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说明西汉初年已经有“楚辞”这个名称了，但不是现在流传的《楚辞》。楚辞早先实质上是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一种诗体，是楚地原始祭神歌舞的延续。后来，以屈原为主要代表的一些楚国人与汉代人根据这种诗体所创作出来的一批作品也被称为“楚辞”。而到了汉代，后人把具有这些诗体特点的诗歌集结起来编成了一部书，这时“楚辞”才作为书名流传于世。

《楚辞》具有典型的南方文化的特征，是楚地文化的结晶，但又汲取了北方文化的一些特色，是南北方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楚辞》中的诗篇内容丰富、记述详尽，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同时频繁出现的楚地方言又使其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诗篇是用当时南北通行的“雅言”写成的，“雅言”是以西周王畿之地的方言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官话，所以《楚辞》的文化渊源可以说表象是南方文化，内里是北方文化。

现今通行的《楚辞》版本是王逸增辑的《楚辞章句》十七卷本，共收录《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十七篇。此版本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所载刘向裒集本基本相同，只是个别诗篇的作者存在差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五篇历来被认为是屈原所作，鲜少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而对于《卜居》《渔父》两篇，王逸与刘向均认为是屈原所作，但后人也有提出异议，认为是后学悼念屈原所作。这两篇诗歌从内容上看来似乎是根据某些关于屈原的传说敷衍而成。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把《渔父》当作一个有关屈原的故事来写，而不是屈原的作品。本书姑且以王逸的记述为准。

《九辩》是宋玉所作，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其师忠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九辩》通过古乐旧题抒写悲秋、感遇、思君三项内容，其中关于生平、年龄、去职、归隐等，大致可以补充宋玉生平研究的缺失。

《招魂》的作者，历来存在着争论。王逸《楚辞章句》称此篇的作者是宋玉，朱熹的《楚辞集注》也认为此篇是宋玉所作。但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将《招魂》与《离骚》《天问》《哀郢》并列，并说读了这些作品，而“悲其（指屈原）志”，明显将《招魂》定为屈原作品。近代梁启超、游国恩也都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近世以来，研究者重视司马迁的提示，也多主张《招魂》为屈原所作。

《大招》一篇的作者也不能确定。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从内容上看，《大招》显然是模仿《招魂》所作，但文辞风采远远不及，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屈原所写。但《大招》作者具体为谁，已不可考。

《惜誓》一般认为是西汉文学家贾谊所作。王逸《楚辞章句·惜誓序》云：“《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洪兴祖《楚辞补注》认为这篇诗文的思想内容与主要词句均与贾谊的《吊屈原赋》相似，无疑是贾谊的作品，后人也大多同意这种看法。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因为善长写文而为郡人所称道。文帝时贾谊任博士，受人排挤，被谪为长沙王太傅。《惜誓》当作于贾谊被疏之后、任长沙王太傅之前。司马迁也认为屈原、贾谊二人有共同之处，所以把二人的事迹合写在同一篇传记中。因而后世往往把屈原与贾谊并称为“屈贾”。

《招隐士》的作者，王逸认为是淮南小山，但《昭明文选》却题刘安所作。淮南小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共称。《昭明文选》可能是以《淮南子》的署名为例，把淮南王宾客的集体著作归于刘安个人，所以把这篇淮南小山所写的《招隐士》也改题为刘安。

《七谏》的作者是西汉辞赋家东方朔，历来对此持怀疑态度的较少。汤炳正在《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中有新的看法，他在记述《楚辞》成书年代时认为《七谏》的作者为东方朔，可能是王逸根据后世传说定下来的。但是并没有过多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看法。

《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四篇的作者较为明确，无须赘述。

虽然关于《楚辞》还有很多问题无法正确解答，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去阅读它的词句，理解它的内涵，感受它的风采。《楚辞》向来与《诗经》并称为“风骚”，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后人创作辞赋没有不深受它的影响的。李白曾说“屈原词赋悬日月”，杜甫也说“摇落深知宋玉悲”，由此可以想见《楚辞》对于后人的启迪与影响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