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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龄在慢慢地增长，我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越来越不能表达出我的思想。每当我的手势让别人无法理解时，我都会大发脾气，好像有许许多多的手在束缚着我，我拼命地挣扎却怎么也摆脱不了。我怒火中烧，我有很多的话表达不出来，我疯狂地踢打、耍闹，不停地在地上翻滚，我歇斯底里地吼叫，直到最后筋疲力尽。

如果母亲在我身边，我会不顾一切地扑倒在她的怀里，悲痛欲绝。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我无法宣泄，我的脾气甚至每过一小时就会发作一次。

我的父母心急如焚，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们家附近根本就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学校，也不会有人大老远地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去教育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

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我这样的孩子还能接受教育吗？母亲却在狄更斯的《美国札记》里看到了希望。《美国札记》里写了一个又盲又聋的名叫萝拉的女孩在接受了郝博士的教导后，学有所成。母亲四处打听，得来的消息却是这位发明了怎样教育聋哑人的教授已经去世很久了，他的方法现在也无人知晓。郝博士到底有没有学生？如果有，他愿意千里迢迢地到这个偏僻的小镇来教育我吗？

我6岁的时候，父亲打听到在巴尔的摩有一个著名的眼科大夫，就立即决定带我去看病。可以说这次旅行是非常愉快的，那段经历让我记忆犹新。我们一家人在火车上认识了很多朋友，一位阿姨送给了我一盒贝壳。后来父亲把贝壳串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那串贝壳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列车员对我关爱有加，等到他们过来检票的时候，我都缠着他们要检票的夹子玩，他们也会欣然借给我玩。这个小小的夹子，会让我玩上几个小时都不厌倦。

姑姑临时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娃娃，可是脸上却什么都没有。凭着我自己的想象，怎么也比划不出娃娃的脸是什么样的，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嘴巴、没有鼻子，我真的快崩溃了。我试着去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帮到我。我离开自己的座位，找到姑姑那个嵌有珠子的披肩，拽下来两粒，拿给姑姑看。姑姑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拼命地点头，姑姑于是心领神会。姑姑将两粒珠子缝在娃娃的脸上，让我兴奋不已。可是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对那个娃娃失去了兴趣。在整个旅途中，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吸引着我，我应接不暇，居然连一次脾气都没发。

到了巴尔的摩，我们直接就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检查以后，他对我的情况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告诉我们，像我这样的孩子是可以接受教育的。他建议我们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也许他会提供给我们一些有关聋哑儿童接受教育和师资的情况。我们全家人又马上去了华盛顿。父母一路忧心忡忡，我却无知懵懂，这段旅途对我来讲，仅仅是一次快乐的经历。

我虽然还是孩子，但是我完全能感觉到贝尔博士的慈祥和热情。他抱着我，让我玩他的手表。当手表响起来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它的震动。贝尔博士很聪明，一下子就能知道我在比划什么，我开始喜欢他了。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次的治疗对我会那么重要，它开启了我的生命，让我走出了心里的黑暗，给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并赐予了我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去找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请他为我找一位老师。而这个柏金斯学校就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工作的地方。

西奈山又叫摩西山，是基督教的圣山，基督教的信徒们虔诚地称其为“神峰”。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得到消息，说教育我的家庭教师找到了。1887年的3月，莎莉文老师来到了我们家，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就像是站在西奈山上一样，无数的奇景都在我眼前掠过，我仿佛听见了这样的声音在说：“知识带来了爱，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智慧！”

作者在对“绿色家园”进行描写时用了从低到高的顺序，先写地上的卷须藤和茉莉，然后写了一种叫蝴蝶荷的植物，最后写了蔷薇花。在对每种植物做具体描绘时，用词简洁精准，如描绘蝴蝶荷的花香用了“丝丝香甜的气味”。“香甜”本是属于味觉范畴，而这里却用来修饰“气味”，这就用了“通感”的修辞方法。

通感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各种官能可以沟通，不分界限。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感觉写感觉”。

阅读时充分展开联想，想象小海伦童年的“绿色家园”中的花花草草，海伦和玛莎一起喂火鸡，一起在花丛里找珍珠鸡下的蛋，一起恶作剧等等。让想象的翅膀带你感受小海伦的童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