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北漫游与变乱前夕

(744-755)

“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还山留别金门知己》)从天宝三载(744)春出西京起,至安史之乱前夕,李白以东鲁旧居为依托,南北漫游,长达十一二年,而大抵以天宝十载(751)秋冬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兹先勾勒其大体行踪如次:

前阶段约七年余。三载春出京后访商山,经洛阳,游梁宋,至济南,约于是年冬还至旧居。直至五载冬,除小游于齐鲁境内外,大抵在旧居度过;而先此,在五载秋,这位闲不住的诗人已萌动三下东南之想,因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并于岁暮经宋城(今河南商丘)至扬州。此后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以金陵为中心,南下越中,西游庐山,直至九载秋冬,始返东鲁。大抵在六载经宋城后至本年末这段时间内,已再娶武后朝宰相宗楚客之孙女,是为宗氏夫人。李白一生四娶而二得相门之女,亦可见虽穷窘不遇,而精神气度,仍有过人处。宗氏常居宋城,其娘家当在此地;而所纳第三位夫人“鲁一妇人”(约娶于赐金归山之初)当非正娶,而为妾。

后阶段约四年。十载(751)秋往河南,游汝州,经开封北上,复经魏、沼诸州,于十一载十月来至安禄山腹地幽州。盘桓三月,于十二载岁初南返,经宋城会宗氏夫人后,便归东鲁会二子(伯禽,颇黎)。不久即再经宋城而南游宣城(今属安徽),直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约三年时间,均以宣城为中心,往复于吴越、皖南之间。有的研究者还认为天宝十二载春,由幽州南返时曾一度三入长安,但所举证据似都难以确立,故不从。

之所以将李白南北漫游划分为上述两个阶段,并不仅因其行踪,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李白的心境与作品也大抵于天宝十载下半年为界有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当时的政局相关。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错觉,以为李白既被“赐金放回”,则天宝初唐朝的政局已经不堪。其实天宝前期,尽管从开元十五年前后呈现的弊政苗头在日益滋长,但帝国的社会经济却因着有效的行政管理而仍然保持着上升的势头。军事方面,则在天宝十载前,对周边的战争,也较开元中更为顺利。深层的社会矛盾,对于表层的军政态势的影响一般都要滞后一段时间;而士族与庶族的争端及势力消长,也不能简单地与政局的安定繁荣还是动乱衰竭划等号。这是考察唐史与唐诗史时要尤其注意的一点。也因此,尽管从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起,才俊之士已失去了他们在中枢的最后一位代表;又随着中央借重节镇边将以内控政要、外制四夷的态势在天宝初愈益发展,才俊之士事实上受到士族与以军功超迁者两方面的挤压,但是为当时较开元时期更为繁荣的表象所鼓舞,天宝初他们虽对“循资格”不无牢骚,然而却更为执着地继续着对自己天真理想的追逐。或执拗地应试、落第,再应试;或远赴边陲,企望从另一途径谋取出身,同时更继续高唱着升平曲与从军行。其中甚至包括高适、岑参与后来被称作“诗史”的杜甫。

帝国真正的重大危机,出现在天宝五载前后。应当说在行政能力上明显高出一筹的权相李林甫及其集团,在击垮了张九龄之后,开始对付他两个方面的新政敌。经过数年准备,于天宝五载至六载,他贬的贬,杀的杀,一举血腥镇压了以李适之、韦坚与韦陟堂兄弟、皇甫惟明、李邕、裴敦复为核心的另一士族集团;而几乎同时,随着杨玉环在天宝四载由太真妃晋封为贵妃,杨氏兄妹势焰日上,李林甫与杨氏的矛盾也开始激化。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矛盾又与边事相联系。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对安禄山开始扩张的势力有所戒心,而新贵杨氏兄妹则利用了李、安矛盾,勾结安禄山,与李林甫为代表的旧士族对抗。不数年间,使安禄山由平卢一镇节度使,升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至天宝十载后,其反相已经彰显。这时,只是在这一时期,才俊之士们才由朦胧的不安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也引起了盛唐诗内涵的一些深刻变化。李白的南北漫游,正处于上述重大的历史转变期中。

漫游前期的七年多时间,李白的心态交织着极度失望与希望东山再起的深刻矛盾,而大致经历了愤激——消沉——再愤激的曲线变化。三载春出京后,他在商山凭吊助太子刘盈登基以安汉家的商山四皓,用意不言而喻;更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执拗地坚持着一贯的志向。然而经过几个月狂飚式的发泄后,他几乎感到彻底失望了,遂于当年初在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由北海高天师授予道箓,当了在籍的道士,还躬自实践,炼丹烧药。然而神仙也对他的前途莫可如何。回东鲁旧居后不久,他大病了一场,沉绵既久,当是身心交瘁所致。病后他又作东南之游,从存诗来看已与初游东南时以赏览山水人文为旨趣不同,而多为寻山访道、与道流唱答之作,从中还可以窥见他时时身着道服的身影;他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的初志,以至对素所崇敬的鲁仲连也贬之为“沽名矫节以耀世”(《鸣皋歌赠岑征君》)。然而尽管如此,对于待诏翰林的那段辉煌与总算有恩于己的玄宗,他仍有着深切的怀恋。从天宝四载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到六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我们能看到,虽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六首》其四),然而道教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失意之中的通逃薮。在他的羽氅鹤衣之下,依然跳动着一颗俗世之心。由于早历世事,相对于岑参、杜甫等后起之秀,他似乎是当时意气风发的求仕热潮中的一位荣荣向隅者,然而骨子里,至少在天宝五、六载前,他对致成这一族群坎坷人生的深层原因,仍无清晰的认识。激愤也罢,颓唐也罢,这时还主要出于一己遭遇的本能反应。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才俊之士们对天宝五、六载李林甫策划的那场血腥镇压的态度。李适之、李邕、皇甫惟明、韦坚堂兄弟等都以好士称。就在天宝四载,李白、杜甫、高适还同往齐州谒见李邕。这一集团,其实是才士们在中枢的最后一重依凭;然而今天,我们几乎见不到事发当时才士们的反应。也许这是因为高压之下,人皆噤声;但从“诗史”兼“诗圣”的杜甫就在此际入长安,开始了他历时数年的忙碌的求仕活动来看,总体而言,他们甚至未曾意识到这一事件,即使对他们自身而言也是一个近于毁灭性的打击。爬梳现存的吉光片羽般的史料,当时仅有的例外,倒恰恰是被称为“诗佛”的王维,数年之后,则有我们这位有“诗仙”之誉的李白。

王维尽管无奈地周旋于李林甫他们周围,却在事发当时即诗赠在贬的韦陟,含蓄却又深情地表示了不平与同情,并从此开始了他“以忍为教首”的身心分离的“朝隐”生活,显示了他对朝政与仕途的彻底绝望。

李白的明确反应则要迟至三四年后,但来得激烈与血性得多。天宝八载或稍后一二年冬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篇末,他几近呐喊般地写道:“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又不见裴尚书(敦复),土坟三尺篙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结合诗中对哥舒翰取代王忠嗣“西屠石堡取紫袍”的蔑视、海涛天风般的节律,以及先后所作《梁甫吟》“二桃杀三士”的隐喻,我们有理由推测天宝五载秋李白作《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决意东游访道,当是对这一变故的隐晦反应。至此他开始因有所清醒而极度绝望,而极度绝望往往包含着新一轮的反弹。因此天宝九载前后,应是李白南北漫游心境转换的交接点。而至天宝十载四月,唐军对南诏之战大败,八月,安禄山又大败于奚、契丹,二事都与杨国忠有关,以致朝野震动。这时,仅仅在这时,李白的《古风》三十四(羽檄如流星)与杜甫的《兵车行》先后相承唱出了他们对帝国大厦将倾之颓势及自身命运摆脱不去之恶运的深切忧虑,开始了较理性的审视与思考,而可以视为他们这一集群开始从迷惘中有所清醒的标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可能受到友人从军的启发,也可能是得到幽州方面的延请,李白以天宝十载秋首途的幽州之行为起点,开始了他南北漫游时期的第二阶段。滴仙人,这时才真正由滴到酒乡而滴到人间。尽管有迹象表明,李白初往幽州时对安禄山仍有幻想,但经实地观察后,他在幽州所作《北风行》,以及同时或稍后的《远别离》、《书情赠蔡舍人雄》、《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等大篇诗作中,就已再三再四地表达了对杨国忠—安禄山新贵轴心终将断送帝国的深重忧虑;即使在那些仍以浮海出世为主题的篇章,如《登宣州谢跳楼》中,也表现了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明亮与郁愤剧烈对冲的拗怒意态。诗人已从基于一己的朦胧的焦躁不平而开始进入了家国之忧的更开阔也较为沉厚的思索,这一切预示了他已在作着东山再起、致君报国的准备。

至此我们可以对盛唐诗史中“诗仙”、“诗佛”、“诗圣”三大家并峙的历史现象作一简单评析了。

人们都将天宝三载李杜初会于梁宋,四载复二会于东鲁作为重要事件来叹美;然而就诗史的意义来看,李杜之会并无特别的意义。可注意的倒是当李杜“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均杜诗)之际,王维已开始了他“平生几件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朝隐”生涯;而当李白从幽州归来,为国运呼天抢地之际,杜甫正开始重复李白二次入长安的故事而奔走权门。我们不必苛责晚了一辈自然也更少阅历的杜甫,但唐诗史的事实是,就“诗史”的意义而言,恰恰是似乎离现实最远的诗佛,率先见微知著,感知了盛世之中潜在的危机。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可说是唯一一位兼有“子”的气度的诗人,他那完成了由主玄趣向主禅趣转变的后期山水诗,其实是大厦将倾前最早征象的心灵折光,也是一代才士理想主义精神行将幻灭的最早信号。盛唐史具有“诗史”品格的序幕,应当说是由“诗仙”李白揭开的。从天宝八九载起,尤其是天宝十载后,他的主要作品,称得上是别一种“诗史”,只是由于错投了永王李璘,报国蒙冤,一蹶不振,加以作品多数寓意深微,不易索解,故“诗仙”的诗史不仅不易引起人们注意,而且刚写了个头就结束了。而晚至天宝十载方以《兵车行》开始诗史创作的杜甫,则因乱中“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终于在李白获罪下狱之年,得以进入肃宗集团的中枢,更由于其“葵藿倾太阳”的正统儒家教养,方将与他的忘年交李白同时相先后开始的“诗史”,一年一年地写了下去。

因此,诗佛、诗仙、诗圣虽风格迥异,却先后相承,共同体现了盛唐才士群在天宝中后期心路行迹的重大转化;也从不同角度,以自己的方式宣告了开元十五年前后以来理想主义歌唱的幻灭,从而成为盛唐诗史的重要分界。也许我们还是应当为他们各自不同的不幸而庆幸。如果三大家共同来写杜甫式的诗史,诗坛也太单调了,而嗣后中晚唐诗国繁花纷呈的流变,也就因失去了多种源头而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