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① (第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②,国容何赫然③,隐隐五凤楼④,峨峨横三川⑤。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⑥。斗鸡金宫里,蹴瑶台边⑦。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⑧。当途何翕忽,失路长弃捐⑨。独有杨执戟,闭关草太玄⑩。

① 本诗当为天宝初李白被谗去京前后作。

② 一百四十年:旧说“四”字误,盖武德元年至天宝四载尚不足一百三十年。詹鍈先生解本句云:“太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作于天宝十四载)云‘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剥乱中原’,谓至天宝十四载唐有天下已百五十年,则此诗当是天宝四载左右太白被谗去朝后作,或太白别有算法,‘四’字不当有误。”此说可从。又按,据末二句,时李白当尚未离京,“四十”是举成数而言。

③ 国容:国指京都,国容,京都气象。赫然:威盛之意。赫,本意火焰貌。

④ 五凤楼:东都洛阳外朝门。此泛指宫殿。

⑤ 三川:长安有泾、渭、洛三水交汇。

⑥ 宾客:指王侯门下附庸者。

⑦ 斗鸡二句:主语仍是王侯、宾客。斗鸡,玄宗好斗鸡,贵戚大臣多效之。参《古风》第二十四注⑤。蹴踘:踢球。踘,古足球,以皮革制成,中充以物,与今之充气足球不同。唐时盛行蹴球之戏,宫内、禁苑均有球场。

⑧ 举动二句:主语同上,白日、青天喻君王。二句写王侯权贵气焰之盛,已动摇君听,危及国体。

⑨ 当途二句:此二句讽权贵们得势迅疾,一旦失宠则将长期被弃捐。语出扬雄《解嘲》“当途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壑”,当途即当路。翕忽,迅疾貌。

⑩ 独有二句:以汉代扬雄守默持志自比。扬雄《解嘲》序:“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杨执戟,即扬雄。扬雄曾除为郎官,给事黄门,须执戟以侍。曹植《与杨德祖书》:“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太玄,即《太玄经》。按扬雄草《太玄》时与董贤等同官,并未退隐。

本诗用反跌法刺时言志,其脉络大抵如次:起四句极写国祚久远,帝都辉煌;“王侯”以下六句,以王侯为主,宾客为从,继写权贵穷奢极欲,势焰迫天;“当途”二句是关锁,总束上文,启开下文,从而引出结末两句,以扬雄草《太玄》自拟,言贤者恬于势利,守默自洁。

脉络虽清晰,但对诗意的理解却众说纷纭,这除了“一百四十年”句的推算方法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对诗法的理解是否恰当。而其关键在于最后四句。

如前析,“独有”二句与前“王侯”六句状权贵势焰形成对照,则作为前后转折关锁的“当途”二句,不应阑入其他人事。有一种说法谓“失路”句是相对“当途”而泛言不得势者长期被弃用云云,这是不合诗法的。又有一种说法谓“失路”者是李白自指,并因而推论,李白天宝三载被谗出京,至十四载是十年,可称“长弃捐”,故本诗当作于天宝十四载,正合武德元年起,至此约为“一百四十年”之数,更进而引出李白“三入长安”之说。此说看似合理,但更有违诗法。因为“独有”二字已明确说明,所用以自拟的扬雄,是相对于上二句之“当途”与“失路”者的独有的例外,因此“失路”者非“李白”自指甚明,而天宝十四载作说及李白“三入长安”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失路”者既非泛指,又非自指,则唯一的解释应是指当路者失势,如王琦注所说“太白意谓,此辈幸臣,当其得志,不过翕忽之顷;一朝失宠,长于弃捐不用,盖言不足恃之意”。而从诗法来考察,此说也是最恰当的。这里要十分注意扬雄草《太玄》的典故。据《汉书·扬雄传》,扬雄在西汉末,先为待诏,后除为郎,给事黄门。先后与王莽、董贤同官。及“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扬雄则“三世(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及王莽篡汉,“谈说之士用符命称王莽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因此班固称他“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忽)之,唯刘歆及范遂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由《汉书》所记可知:(一)扬雄草《太玄》在汉末三帝时,虽不升官,不封侯,但仍是在官之身;(二)《太玄》是一部发挥《易》理,专谈天人哲理的哲学著作,而《太玄》之作是“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以自明与王莽、董贤等封侯为公,荣名在身者不同;(三)扬雄因此被世人忽视,但为有识者所敬,以至被推为“绝伦”——出类拔俗。弄懂了扬雄草《太玄》的情境及影响,则可明白:首先,“当途”、“失路”两句,王琦的解说是合理的。这两句收束前六句“王侯”的势焰,而结出一种哲理性的人生现象,身外荣名虽盛极一时,但其实不可久恃。故顺理成章地以扬雄草《太玄》结束全篇,言外之意是:此理唯能通玄理、知天命者得知,我今天虽不遇,但当如扬雄般“用心于内,不求于外”,则自可出类拔俗,久传后世,而足以傲视“王侯”权要辈之昙花一现。由此,也可以进而明白,詹鍈先生定本诗为天宝四载被放归去京后作虽大体合理,但仍有微疵。就扬雄之典来看,定为放归前不久,约当天宝二年下半年更为合理;也因此本诗虽有牢愁,但与去京后诗之激愤异常者不同。

天宝初作说与“一百四十年”句的矛盾,詹鍈先生已作了较合理的论证,唯“李白另有算法”,到底如何算尚不得其详。这里提供一种推测:《旧唐书·高祖本纪》记,隋文帝开皇末年,善相人者史世良对李渊(后为唐高祖)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因此“高祖颇以自负”。这可以看作李渊代隋的种子。由隋开皇末至唐天宝初约“一百四十年”。李白自小好六甲奇书,也许他正是从天命归李渊亦即天命归唐开始算起,故在本诗中称一百四十年,而在天宝十四载《上宋公书》中称“有唐一百五十年”吧。

最后四句的关系及涵意已明,则全诗的佳处也就便于体味了。反跌法的关键在于前后对比强烈,转折出人意外。本诗起句“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看似平平,但略通古诗文者都明白,这是大篇章的开局方式,于平顺中见庄严宏大。“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伸足前意,以“五凤楼”、“三川”两个标志性的意象,缀以“隐隐”、“峨峨”二词,写出了帝都横空出世、似与天邻的气象氤氲。在这种氛围里,被讽的对象出场了。“星月”、“云烟”,“金宫”、“瑶台”,“白日”、“青天”,都上应帝都似与天邻的氤氲,而活动其中的王侯及其宾客,斗鸡,蹴踘,荣光快乐似乎一同于遨游仙境,声势气焰更至于可转天回日。然而乐极生悲,物极必反,在这烈火烹油般的景象中,人们似乎可以嗅到一息隐隐的祸乱气息:金宫、瑶池,为帝王之所,他人岂可随意玩耍;白日、青天,则天行有常,又岂能“摇”而“回”之。于是“当途”、“失路”二句急转直下,跌出扬雄草“玄”,守默自洁。冷然一笔,戛然而止,却与前文的极度繁华适成对照,诗歌的主旨也就尽在不言之中。

如果说前十句是以相近意象的叠加,突出繁华势焰,则这一意象群又与结末的守默自洁构成相反意象的对照。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以相同意象的叠加与相反意象的对照,作为诗歌肌质联系的主要手段。李白本诗看来可以为之作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