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报国蒙冤与流寓客死

(755-763)

结束诗人南北漫游中深刻的出处矛盾的,恰恰是他深深担忧的时局大变乱。然而也许因为僻处淮南小县,受到主人家“讼庭无事罗众宾”平宁氛围的影响,对于变乱来得如此迅猛,他还是缺少必要的准备。因此当天宝十四载(755)冬“渔阳鼙鼓动地来”时,他立即陷入了妻、子、自身分处三地的窘境。在匆匆地北上往宋城迎宗氏夫人,托友人向东鲁接二子的同时,他注视着愈益严重的时局。十五载春,尽管他以屈子自拟,悲情地拟想从天上“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但实际上却不得不一路携妻南奔,由河南到淮南,由淮南到吴越,更于是年秋,由吴越隐入庐山屏风叠,而东鲁之子却始终睽隔遥天,无由会合。当后人不无影踪地责备他当时的某些诗章不该国难当头而作宴乐语时,未尝想到,滴仙人其实也是“人”,而且只是一个至情天真而无关大局的“草间人”。对于奔亡途中好客的东道主,他会有雪中送炭的感激,而对于每况愈下的形势,他更焦躁着报国无门。他,其实是处于一种身心分裂的大悲之中,那些被苛责的篇章中的奋亢,与其作宴乐诗读,倒不如作苦闷语、悲慨语解来得切合实际。“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布衣一介,他于危殆的大局,又能如何呢?

然而机会终于来了。庐山之隐,不意又成了“匡庐捷径”——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捷径”几同“绝境”。当时,奉玄宗在奔蜀途中诏,在东南募师抗逆的永王李璘,刚好军次庐山脚下的浮阳,也许因人推荐而钦其盛名,竟三遣使征召李白入幕,正圆了诗人对“三顾茅庐”的终始期想,于是在岁杪、新正之际,他羽服下山,欣然入幕,并立即以如椽大笔为“永王东巡”作歌扬威。“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他确实切身体味到了好作“梁甫吟”的孔明出山之际,那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自信和闲定自若的气派。

然而好景不长,梦的破碎也来得太过迅疾。不足一个月,他就从殿下幕内的座上客,变成了今上狱中的阶下囚。原因是受命于老皇帝玄宗的永王李璘,在与登基于灵武的新皇帝肃宗李亨“兄弟阋于墙”的争斗中一战落败。十五载一月戊戌(二十日),永王兵败丹阳时,李白不得不仓皇西奔,不久即以“从逆罪”被系囚于浮阳狱。他“万愤”吁天,四方求援,也幸亏宗氏夫人的苦苦奔走,总算得到时相江南宣慰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的救援,推复昭雪,暂时获释,并一度入宋幕为文书。看来已经“柳暗花明”,但“又一村”却未曾出现,乾元元年春,他最终被处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这还幸亏新皇登基在上年末大赦天下,不然,恐难保天才诗人不死于非命。自浮阳首途的流放,走了一年左右,李白还是“吉人天相”,尽管“世人皆欲杀”,但是天意“独怜才”,因天旱求禳,肃宗竟又一次大赦,于是在乾元二年春末,诗人行至今重庆奉节县白帝城时,诏书下到,半途遇赦,遂买舟东返,回至江陵。

对于这一段白云苍狗般的史事的详细评说,不妨留给史家,我们只想对同样苍狗白云般的诗人的命途作一番透视。

且无论永王李璘于东南广积军需,招贤礼士的初意是真心抗逆,还是蓄养羽翼;也无论他不听肃宗诏令,擅自东巡是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还是企图在角鹿乱世的争斗中占得先机。对于天宝十五载七月,新皇登基而玄宗在蜀,政局二日并耀的微妙态势,当时还是有人能见微知著的。如中唐古文运动的前驱者萧颖士,“饮中八仙”之一的孔巢父就先期离开永王幕,幸免株连;而盛唐才俊之士中唯一一位能见出确有干才的高适,更在李璘起兵之初应肃宗召“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唐书》本传),而成大功,然而李白却不仅浑然不察个中利害,并且在兴高采烈之中留下了后来可以为罗织罪名者提供口实的诗章,从而成为当时一流、甚至二流诗人中唯一一位被株连者。这不能不认为,他其实只是一位过于天真而血性的诗人,而绝非是真有王霸之略的干才,更无论能鉴古知今,察幽知微的“子”的气质。尽管在天宝末他的诗作渐趋深厚,但他能看到的还只是浮在表面的现象;甚至对今上绝不可能让他的弟弟拥兵日大,成为抗逆首勋的常规道理也缺乏清醒的判断。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云:“大抵才高志广,如孔北海(孔融)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白)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明朱谏《李诗选注》又论曰:“白虽有文章而疏于义理之学,故于利害之际,处之不当,以致自累也。孰谓白果有助于永王者哉?”二评所谓“才高志广”而“疏于义理之学”,可称的论。

就另一方面看,李白的下狱流放也可称是桩冤狱。尽管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等为永王扬威颂德的篇章中,间有比拟不伦的地方,但从这一时期他所有的作品来看,李白还是十分明确地区分了君臣之义,始终将永王作为王子来看待礼事。“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组诗末篇最后二句明确地“卒章显其志”,点明了永王在他心目中对于中央的臣属地位。后世的学者争论着其中用秦皇汉文事的第九首的真伪问题,其实都既无依据又大可不必。因为即使没有这第九首,要搜寻“罪证”还是相当容易。“南风”就用大舜之典,更甚于秦汉帝王。要说“罪证”,此条足矣。其实问题的本质是皇权之争,同室持戈,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一种特色,而成王败寇,覆巢之下无完卵,又是这种争斗的通常结果。李白的悲剧在于他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却在一种不恰当的情境下,机缘凑合地“站错了队”。我们可以叹恨他的报国心切中不免有事功过亟的成份,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所谓“从逆罪”,无宁说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唐代的“文字狱”。

李白遇赦,由白帝城沿江东下后,在江汉洞庭一带往复滞留了约半载,终于在当年秋季回到了对他而言可称是不幸而幸、幸而不幸的庐山旧隐处。一年后,亦即上元二年(761)秋,他六十一岁时,又东下淮南、吴越,进入了他生命之舟的最后一个航程——流寓东南。

这一段时间计约二年余,前一年余以宣州为中心往复于宣州、金陵一线。其间曾欲从军李光弼幕下,出征浙东袁晁,半道因病而止。至宝应元年(762)冬,年六十二,自金陵复往淮南,依族叔当涂令李阳冰。次年正月安史乱平,七月,新皇代宗李豫登基,改元广德。世道太平了,我们的天才诗人也似乎决心要与大唐帝国这一段由盛转衰的历史相终始,就在是年冬,卒于李阳冰家。作为死后哀荣,代宗下制,拜诗人为左拾遗,因而除“李翰林”外,诗人还有一个别称“李拾遗”。

李白卒后,初葬龙山,四十四年后,亦即宪宗元和十二年(807),遵其遗愿,迁葬于青山。龙山、青山都在淮南,具体为何处,现在谁也搞不清,至今尚有好几个地方在争论这份遗产的所有权。李白四娶:许氏、刘氏、不知姓氏的“鲁一妇人”、宗氏。生二子一女。长女平阳,长男伯禽(小字明月奴)为原配许氏夫人所生。平阳“既嫁而卒”。伯禽则有一子,后出游不知所之。次男只知小字为颇黎,亦即“玻璃”——又是一个光亮的意象——为第三位夫人“鲁一妇人”所生(他也许还有个小名叫“天然”)。颇黎生有二女,后来都嫁与当涂平头百姓。亟于要改变自己商人出身社会地位的诗人,虽然二娶相门之女,但仍以“草间人”终身,而子孙皆湮没不彰,这与他临终前托付李阳冰草稿万卷,而今天仅存诗九百余章,文六十余篇,都可谓是“天意高难问”的可叹可憾之事。

然而切莫以为诗人的晚境只是愁苦潦倒。至少他意气并未随不幸而衰竭,因而在文学史上不懈地谱写着自己的光辉业绩。除了南北漫游期间已臻高峰的七古大篇仍在继续产生如《北上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名篇外,其重要成就还表现在两个方面:

这一时期,是他五言大篇,尤其是“选体”五言创作最丰的时期。不仅篇制宏大,且融入了他七古长篇的夭矫气势,或张扬军威,或鸣冤呼屈,或请命自述,或记行感怀,都似挟雷霆,似裹风雨,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奇观,足可与杜甫同体诗相媲美,而使五古“选体”开出了新生面。由于他这类诗章篇制过大,用典亦频,本书囿于篇幅,未曾选录,这是一个缺憾。然而如果你有志于从事李白研究,那么如《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南奔书怀》、《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赠张相镐二首》、《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以及临终前一年所作《闻李太尉光弼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等篇章,是不能不加以重视的,故提示于此,以补缺憾。

这一时期,他的七绝如《早发白帝城》、《与史郎中黄鹤楼中听吹笛》等,更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化境,尤以连章组诗《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为最出色。俊爽奇逸固一仍其前,而寓精严于自在,信手拈来俱见功力,则是此期七绝的重要特色。佛氏有云“青青翠竹,俱是法身,漠漠黄花,无非般若”,用以喻李白此期七绝,最是确切。在唐人绝句史上,王维的后期五绝,李白的后期七绝以及杜甫的后期七律,都善用组诗而几乎出现于同时,是盛唐末期后人无法超越的并峙三峰。这一现象也应当是值得做几篇博士论文的。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作为李白诗集开卷第一章的这首《古风》第一,应当是作于诗人中后期。尽管它对于《诗经》以来中国诗史的概括,有因袭传统说法(可与《文心雕龙》之《诊赋》、《明诗》对看)而不无偏颇之嫌,然而高扬“风雅”传统,且以夫子自比的气概,却足以见出这位看似超圣脱俗的滴仙人,对于诗歌创作骨子里的严谨与慎重。诗人正是在“复元古”、“贵清真”的同时,汲取了建安以来诗史与当代民歌及前辈创作的新的营养,而以“文质相炳焕”的歌唱“垂辉映千春”。以四杰与陈子昂为标志的初唐诗歌的革新,至李、杜、王三足鼎立可说是告一段落。后人所说的“唐音”,正是在这七八十年中真正确立并蔚为黄钟大吕的,而就个人气质而言,李白更无疑是当时才俊之士族群——盛唐诗坛的主力中最有代表性的第一人。我们可以在嗣后的诗人中看到王维、杜甫的许多拷贝甚至局部的拓展,然而李白式的歌唱,随着李白的去世,就几乎绝响了。这不仅是个人天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养成李白式气质的时代土壤已不复再现。诗人李白之死,可以说是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以悲剧意味的结束,这一点且留待后文讲评他的绝笔诗《临路歌》时,再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