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匠的起源和工匠精神的形成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工匠”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在社会分工中开始独立存在专门从事传统手工业的群体后才出现的^[2]。从词源学来看，“工”意为“精巧”，“匠”作“技艺”之解，“工匠”即精于技艺、巧于手工的手工业者。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匠，木工也。工者，巧饰也。百工皆称工、称匠。”从历史典籍记载来看，工匠最先指的是木工，后来逐渐泛化成为手巧之人，即“百工”。随着历史的发展，东汉时期“工匠”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根据《论衡·量知》记载：“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塪，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这里，“工匠”涵指各种手工艺的不同工种，基本覆盖了当时社会的全体手工业者。后经历朝代的变更以及编户齐民制度的完善，“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已成定论，工匠遂逐渐固化为一种职业，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悠久发达的手工业造就出大批“能工巧匠”，留下了许多传世经典，孕育了中国独特工匠文化与工匠精神。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典籍中都有许多关于古代工匠技艺高超和匠心独具的详细描写。根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古人营建国都非常讲究，布局精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3]。战国时期，工匠精神进一步发扬，如编钟乐器的制造工艺极其精美，可以做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悬，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诗经》中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出当时工匠们追求“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的职业追求。明人魏学洢在《核舟记》中开宗明义：“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这种匠心独具的高超技艺令人叹为观止。《庖丁解牛》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4]庖丁为梁惠王解牛，达到了心手合一、出神入化的境地。应该说，我国古代非常注重塑造工匠精神，并且在长期实践的积累传承中形成了“尚巧工”的社会氛围，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正是对工匠行业包罗万象的生动写照。

工匠作为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发展中的一种职业，特指具有某方面技术专长的手工艺人，在民间被尊称为“师傅”。工匠作为一种职业形态存在，工匠精神则是其存在状态的反映，主要是指手工业者在生产和制造过程中所形成的职业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如注重技艺的修炼、艺术审美能力的提升、道德品质的塑造等。总结归纳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集中体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以技立身、技高为尊。为工必尚巧，追求技艺之巧，是我国传统工匠的毕生追求。古代工匠历来重巧轻拙，以技立身，他们凭借着历代相传的精湛技巧安身立命，受到世人的尊重和推崇。历朝历代视“百工之事”为“圣人之作”，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工匠技艺的欣赏。历史上许多“能工巧匠”，如鲁班、张衡、毕昇、李春、祖冲之等被时代流传与推崇。

第二，“切磋琢磨”、精益求精。追求技艺的精湛与产品的精致细密是传统工匠精神的核心要义。据《考工记》载：“周人尚文采，古虽有车，至周而愈精，故一器而工聚焉。如陶器亦自古有之，舜微时，已陶渔矣，必至虞时，瓦器愈精好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素纱禅衣丝缕极细，用料2.6平方米，而重仅49克，“薄如蝉翼”“轻若鸿毛”，是世界上最轻的素纱蝉衣。可见，古代能工巧匠非常崇尚技艺的臻达极致，并以其精致细腻的工艺造型闻名于世。朱熹对《论语·学而》中“如琢如磨”一词做出注解：“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反映出古代匠人对产品精雕细琢、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一些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如“轮扁斫轮”“津人操舟”“运斤成风”等，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工匠出神入化技艺的真实写照和由衷赞美。

第三，敬天爱人、匠心之本。中国古代的工匠们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以“学艺先做人”“德艺兼修、以德为先”为表征的工匠精神，强调“匠人匠心”“技近乎道”的文化传统。对于能工巧匠而言，对产品的精雕细琢与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归根结底是秉承道义至上、敬天爱人的匠心之本，追求“道技合一”的理想人生境界。一些优秀的能工巧匠在经年累月的制造器物的实践中，实现人文精神与技艺的深度融合，“巧圣先师”鲁班就“物因人而著名，人因物而不朽”，成为古代工匠的杰出代表。他集匠心、师道、圣德于一身：作为“匠”，他巧技制器、规矩立身，怀匠心；作为“师”，他授业解惑、至善育人，严师道；作为“圣”，他创制垂法、博施济众，怀圣德。诸如此类的大量经典案例，都生动诠释了古代工匠们“敬天爱人，匠心之本”的完美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