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王东巡歌① (十一首选二)

三川北虏乱如麻②,四海南奔似永嘉③。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④。

① 组诗十一首,作于至德二载(757)正月,时李白五十七岁。组诗中第九首以用典不伦,前人认为伪作,未有确据。永王:玄宗十六子李璘,开元十三年封永王。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奔蜀途中,诏令永王为山南东道及岭南、黔中、江南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大都督。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改元至德,命永王归觐于蜀。永王不奉诏。十二月永王水军东下,三次遣使征召在庐山隐居的李白入幕,白欣然奉召。又据组诗“其一”首句“永王正月东出师”,故知作于至德二载正月。时永王已由江陵东下至广陵,故称“永王东巡歌”。此录选其二、其十一。

② 三川:河、洛、伊三川襟带洛阳,故以指洛阳一带。按当时安禄山已称帝于洛阳。北虏:安史军中多胡人而北来,故蔑称为北虏。

③ 四海句:谓当时北人南奔如晋代之“永嘉之乱”。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君王刘曜攻陷洛阳,士庶南奔江左。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安史乱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诗文正可互参。

④ 但用二句:谢安,字安石。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前秦苻坚南侵东晋,孝武帝召征隐于会稽东山的谢安为大都督,终于赢得淝水之战。“东山再起”成语源于此。就组诗结构观之,此处谢安泛指当时为永王所征聘的隐士,如孔巢父等,当然也包括诗人自己,同时也颂扬永王能用贤。但用,只要用。静胡沙,使胡沙平静。胡沙指代叛军,犹下一首之胡尘,沙尘古时均指代战争。

试借君王玉马鞭①,指挥戎虏坐琼筵②。

南风一扫胡尘静③,西入长安到日边④。

① 试借句:谓如永王假自己以权柄。玉马鞭,喻军事指挥权。

② 指挥句:句式倒装,正说为坐(于)琼筵(而)指挥戎虏。指挥,指点挥洒,即轻易打发之意,与今义不同。琼筵,筵席的美称。

③ 南风句:南风喻永王之军,因在南方,又兼用传为虞舜所作《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句意,而称永王南军为仁义之师。

④ 西入句:预想永王功成,奏捷长安,觐见君王。日边,日喻君王,日边犹言君王左右。

近四十年的颠沛挫跌,无数次的出而复隐、隐而复出,至此,诗人总算有了一展宏图的真正机会。这机会,他在大乱初起避地剡中时想不到,在隐避庐山时也未必能想到,而现在机会如此真实地来到眼前,更何况正当国难深重,建功与报国完全可合而为一,还有什么能比这次随永王出征更教天真的诗人欢欣鼓舞呢?曾几何时,就在二入长安后,他学剑反成哂,学文窃虚名,而现在,他在拔剑出鞘,勇赴疆场前夕,“文”也有了“用武”之地。因此,不须细味,仅仅从二诗骏马注坡般流走的节律中,人们就能感受到李白在作这一组诗时的意气风发与快乐激昂。然而虽说俊快,但二诗还是相当见功力,有分寸且具变化。于俊快之中见功力,能变化,是李白七绝超人一等处。

前一首以“三川”、“四海”对起,写当时洛阳失陷、多士奔吴的大形势危殆之极,语势峻急,格局宏大。然后以“但用”轻轻一转,缀以下句“谈笑”字,化用谢安故事,便似武功所谓“四两拨千斤”般,将天大危殆,轻轻化去,足见诗人对王师出征的百倍自信。

后一首笔法恰与前一首相反。起二句“试借”字、“指挥”字,举重若轻,何等潇洒;然而三四句忽转高昂,“一扫”字、“西入”更紧接“到”字,何等迅快,将对王师势如破竹、奏捷凯旋的必胜期待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如此风行水上般的欣快节奏中,二诗的对法与用典却非常精严。上一首“三川”指洛阳,但如径用洛阳、洛中、洛京等,不仅不能与“四海”成对,更完全没有了气势,只有用“三川”对“四海”,方于语势上见出举国动荡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下一首后二句“南风”与“西入”宽松作对。“南风”一般人想不到,但用得极佳,若易以“春风”、“秋风”等字,意思也讲得通,但不仅不成对,更了无余味,因为唯南风方既切南军又含王师、仁义之师之意。同样的,前一首“似永嘉”之典也最是精当。举任何一件史事都不能如“永嘉之乱”般与“安史之乱”相贴切(二者都是胡人侵扰中原),也不能与下文用谢安事那样联系紧密(二典是晋代相续的史事)。俊快不易精严,精严最难俊快,李白能合二长于一体,所以为七绝圣手。

需要略加辨析的是前一首谢安之典。今人注本几乎都取自拟说。孤立来看不错,但放在组诗的结构中来看显然不妥。

这是一组扬威颂功的组诗,其基本规则是首尾贯通,有总有分,有起有结,其中每一首相当于乐府诗的一解(章),连起来看就是一篇秩序井然的长诗。第一首“永王东征先出师”是总写永王东巡;最后一首“试借君王玉马鞭”,归到作诗人自身愿佐王成功。这种起结是最为得体的。首尾之外,中间九首都是分写,而中心点在永王军次扬都广陵,将以金陵为据以图恢复,故自第三首起(第二首论见下文)写永王如何由江陵南下吴中(三),如何初过金陵(四),如何定略取河南地的战略(五),如何凭依北固天险、军次扬都、即将出师(六、七、八),又如何商略渡海直取幽州(九),如何当回取金陵以总制经营(十),最后归到自身佐王建功(十一)。在这样一个有明晰内在联系的体系中,李白绝不可能在第二首作自写,因为如这样,不仅与第十一首意思犯重,且打乱了整组诗的结构。从前析已可见李白在一个对句,一个典故上都极其用心,不能想象会在连章组诗的大格局上出错。须知这一组诗对他来说,不啻为“入学新生”的第一场考试。其实第二首的主旨是很清楚的,它是在第一首总写永王东巡后,继写出师前的大形势。“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是承第一首补述永王临危受命,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则又承临危受命而言永王招隐礼贤,主客相得(古人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虽临危而必胜无疑。从而再自然转到第三首回述永王如何由江陵东巡。虽然这隐且贤者当包括诗人自己,但并非以写己为主旨是不容置疑的。

可叹的是李白精心结撰的这样一组大型连章组诗,后来却成为他“从逆”罪的证据。当他兴冲冲地提笔之始,他那悲剧性的结局实际已经开始,这是诗人始料所不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