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寄家东鲁与二入长安

(740-744)

“酒隐安陆”以“蹉跎十年”告终后,李白便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四十不惑之年时迁家东鲁。他这一段生活有两个至今未能弄清的问题,也有两个可以肯定的结论。

首先是李白迁家东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至今不明,可能是家计困难,也可能是许氏夫人去世。凡此都有些影踪,可作为原因的一种说法,但都不充分。比如说许氏夫人去世,可从李白天宝初二入长安前夫人已是刘氏推断,但许氏也可能是在到东鲁后不久才去世的,所以还是不明。但有一点可肯定,其背景原因是在安陆他已处于“谤言忽生,众口攒毁”的困境之中,因而于是年“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之时,“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所谓“学剑”,也是对无聊的谤言的反抗吧。

其次是李白在东鲁居家何处不明。有说任城,有说州,有说曲阜旁,也有说阙陵之南陵等等。各说都有一定依据,却也都有扦格处,至今亦无定论,也可能曾经几番迁徙,故这里也不去详论。只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抵是在汶水旁,而且寄家东鲁一寄就寄了近二十年,直到至德年间他流放夜郎时,儿子仍在东鲁,因此本章标题“寄家东鲁”也概下二章的时段而言,这是需要说明的。

“寄家东鲁”四字并非笔者杜撰,而是出于李白自述“我家寄东鲁”。“寄”的原意是“寄籍”,即流寓者寄籍客居某地。然而我们不妨转一层意来看,李白之于山东,是把家“寄托”在那里,而他自己则闲不住,是要到处游逛的,所以虽说寄家东鲁近二十年,实际上李白在山东居住时间并不长,最长的一段,也就从开元二十八年夏至山东起,到天宝元年(742)秋二入长安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两年多中也许因许氏夫人新亡,子女幼小,后又续娶刘氏,又离异,所以他即使外出,也大都在山东境内转悠。或以为他曾短时间到过嵩山,下过广陵,但证据都还不足,也不重要。值得关注的倒是以下二事:

一是“诗战”鲁儒。东鲁是孔夫子的家乡,褒衣博袖,子曰诗云者最多。李白“学剑来山东”,未曾下车,在“举鞭问前途”之际,已遭到鲁儒们的非难。看来“谤议”对于他来说是似影随身,从安陆躲到山东也躲不掉。于是他也就挺身应对,以“诗剑”作反击。而我们也因此得以知道他对儒学的基本看法。具体的讲论后面选诗中将展开,这里先总挈一句:李白并非笼统非儒,对孔夫子他有由衷的尊敬,且时时以夫子不得志时自比。他只是区判迂儒与通儒之别,而颇得夫子“君子时中”要义之精髓。这不仅对于李白研究,也对盛唐思想史的研究极有启发。

二是“徂徕”捷径。徂徕山是道教胜地,邻近汶上,素有道缘的李白便就近与韩準、裴政、孔巢父(孔夫子后裔)、张叔明、陶沔共隐于此,号“竹溪六贤”,这名号颇有取法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意,多少是有点牢骚的。不意吉人还是有天相。至公元742年,玄宗皇帝改元“天宝”,有好事者上奏“玄元皇帝”(老子)显圣,于是玄宗龙心大悦,广兴道教。不仅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更封庄子以下五位道家人物为真人,并在此年中第二次大赦天下,还下诏求贤。先是,《将进酒》中那位丹邱生——元丹邱已随玉真公主入京,至此便通过玉真荐李白于玄宗,而这次竟真的成了。后来李白自述这段遭际云:“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为宋中丞自荐表》)所谓“五府交辟”是大话;而“子真谷口”是以长安终南山汉代郑子真所隐谷口指代徂徕山。可见李白有心插花于“终南捷径”未曾走通,而徂徕之隐“无心栽柳”却真成捷径。由这件事也可悟到,将李白初入长安无成归咎于玉真、张垍是说不过去的。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天宝元年秋,李白兴冲冲地二入长安。由于是奉召入京,也由于当时李白确也诗名颇盛,有文学上得天独厚的真本领,诗人此番光景可谓大不相同。前辈诗人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为“可以泣鬼神”;又读其《蜀道难》,呼为“滴仙人”。而后辈诗人杜甫,或因当时在洛阳有所风闻,或是稍后之追忆,因据时人长安有“酒中八仙”之目,作《饮中八仙歌》,李白即其一,有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见当时李白春风得意之一斑。由于人奇事奇,后来便又衍生出许许多多“传奇”,什么李白醉草吓蛮书,令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等等,不一而足,后世并编为小说,改为戏剧。传奇不可尽信,但传记资料与李白自己的诗作是可信的。当时玄宗确实是对李白恩礼有加,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并带着他侍从游宿骊山温泉宫及宜春苑等地,还命他制作《宫中行乐词》等等,供自己寻欢作乐。诗人确实风光了一阵子。

然而好景不长,至晚在次年秋,谤声又起。李白是颇为敏感的,一见形势不佳,于天宝三载春送贺知章归越养老后,便自行上疏请退,玄宗诏许“赐金放回”。于是诗人便“五噫出西京”。二入长安,诗人这一生中最风光的两年半的岁月,也就在“噫”声中结束了。

李白遭谗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作《清平调》词三首,以汉宫赵飞燕比杨妃,高力士乘机报复进谗;有的说是诏许李白中书舍人,因张垍谗毁而遭疏逐。前者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后者是为李白集作序的魏颖所言,亦容有为序主张目之意,未能尽信。而就李白自己的作品看,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行为风调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所得罪的决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整个廷臣群体。

“榆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对玄宗皇帝他视为有重恩于己的圣君而大加榆扬;而对朝廷的高官他一概“谑浪”待之,亦即采取调笑打趣的轻蔑态度。以至这位本性疏朗的快活人,在当时竟有“褊促”之讥。李白这两句诗,不仅说明了他尽管放浪,但忠君还是毫不动摇的——这正与他“嘲鲁儒”而从来不反孔夫子相辅相成,是李白研究中尤须注意的一点,而且反映了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极其幼稚。

也许出于相近的道教因缘与相近的快活风流天性,玄宗对李白确有一份亲和感。但诗人完全不懂得临时召来的翰林待诏与正统的翰林学士是大有区别的。后者有“内相”之称,是玄宗的内廷顾问团与军国文书班底;前者则只是文学侍从,说得难听点,不过是高档次的文学弄臣。其地位至多与汉代那位偷桃子的东方朔相类似。于军国文书,即有染指,亦属客串。这从李白的文集中可清楚看出。皇帝可以容忍李白偶而的放浪,甚至可以因此开怀大笑,然而当后者的谑浪与皇朝的统治基础闹对立时,皇帝将他“开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说“赐金放还”还是多少给他留了点体面。

“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沽缨。”李白晚年赠江夏太守韦良宰诗中这段话,为“寄家东鲁与二入长安”这段生活作了很好的总结。请注意“儿戏”二字,他这时方意识到与“学剑”一般,他在宫廷华章斐然的诗文,也同样形同“儿戏”。可惜这种认识已足足晚了二十年。

与初入长安不同,二入长安时间达两年半,又置身于社会的最高层,并经历了由大喜而大悲的重大转折,这不能不对诗人的心境与诗风产生重大影响。就在李白出京前后的作品中,我们已能感到初入长安后那种亮色调背后的隐隐的电光石火,开始变得郁怒而显得更为沉厚;他对现实的观察,虽不能说已深刻,但至少已显得厚重与苍劲。这一切预示了在以后的十年中,他的风格的重大转变,这一点且暂待下章再述。不过我们也不必轻诋他入京前期的那些宫廷华章。他的天才,他前此对于吴越民歌精神的吸收,使他的这部分诗作洗刷铅华而能风光旖旎,格调俊爽,而为诗国的这一方板结的园地输入了一股活泼泼的清泉。

我们仍应为李白的大不幸而大庆幸。如果他乖乖地做好他的文学待诏,那末他兴许会“编外转正”成为儒雅的真正翰林学士,甚至地位更高。这样《全唐诗》中会多几首漂亮的宫中行乐体词,《全唐文》中也会多几篇手笔不凡的策命典诰;然而中国诗史引为骄傲的布衣诗人天才李白则肯定不会出现;而这样的李白对唐人诗坛狂飚急浪般的冲击与影响也必会逊色不少。可以说李白二入长安是以丢官救赎了作为诗人的自身,也救赎了整个唐代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