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取向

中国画当代艺术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不断得到学术界与市场的关注。随着国力的增强，文化自觉的演进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迁，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新的势头与新的发展取向，这可以说是中国画当代艺术在精神与现实、笔墨与表现、形式与内容以及审美与题材等诸多方面不断冲突、融合后的一种新的结果与景象，是分析与研究中国画当代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中国画当代艺术是在中国画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国画笔墨系统之外的中国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是中国画艺术的一种拓展、完善与发展。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取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与走势，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战略与利益问题。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性的关键时期，这充分表现在：一是全民族怀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在国际舞台和国际交流中努力提升中国影响力、树立中国的正面国家形象的历史性背景下，为中华文化和文化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全球文化多元化时代的来临，世界了解中国的需求逐渐升温；三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居民文化生活和精神消费需求急剧增长，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国内正在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和体制环境、舆论氛围。

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价值是相当重要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赢得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可是，与世界强国相比，我国文化发展存在着不可小视的差距，我国的文化实力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弱势地位。随着全球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国家的“名片”。但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并不具备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文化产品贸易也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理论和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舆论引导能力显著增强，文学艺术日益繁荣，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增加，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日趋完善，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这表明，我国文化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就为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发展视角。从当前情况来看，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表现出以下几种倾向：

1.中国画当代艺术的社会化倾向明显。关注社会、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体系是中国画当代艺术的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也是中国画当代艺术极具生命力与宽泛社会认知的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也是随着审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中国画当代艺术贴近现实、审视现实以及表现与批判现实的一种社会存在与承担。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中国画当代艺术的生产与创作中，与传统中国画相比较，社会化的体征是最为明显的。中国画当代艺术从构思、选材、创作到出成品等系列化过程，都明显地融入了社会化的过程。中国画当代艺术家的思考与思辨将区别于传统中国画家的审美理念与追求的理想，与新的艺术形式及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整合在一起，从而赋予当代艺术作品以更多、更新的思想内涵及思考空间。中国画当代艺术的这种生产与创作的社会化倾向，显现出中国画整体面向社会与时代的社会化属性。

2.中国画当代艺术的消费观念已渗透到创作过程之中。在当下，其实有关艺术创作的边界表现得越来越复杂化与多元化，在人们强调艺术之上的同时，有关对环境、对材质、对消费的一些既定的社会观念也不断地渗入到创作过程或创作的观念之中。

中国画的审美本身就是一种体验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消费，我们可称之为精神消费。从总的方面来讲，艺术消费是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艺术活动主要是指艺术产品的构思、创造及制作等过程中系列化的艺术品生产与创作、流通及进行艺术消费的系统的动态过程，这是艺术创作、生产及价值实现的一个完整的过程。由此可见，在中国画当代艺术中，消费的环境及消费者的情感与审美趣味越来越融于新艺术品价值的创造过程之中，消费也不断地介入当代艺术创作及生产的过程中，这也就使得中国画当代艺术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而不是唯美性。从这个层面来讲，中国画当代艺术不可能离开社会化的一面去创作与生产。

3.环境与空间的转换为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更大的空间。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虽然有不少机遇与动力，但是，有关它面对的环境及其空间观念所带来的冲击与改变可能是最为直接与深刻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环境与空间的转换以及如何来实施这一种转换。

我们认为，首先，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及其观念的变化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更多看似是边缘化探索的实践与动机的诱导，特别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变化与国际经济、文化急剧全球化的影响的蔓延，更强化了这种倾向。其次，中国与世界在空间上的互动使更多的艺术家寻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第三创作空间，这使得更多的艺术家愿意走出意识形态的主导，以边缘化的状态来关注并探求人类所能共通、共享的生命体悟，在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向度上，承受与思索种种冲突，以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给当下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4.艺术批评的社会学转型推动中国画当代艺术向纵深发展。当代艺术批评的话语转换反映了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是有历史演变轨迹可寻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艺术批评开始发生由“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型，中国艺术由服务政治、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向“审美”和“艺术本体”的立场转化。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艺术批评开始抛弃“庸俗社会学”，强调艺术和艺术家的本体地位，强调审美，强调艺术的自身规律，强调艺术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强调艺术家的精英主义地位。这个时期，艺术批评最有力的声音是，应该重视艺术的自身规律，强调艺术的形式美，艺术就是艺术，它可以摆脱社会、历史的意义而独立地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八五新潮”^[4]美术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它从反叛传统、反抗艺术的意识形态化开始，以回到艺术自身为主要目标。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艺术批评又开始发生由“本体”向“文化”的转型。这是因为，经过一段形式主义的模仿和操练，人们发现，在艺术本体与形式审美的层面上，并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精神问题。不接触文化问题，我们可能始终在视觉审美上兜圈子，而更加能够决定艺术影响力的是文化而不是形式语言。艺术向文化转型，意味着艺术批评的话语方式转向了文化的视角。所谓文化视角，指美术批评超越于具体的艺术现象，从艺术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生态环境、艺术与生存于此环境的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中来看待艺术现象，同时也反观艺术环境，使艺术的价值不局限于艺术本体。

从21世纪开始，随着文化转型的深入和具体化，当代艺术已经浮出水面，成为当代精神现实中一种无法回避的现象。当代艺术崛起的背后，是其理论资源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变化。这个时期，公共领域、公共性、市民社会、文化权利、消费社会等问题开始得到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当代艺术只有在更广阔的社会学的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揭示。

所谓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大致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在对象上，当代艺术应该和社会学一样，把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作为它最重要的表现和关注对象。第二，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上，当代艺术强调把艺术放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强调社会对艺术的影响和制约。第三，在艺术的功能上，当代艺术强调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作用。第四，在方法论上，当代艺术和当代批评强调借鉴社会学的视角和手段，强调社会学方法的运用。第五，在艺术与公众的相互关系上，当代艺术反对精英主义，强调与公众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强调对大众文化资源的运用，强调与公众的互动和平等交流。

5.中国画当代艺术的价值只能在艺术体系这个大的系统中去寻找。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中国画当代艺术无疑是一个正在发展与进化的艺术创作与展析的艺术系统，而更大的艺术体系则是这一系统的环境。当我们要评判中国画当代艺术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系统价值的分析，另一种是环境中系统价值的分析。只有这两者的价值有了更好的融合，我们才会发现中国画当代艺术价值的最大化。而那种企图通过别的方法与手段去定义这种价值与认知的努力，在很多时候是徒劳与可笑的。

作品的生成环境以及艺术批评对艺术品的研究仅仅是意义生成的一部分工作，一个由艺术家、艺术观赏者、批评家、主持人、收藏家、画商、总裁、政治家、记者和律师构成的艺术系统，才是一件作品成为艺术品，进而具有意义的基本条件。由于艺术的最终生成需要卷入如此众多的因素，因此，任何一种艺术获得“意义”的过程都被延长、“延异”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当代艺术生长了三十多年后，我们发现，人们对当代艺术“意义”的认识却远比它诞生之初还要模糊。

20世纪80年代末，霍内夫在描述20世纪80年代西方艺术的状况时注意到：“艺术正变得越来越服从于时尚的支配，艺术家之中有一种不断增长的改变自己孤独者角色的趋向。”这种西方的“趋向”在20世纪90年代也很明显和迅速地出现在中国艺术家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明星”不仅成为娱乐圈的概念，事实上也成为艺术界包括批评家的概念，正如一句话所说：“艺术家效仿沃霍尔，批评家模拟奥利瓦。”这种现象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艺术界对艺术“意义”界定的莫衷一是。当人们无法确定艺术本质及其价值的时候，稍纵即逝的时尚、受媒体关注的作秀就成为为自己的艺术寻找“意义”基础或“意义”框架的丰厚土壤。虽然也存在艺术家对时尚的不满和抱怨，但最为可怕的是在这些抱怨中，起因很可能是某个艺术家因为自身无法进入时尚游戏圈而引发的病态的愤懑。问题是，我们最不该的是让这种病态与愤懑迷失我们应有的理性与判断，也就是对中国画当代艺术的价值追寻。

6.中国画当代艺术要在视觉表现与人文精神的双重拉动下寻找支撑。如果说中国画当代艺术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当代艺术形态的话，那么它所面临的缺乏及对完美的追求是大量的。因为，作为一种当代艺术形态，中国画当代艺术最为需要的是对其价值认识的一种支撑，一种理论、认知，甚或是价值基础的支撑。奥古斯特·孔德说：“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这显然为社会学与本身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的相互认同提供了一条相对直接的脉络和线索。毋庸说，当代艺术在社会学转向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创作契机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则恰恰体现在当代艺术已经摒弃了以人文的视角进入创作本身的既定范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品格的消解同样作为艺术趋于社会功能化的体现。从另一个角度看，事实上，人文品格的消解也正是对自身的否定。按照精神社会学的逻辑，这是忽视了社会行动过程与思想过程相互渗透的机制。卡尔·曼海姆说：“社会本体并不表示任何形而上方面的事物，而仅仅表示某种对历史思想过程之诸基本材料的组合。”反之，仅仅依赖于事实及其现象，而失却了精神性的社会学方面的揭示与阐释，也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7.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创作范式出现了新的更替。在当代，艺术社会化与社会艺术化的倾向可能从来都没有被间断过，但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这种倾向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或者说，这种倾向对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在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出了一种艺术理念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会直接渗入到具体的作品创作过程之中。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本身也从主体化转向非主体化、从立体变为平面、从单维趋于多元。显然，社会思想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艺术创作范式的更替。如果说，就某一时代和某一问题而言，我们还能找到个体的自主性价值，但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不管是对于艺术，还是对于艺术家，始终没能改变它作为一个担负者的角色和身份。当代艺术强调“策略意识”和“方案意识”，亦如迈克尔·本森所说的，这是一个策划人的时代。问题的关键是，也许正是这种绝对的理性主义，在无形中消解了艺术本然的感性素质、人文品格和偶然效应。理论评论家朱其分析认为，在理论背景上，大部分的独立策展人实际上很少提出具有真正意义的实验性和先锋性的艺术观念。于是，毫无社会意义和公共价值的暴力、血腥、色情等语词和行为皆以公共艺术、前卫艺术的名义欺骗公众，更蒙蔽了艺术家自身。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栗宪庭就提出了当代艺术要“在人文和艺术史的双重语境中寻求价值支点”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艺术要把当代人的生存感觉和观念——构成文化和人文语境的重要因素作为判断艺术的第一标准。事实上，这一“构成文化和人文语境的重要因素”在当下就是艺术家进入现实的深度及其表达或陈述的力度。因此，所谓的人文契机，就是基于社会公共的现实，以主体的意识为切入点进入创作过程，从而更深地进入现实本质，体现艺术及艺术家的公共价值。^[5]

当然，我们不能去绝对地肯定每一位当代艺术家或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已经失却了自主性，但应该看到的是，在当下，这的确已成为一种模式，甚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一种典范。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的依据，不管正确与否，都随之形成了一种普适的传统；二是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公共主体的更替所形成的大环境、大氛围对艺术自主性的消却，亦即艺术被社会所同化。我们目前关注的问题是，在当下，如何利用文化精神的培育与发掘，去有效地整合各种分歧与不同的认知基础。也就是说，如何将各种分歧都统一在文化精神的追求与弘扬之中。

8.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令其创作自主性的失缺现象明显。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发展存在对内在价值认识的追寻与当下环境对中国画当代审美取向的制衡。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最大的可能是牺牲中国画当代艺术创作自主性的生存与空间。不可否认，当代艺术在最初社会学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在缺乏及时的理论引导的情况下，必然积淀为一种传统范式。对这一传统范式本身，我们尚不能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而后来者往往由于缺乏一种反思意识，便不加判断地沿袭着这一范式，甚至将其表象的功能主义及其庸俗性无限地加以放大。显然，这归根结底不在于艺术转型的本身，而在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和认识还无法跟上这一转型，这种落差导致了艺术家创作自主性的失却。

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艺术商品化的现实状况也正在成为艺术家创作自主性失缺的内在原因。本来，市场自由潜在地决定着艺术家的自主性，可现实状况却往往成为艺术家和批评家以“社会价值意义”的名义标榜其伪自主性的依据和理由。因此我们说，正是有了这种伪自主性才使得艺术陷入庸俗社会学的陷阱。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这种自由的逻辑系统真的成为艺术创作自由的依凭了吗？”赫希曼曾说过，欲望与利益主导的自由多元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没有选择。艺术家、艺术创作、艺术作品最终是被社会所吞噬，被功能主义所同化。那么，所谓的自由创作，实质上是以自由的名义遮蔽了伪自由的现实。毋庸置疑，中国画当代艺术的话语是自由的，但是话语一旦具有了担负性，或有了泛意识形态化的承担，就会变成非自由的，从表面上看，当代艺术的行为是自由的，但当行为本身有了相应的逻辑控制，特别是非艺术强力的控制，那么无论艺术还是创作，都会变得没有自由。因为，既定的目的性与功能性一方面决定了艺术盲从的被动身份，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艺术家的创作及其价值在公共领域内可有可无的价值认知。在这个问题上，正如评论家朱青生所说：“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没有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人们充满了对当下艺术本质及其价值认知的深刻反省。而这种反省具有双重作用：一是毁灭性的，即动摇着中国画当代艺术的价值认知的基础；二是建设性的，能够在反思中不断构建中国画当代艺术发展的可能空间。

9.中国画当代艺术系统发展中的价值观嬗变。中国画当代艺术的转型不是一种观念与形式在历史的延续中发生变化，而是一种系统价值观的嬗变，这是由于不同系统间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而不是由于同一系统中价值观的改变或进化。

中国画当代艺术的转型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来看，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批评应该具有社会学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它应该和社会学一样，把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作为它最重要的表现和关注对象。当代艺术不仅仅是从艺术自身来看待自己，更是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放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强调社会对艺术的影响和制约。第二，从艺术的功能来看，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强调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作用，当代艺术应该具有现实关怀，勇于直面社会现实，紧扣社会问题。第三，从理论资源来看，任何艺术和批评背后都有相应的思想观念的支持。所谓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还指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思想成为当代艺术及其批评的重要理论根源。第四，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更意味着当代艺术的创作和研究需要学习社会学的方法论，需要借鉴社会学研究社会时所特有的视角和手段，它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经验性方法、定量方法、观察法、访谈法、个人生活史等方法论，使当代艺术更加贴近它所关注的对象。第五，从艺术家、批评家与社会公众的相互关系来看，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将改变把艺术家、批评家看作高高在上的社会特殊群体的观念；将改变把艺术家、批评家看作“人类灵魂工程师”和“启蒙者”“教化者”的角色定位；也将改变艺术家、批评家以社会的精英主义者自居的自我认同。从社会学角度看，艺术家和批评家只是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互动和对话的普通人，他们是社会的观察者、解释者和批判者，应该担当社会的道义和良心，和社会最广大的公众站在一起，捍卫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这种认识上的转型是中国画笔墨系统与水墨体系的一种源自本质的区分与划界。

中国画当代艺术的兴起与发展，呈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与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变迁与确立，这正是我们要予以关注并需认真研究与把控的核心。

10.中国画当代艺术发展的支点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画当代艺术存在的精神价值，从小的方面讲，是在追求一种人本化的创造，即追求一种人本与人性化的价值认知。但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来看，文化价值的取向是一条重要的认知与评价的标准。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追寻并找到统领中国文化精神的支撑点是其走得更长、更有活力的一个前提性条件。

中国画市场需要在迷失中寻找新的价值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及精神消费的兴起以及世俗化发展的潮流，让人们在更为宽广的认识领域与平台上来重新审视中国画发展的趋向及中国画市场的价值，并对当今中国画市场发展的态势及流行的所谓时尚开始全面而又深刻的反思。如果只注重传统绘画的样式，如只注重一点所谓的构成而忽视审美视觉的审美需求与感人的精神力量，那么，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就会滑入失去创造力的衰败之境，这样的话，就是再炙热的环境也无法催生腐朽之木的新芽。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画的发展中，创造性、精神性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审美经验所主导的审美视觉的拓展始终是中国画的生命力所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传统的绘画形式及境界会很廉价地得到充分还原，这让形形色色拙劣的摹写成就了一些出力不讨好的“废纸制造专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视觉的、精神的、创造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张扬，而不是将所谓的民粹与没落的文化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张贴。中华民族旺盛的创造能力、勃然雄浑的精神力量及不断拓展的审美视觉会在国势走强的大背景下，将中国画艺术演绎得光彩照人，令世人信服，这是中国画这门古老的绘画艺术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而不断生长与壮大的根本所在。中国画当代艺术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会使其应有的价值认知有了厚重的历史意义及使命的担当。同时，也正是有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支撑，才会使中国画当代艺术在新的前景与面貌中，使人们又多了一份对艺术的期待。

【注释】

[1]李江华.当代艺术语境下中国画之发展刍议[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6（3）：20-22.

[2]张妍.书画市场对中国画艺术创作的影响[J].美与时代旬刊，2017（4）：142-143.

[3]张敏.现代美术教育对中国画发展的影响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5（15）：124-125.

[4]“八五新潮”：是由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一些批评家命名的，这些批评家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美术报》为阵地，在1985～1989年不断介绍欧美现代艺术，并在头版头条上介绍年轻一代的前卫艺术。

[5]齐珂正.中国画中艺术表现特性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7（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