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路歌①

大鹏飞兮振八裔②,中天摧兮力不济③。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④。后人得之传此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⑥?

① 本诗为李白绝笔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年六十二。临路:即临终。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引《汉书·广陵王胥传》所载死时自歌“千里马兮驻侍路”,以释临路。近是。

② 八裔:犹言八荒。裔,荒远之地称裔。

③ 摧:摧折。

④ 游扶桑句:《楚辞·哀时命》:“左祛挂于扶桑。”意谓德能广大,不能施用,东行则挂于扶桑,无所不覆也,此用其意。扶桑,神话中千丈大树,在大海中日所出没处。袂(mèi),与祛通,衣袖。

⑤ 此:指左袂。

⑥ 仲尼句:《春秋公羊传》记,鲁哀公十四年春,鲁人西狩获麒麟,孔子以为仁兽被猎获,是世道衰微之征,垂泪沾袍。《公羊传》又以此事与孔子弟子颜渊、子路之死相提并论。

请将本诗与前录李白早年在蜀中所作《上李邕》对读。当年那只“因风”而起,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如今终于要与这个世界告别了。虽然,他曾经扇动巨翅,振摇八荒,然而当年那种“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的狂傲的自许已成过去;他,不能不承认“中天摧兮力不济”。是的,他如此执拗地追求过“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人生理想,但理想终于未能实现。欣然待诏翰林,不过是文学侍从;有心报国平乱,却落得流放夜郎。如今他的生命之光,将熄灭于淮南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当涂,而且还是寄人篱下!

然而他悲慨而绝不悲切,他要从悲慨中振起,深信自己道义上、才华上对世俗的傲视。因此在中途摧折,从云天下垂之时,还要以其余风激荡千秋万世。他将以太阳升起的旸谷扶桑作为自己的归宿处,并且要在这千丈高树上挂上一幅衣片,希望后人有一天能得到,把这衣袂,不,把他那有似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对理想道义不懈追求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然而他毕竟行将“临路”,他眼前不知为何竟又出现了那位万世师表的夫子孔仲尼。孔子在颜渊去世时痛哭道“天丧予”,在子路阵亡时又哭道“天祝(断绝)予”,在鲁人获麟时更哭道“吾道穷矣”。如今仲尼已亡,谁又来为“我”——风鹏哭泣呢?诗人是把自己比作孔门弟子颜渊、子路,还是比作那只代表仁义的麒麟,他没有进一步说明;然而由此我们可以解悟到诗人看来不拘礼法,有似庄子,然而骨子里,他自认当今之世,正值得夫子一哭的,唯有自己。

《临路歌》虽仅短短六句,但可以视为李白一生的自我总结,而有以引发我们的深思。

诗章虽短,但意象恢奇,气势跌宕,格局宏大。首句高扬而起,“中天”句跌向低回。“余风”二句从低回中复又振起,然后通过“后人”句的过渡,结出“仲尼”句而归于又一次更深的低回。其中的意象,物用大鹏、扶桑,人取屈子、仲尼,无一笔不大不奇。特别是“扶桑”典的运用,可见李白一生对亮色调的追求,即使生命将尽,他也不愿走向冥冥黄泉,他的死也要与光明联系在一起。

诗歌的含义又是极其深刻的。风鹏与孔子,一如他早年的《上李邕》那样同时出现。“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与“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词气有飞扬跋扈与黯然神伤之别,但其精神却一脉相通。本诗更暗以屈原自比,屈原的人生精神是儒家的,而其艺术精神又与庄子同为南国文化的代表。如果说庄子之逸气与孟子之英气的抟合,是盛唐一代才士的时代性格,那么屈原则正是庄逸孟英之气在不遇之时的精神支撑;而李白以其临终的悲歌,唱出了这一时代精神,说李白是盛唐诗人的代表,就内涵看,应从这一点去理解。

李白去了,然而这位“谪仙人”去得并非如传说所称酒醉捉月,堕水而逝那样飘逸。读完这本诗选,你一定会感到,天才诗人李白的一生其实是一出悲剧,一出中国文化史上的悲剧。这出悲剧在盛唐才士中又是有典型性的:刘希夷、王翰、王昌龄、崔颢、李颀、孟浩然、杜甫……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与李白同列。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酿成了这一出出时代性的悲剧?是李林甫、高力士、杨贵妃、杨国忠这些权贵?是李隆基那样晚节不终的风流天子?还是那些讥笑攻讦过李白的“鲁儒”,那位觊觎皇位的永王璘抑或是这一切所构成的社会背景以及它背后更深长的文化传统?也许以上种种因素都有,然而所谓悲剧有两重涵义,其一,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其二,悲剧人物总有其性格上的“悲剧”或说弱点。因此,读李白诗除了欣赏他那“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的艺术魅力,还应当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悲剧,从以上两个方面作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