也涉及其精神；智慧系于一时一地；每一刻，智慧能有多广博取决于其担负者本身有多宽广，所以对每一特定情形下的有机造型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始终是自洽、完整且完满的，是新鲜的、当下的，又始终是古老而恒久的。”
“智慧源自灵魂的中心，源自最深处，源自统一的有机造物的本原。反过来，它又是该有机体中心与其他有机体中心的深刻关联——直至触及那汇聚一切的最深的独特中心。”
“与此时此地深刻相关的永恒（Ewigkeit），正好相对于那太局限、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无限（Unendlichkeit），二者的对立最确切地表达为智慧与认识之别。”
智慧会随着普遍历史进程内每个新的有机总体形态而变化、进步。现在正需要让智慧跟上现代的有机生命及有机共同体，之前以专业或成功为中心的人已经把一切都毁了。就那些饱受命运摧残又被科学辜负的德国人而言，柏格森是旧科学最后一班前哨了，在他之后，悲剧已然蕴生转机。柏格森让我们看到世界有机、流动、活生生的一面，但尚未指明任何止境或方向，留待德国兴起的科学来完成这一事业。“一尊高大的形象（格奥尔格）激励着我们，他活生生地现身在我们的时代，带来开启新篇章所需的安慰与鼓舞。”于是又回到了前文讲到的静止—流动、所有有机共同体的总体、每一民族有机体的独特性，得以洞察所有这些有机体以及它们统一的总体形态的那些智慧的基础。问题在于，既要克服相对主义，又要承认个体性；既要赢得有效的真理，又得承认现实的无限涌流；既要对生命形态有总体直观，又要坚守科学研究的严肃性：这些全都是真正紧要的、现实的、现代的问题，只不过遮蔽在重重迷雾和不相干的问题之中。(7)
我不可能具体解释，新科学究竟该怎么回应这些问题，或者为何不能从旧有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对我而言，卡勒尔的论述几乎没法理解，其中的想法也很不成熟，没必要复述，就连作者自己也说有待日后进一步阐明。人们暂时只能读出青年人对现代专业化的强烈不满，现代专业化的浩瀚无边让他们恼火厌烦，书中还提到了柏格森的“直觉”、胡塞尔的“本质直观”（Wesensschau）（显然是采用舍勒的阐释）和狄尔泰的“体验”——卡勒尔所谓“灵感”就源于这一概念。理论上，他归根结底是在抱怨现代的单一因果论，这确实是一个核心问题，对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来说尤其不堪忍受。但他拿出的方案实在经不起推敲，与其说是出于逻辑的考虑，倒不如说是美学的。那我们就只能揣摩他举的例子。除了挂在嘴边的柏格森，他还提到了生物学家魏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和赫特维希（Oskar Hertwig），至于精神科学，继“布克哈特与狄尔泰孤零零的先导”往后，列出的人物就五花八门了：卡西尔、舍勒、阿尔弗雷德·韦伯、潘维茨（Rudolf Pannwitz）与斯宾格勒。“在我们所关心的意义上，唯有描绘伟大人物的领域迈出了典范的第一步，贡道夫（Friedrich Gundolf）独辟蹊径地塑造了歌德的形象……前所未有的、完满和谐的有机形象——这对我们具有象征意义，我们这类人选择从歌德着手，而歌德的人格，像先知一样，指示了我们的趋向。”批判性的研究只是素材，不应拿出来，应该提供的只是个体有机形象的艺术呈现。“人们得习惯于只汲取真正的智慧，意即以绝对牢靠、充满责任感的方式发表的完美、完善、完整的作品。”也就是说，唯有贡道夫的《歌德》、赫弗尔（Herman Hefele）的《但丁》和斯宾格勒的《形态学》(8)之类的书才该被写出来。问题在于，前两本顶多算对“个体形态”（individuellen Gestalt）最狭义的生平描述，第三本又落入相对主义。他真正的理想是用这种方法理解各民族、各文化圈、各生物种属，然后“层层相叠”构成整体，统一“各领域内不同层次、种类和立场的观念”直到“超脱尘寰，汇聚我们一切，那个在旋转中静止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永恒天堂”！如此一来，青年人就从旧科学的无限痛苦中被解救出来。观念的天堂会让他重获一种有机的、具体形态的德意志性（Deutschtum），可以付诸实际行动。从古希腊与教会消解后导致的理智主义中解放出来，青年就可以领悟到：“意识领域里的精神就是伟大自然秩序之中的生命体本身。”
对此该怎么说呢？这里边显然有点问题。卡勒尔对旧科学的概括是一种模糊的妖魔化，归根结底是他对实证科学的认识不太精确。我这么说无意诋毁他，他的人格确实让人钦佩。然而他对旧科学的看法并非仅仅来自韦伯演讲那诚然令人惊骇的印象，更多是因为他偶然的个人经历，他就将对旧科学含混的概括套在韦伯这样一位相当独特的人物身上，简直错得离谱。也许作者对旧科学的认识，只是来自对德国大学专业化与韦伯这次演讲的厌恶？更重要也更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卡勒尔把三样东西搅在了一起，可它们在精神发展上截然不同，其实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区别：一是实证科学，程度有异的精确科学，二是指向全体的哲学，三是个人实践性的生活态度。这位年轻的先生打算一步就把三样东西全解决了。另外，对他而言第三样是真正决定性的。他强行把它们搅在一起，导致了某种玄妙的神秘主义，只能靠幻想与灵感，唯有最先分享这种恩赐的圈子才能以秘传的方式实践它。而这种秘传的教诲同时应该既是科学，又要替代科学，此外还必须最终实际上塑造和拯救德意志民族。一下子解决三样截然不同的任务。事实上，这三种趋向必须谨慎地区分清楚。科学只能是实证的专门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是狭隘或傲慢的，这跟大学本身如何完全不相干；英国的私人学者、研究院中的学者和学院亦如此。在这一点上，我坦言我完全同意旧科学，否则科学根本不可能存在。对此，韦伯以其清明和男子气概讲出了唯一的真相。在我看来，没有一句话不在点。不过，哲学无疑是另一回事了，它显然不是精确的实证科学，而要从某一点出发，开辟一条把握整体的道路，然后才要与具体学科建立稳定的关联。对于这一点，我个人完全不同意韦伯。比起韦伯那种在我看来毫无可能的怀疑主义或强行肯定价值的英雄主义，我相信卡勒尔的著作中所能够感受到的直觉会更接近真理。韦伯的学说实际上并非当下哲学的一般立场。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的实践生活态度又是另一回事。严肃的人肯定会基于某些信仰或世界观来生活，但是也不能就此厌恶不屑地撇开实际的生活情况，他必须去理解，去适应这一时代经济、社会或政治生活形式之中不可改变的东西。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得不断重新经历这一过程。见到卡勒尔式异象的神秘主义者也得体会并承认这些，倘若他们意欲实际影响德意志民族。韦伯与格奥尔格的门徒们交谈时总是说，你们的新浪漫派和曾经的浪漫派一样，会在现实的社会与经济情况上摔得粉碎。现实就是这么回事，不用考虑目前的情况里这样的“硬石头”指什么、有多少，那都不重要。人要么隐居避世或躲进某个唯心的秘密会社，要么让自己的信仰与现实情况相关。写书抱怨是两者之间一条行不通的中间道路。
显然社会学家萨尔茨（Artur Salz）也这样想。萨尔茨与格奥尔格圈子关系密切，跟卡勒尔是学术伙伴，私交甚笃。他以一篇题为“捍卫科学：反驳贬斥它的知识分子”(9)的论战文章友善地反驳了卡勒尔。这篇论文很有教益，也很典型。首先他几乎宿命般的屈从青年人反科学的革命潮流，却又对此深感痛惜，并从中预见对现存秩序残存的敬意即将破灭。他谈论“科学的革命”的口吻，像在讨论自明的东西，显得他很了解对手。此处我无法复述他那些精妙的论断，譬如关于现代科学及其与国家、社会、分工、判断自由等方面的关系，也不会论及理所当然与之相关的其他内容，例如他对战争的观察和对历史的构想。我只想选取其中关乎卡勒尔学说的内容，以及该学说与青年的关系——青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神秘了，毕竟我们对这些青年人有哪些特性几乎一无所知。(10)虽然整个生活的革命性改造要通过“精神的革命”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但萨尔茨对这一“精神的革命”并无进一步阐释。“唯独通过这场革命，外部社会生活的动荡，才可以说，精确体现了内部精神生活远为深刻的震荡，从而为其创造了此前一直欠缺的良知。”这场革命总的来说是要变革科学，纯粹因为德国人习惯把科学等同于学校，才会抨击大学。因为这层关系，他认为“从敏锐的精神意义上看，卡勒尔的论文是革命小册子的典范”，“最能感动我们存在的根基”。在他看来，卡勒尔的文章总体上扬弃科学，并用一种新的信仰取代教会的宗教信仰。因为卡勒尔所谓“智慧”（Wissen）其实是一种秘传的信仰，压根不是科学。它仅仅出自个人对救赎与生活的需求，是一种享乐主义的放纵；同时它又是某种共同体，一种等级制的秘传教派，也需要自己的教皇、先知、使徒与异象。卡勒尔凭直觉区分“智慧”与认识或研究，归根结底是靠灵感或魔术。“这类作为智慧的科学，属于一个共同体，或一个选民等级，它所唤醒的精神或灵魂的力量，迥然不同于此前所谓科学，仔细一琢磨，它终究是启示、梦感、巫术，倘若它彻底看清自己，就会宣称自己能施法，并且靠魔法来证明自己。”卡勒尔试图让他那从灵魂内心关联到另一个灵魂内心的“智慧”，跟通常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及一般科学和解。可萨尔茨根本没把这一努力当真，卡勒尔固然用心良苦，却实在说不通。萨尔茨对这种尝试的后果一清二楚：要么滋生不堪忍受的业余心态（Dilettantismus），玩票似的耍弄技巧或最恶劣的新闻文体；要么复归天主教——后者正是舍勒基于类似的历史构想所选择的方案。倘若青年人怀着纯洁的心灵翘首企盼新科学福音的预兆，指望从此摆脱疲惫，轻轻松松就能经验丰富，倘若他们觉得能从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中收获可以传授的指示，那么萨尔茨断定，现实注定会让他们大失所望。
说得倒是很清楚，然而萨尔茨自己的想法基本上差不多，不过慎重成熟些罢了！他也将科学与哲学结合得太紧，彻底忽视了数学和自然科学；他不承认知识有任何内在标准，将“科学”全然寄托在生活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继狄尔泰之后，萨尔茨也想基于体验与生活感受的变化建构一套文艺复兴以降的欧洲科学史。类似地，他衡量德意志精神史的尺度是从路德到尼采和格奥尔格，然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更倾向于从路德到歌德和亥姆霍兹。这可是决定性的，无论如何都必然导致新知识以及相应的哲学后果。只有关乎实际生活态度时，这位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才明白人们必须面对上文提到的那块“硬石头”，因为既不能飞跃它，也没法软化它。但除此之外，他也对新科学着魔，对大学科学也有类似的怨言。所以，他虽猛烈批评卡勒尔的作品，又称赞它“相当严肃地触及了我们当下生活的根本问题，极富洞见与教益，这份出版物无疑应当在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们这才想起正是这个萨尔茨即将推出米勒（Adam Müller）作品的新版——米勒当真是一位相当有趣而富有教益的人。
我感觉以上论及的两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因为它们有典范意义，仍然值得重视。因此，我才分析了我们最新的现代科学文献之中出现的几个群体，作为理解这两篇论文的背景。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无视它们，另一些受到惊吓变得悲戚。“您要做什么？”有人就说：“科学曾经有过黄金时代，正如音乐、宗教和艺术也各自有过辉煌；只不过科学的好日子到头了。青年人不再追求它。别的东西会取而代之，毕竟，它享有同等的权利。”说这话的人很熟悉青年运动，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别人却说：“我受不了那个斯宾格勒；不过至少涉及科学方面，他那部《西方的没落》确实在理。这些青年本身就是没落的代表。”我曾提议说“格奥尔格圈子的科学理论”会是一个不错的论辩主题，有人回应得非常粗暴：“我们不关心那些蠢话。”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上也只能谈谈信念和想法——所有这些现象其实都有深刻的意涵，需要认真对待。现在我们经营科学的方式（Wissenschaftsbetrieb）确实残留着许多僵死或过于拘谨的东西，毋庸置疑得更新换代。但我相信新的一代会试图重新接触真正遵循方法的严格的实证科学，也希望他们真的能做到。数学与自然科学会关心这件事，还有语文学——只要它明白自己的职责。尽管语文学现在遭人忌恨，但本质上它代表着科学的纯粹性原则。
人们普遍感到这次更新换代会是一场革命，并且与政治—社会的革命模糊地汇合。在根本上，二者仅有一处共同点：在根本上不再尊敬任何东西，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蠢蠢欲动。然而，在最深的核心处，二者又有最为悖谬的矛盾。因为“科学的革命”恰恰开启了世界范围内针对民主启蒙与社会主义启蒙的大规模反动；它反对理性的独裁，亦即反对理性不受限制地组织存在物；也拒绝对人类平等与知性的预设教条。就像诺瓦利斯曾经评价柏克那样，说他写了一本最具革命性的书来反革命。这些书基本上也是“最具革命性的反革命著作”。这种新浪漫派虽然与旧浪漫派有深刻的区别，却与之紧密相连。审美式的反基督教的异教形态，与一种追求律法规范的天主教化基督教，再一次扭打起来。归根结底，仍是理性启蒙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的欧洲宗教问题。正如旧浪漫派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转型，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大反动的要素之一，新浪漫派也会参与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反动，来针对当今的启蒙革命及其社会主义—理性主义的信条。正如旧浪漫派与它催生的历史性世界观，远比启蒙哲学富有想象力，新浪漫派亦如此。不过，就像旧浪漫派本质上是思辨的、贵族性的，在革命的行动力上稍逊一筹，新浪漫派也终究会有同样的遭遇。它不会带来长久的复辟，而不得不任由经济社会状况那块“硬石头”依旧矗立。话虽如此，它会深刻地改变主导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态度，用不了多久，现在公认的智慧就会让我们感到空洞乏味。传统科学里单纯的套路和惯例会慢慢被遗忘，其中稳固的、精确的内容或方法会进入新的思维方式。
谁要是没有追随现在的潮流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或者卢梭的学说，而是思考强大的工业集中、工人组织，还有世界政治形势的改组，那他当然只会看到这种政治浪漫派的软弱。不过，若谁能同时领会各种学说和思想，就绝不会将精神剧变视作无关紧要或徒劳无益。
(1) Ernst Troeltsch，“Die Revolution in der Wissenschaft”，Gesammelte Schriften，Aufl.4.，Tübingen．1925：653-677，选自第668—677页。
(2) 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的经典研究《基督教会与社团的社会学说》，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互为补充，也是处理基督教伦理与现代世界关系的力作。他与韦伯有相当密切的交往。
(3) 卡勒尔回应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而写就的，即Der Beruf der Wissenschaft，Berlin：Georg Bondi，1920。
(4) 特洛尔奇文章的前半部分介绍了卡勒尔与萨尔茨（Salz）论辩的思想背景。
(5) 参考我在《历史主义及其问题》（I，p．565ff.）中对韦伯的分析，卡勒尔没有把握到韦伯真正的历史旨趣与方法。——原作者注
(6) 见Kahler，Der Beruf der Wissenschaft第45页，特洛尔奇引文大体准确，原文如下：“Die Vereinigung auf unserem heutigen Stande ist freilich eine andere，als jene frühe war，sie kann sich nicht mehr vollziehen auf die eindeutig ruhende Einheit des Demiurgen，sondern nur auf die fließend ruhende Einhei des Lebens.”
(7) 我曾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见“关于历史判断的标准”（Über Maßstäbe zur Beurteilung historischer Dinge，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17）。现为《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第二章。克罗齐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原作者注
(8)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兴起》副标题为《世界史形态学大纲》（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9) Arthur Salz，Für die Wissenschaft．Gege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München，Dreimaskenverlag，1921.
(10) 请参阅E．Spranger，《教育改革的三个意图》（Die drei Motive der Schulreform，Monatsschrift für höhere Schulen，1921）。可以看看一本挺特别的小册子，里面详细地介绍了“青年人”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厌恶，作者是一位瑞士青年（Max Picard，Der letzte Mensch，Wien und Zürich，1921）。——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