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船，有多少船模漂泊在海外

前边说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引以为傲的是造船，但那些船呢？除了蓬莱的、泉州的古船博物馆，别处连残船也见不着了。但浓缩古船身影的还有一个宝贝，就是古船模。可是，有几个人见过存世的中国古船模呢？可以说，没有多少人见过。因为，存世最大量的中国古船模皆在海外。

2010年，上海办了世博会，中国普及了一次世博知识。1867年，清政府接受法国政府巴黎世博会的邀请书，委托洋人把持的海关总税务司，统管中国参展世博工作。从1867年一直到1905年，中国共参加了29次世博会，基本是海关总税务司负责参展。大家知道了中国当年曾送展丝绸，还得了大奖，但很少人知道中国还送展过古代船模。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由大清海关负责从各省市征集一批中国古船模送展，奇怪的是，有人送展，没人撤展，125艘参展的中国古船模，展会闭幕时竟扔在美国没人管了。1905年比利时举办世博会时，主办方看上了这些中国宝贝。但陷入日俄战争乱局的清政府，哪有心思管船模的事。于是，清政府与比利时达成协议：由比利时出资把这些中国古船模运到比利时，此后这些展品归比利时所有。上海世博会时，建在上海的中国航海博物馆的人听说了这件事，经过两年的协商，终于在2012年6月，从安特卫普航海与贸易博物馆借来其中的3艘中国古船模（中式战船、明轮船和漕船），来到上海“省亲”两年。

这3艘中国古船模分别是中式战船（广船）、明轮船、漕船。其中，中式战船长130厘米、宽50厘米、高98厘米，为中国南方战船，有狭长的披水板，板上刻菱形纹饰；中式人力明轮船长107厘米、宽34厘米、高126厘米，由六至十二人驱动艉明轮提供动力，艉楼后墙书有“顺风大利”；漕船长107厘米，宽34厘米，高126厘米，为运粮漕船，船上除货舱外亦有官舱供官员与士兵使用，艉楼后墙书有“顺风大吉”。

这条没有多少人关心的小新闻，让我忆起一件事：2013年元旦在泉州考察时，深圳紫苑茶馆的陈悦成老总对我炫耀他藏有一本中国古船模的老画册。回深后，那老画册即被“请”到我的书房。如果说，漂在比利时的古船模是一部文化遗产流失的伤痛史，那这本老画册里，又藏着怎样的漂泊故事呢？

祖先靠两件东西造船

祖先造船主要靠两件东西，一个纸本则例（即工程样本），二是实物模型，这两样东西在中国乃至世界造船史都极有价值。现在能看到的中国古代造船文献只有明嘉靖时期的“四大船政专著”，即沈启的《南船记》、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倪公式的《船政新书》；另一部是兵部车驾司所编的《船政》，这部唯一的官方文本，仅存兵部右侍郎范钦的天一阁，其嘉靖刻本《船政》为海内外孤本。

清代造船文献比明代多，传世的有《钦定江苏省外海战船则例》、《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钦定江苏省内河战船则例》，这三部清代匠作则例是清代官修的战船定例样本。但这些文献深锁宫中，常人无法看到。据说王世襄先生曾编过系列清宫则例丛书，不知收录这些造船文献没有？

船模是图纸之外的重要规范，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前的历史了。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七千年前的陶制船模，广州皇帝岗西汉墓也曾出土两千年前的木船模，但能传下来按比例缩制的帆船船模少之又少。2010年的“中国航海日”，我曾在定海采访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船模大师钱兴国。在他的“钱氏船模”店铺里，见到的也都是近年制作的仿古船模。钱兴国说，船模分动态和静态，他的船模属于后者，即传统船模。这种船模的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做真船前，做一个微小模型，而后按比例放大，做成实用大船。另一种则是将真船缩小，摆放在家中，以前是保佑出海平安，多是用来观赏。

进入20世纪以来，木船开始被铁船取代，用于造船的模型由此淡出历史舞台。古老的船模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被关注，只是近些年的事。当人们想整理祖先的这部分遗产时，才发现话语权已不在自己手里。

赫德的外甥爱上中国古船模

我手里的这本珍贵的老画册，全书皆英文，仅封面上留有一排烫金汉字《中国帆船模型汇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搜集》（图6.14），这是引领我进入那段历史的第一条线索。

先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它可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殊现象。中国自晚唐建“市舶”，就有了像模像样的海关。这个超级钱袋子，清朝时一直由政府严密控制着。但太平天国占领半壁江山后，清政府已无力控制南方海关。于是，从1854年开始，外国领事馆以“协助”清政府征收关税为名，接管了大清海关。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总税务司。不仅洋人成了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中国海关的工作语言也换成了英语。这种由外国人掌管中国钱袋子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此间，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最久、名气最大的，是第二任老总赫德，而编辑“中国帆船模型汇刊”的梅乐和，正是赫德的外甥。

接下来说说这位梅乐和，他由赫德引入中国海关，先后在南昌、福州、广州和江门海关工作，1929年就任中国第四任海关总税务司。此时，国内乱局刚刚平定，有了所谓的南北统一。梅乐和主动提出帮助南京政府着手培养海关人才，以备日后代替洋员管理中国海关。梅乐和与蒋介石、白崇禧、宋子文都打过交道，维护了战乱中的海关体制，深得民国政府信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梅乐和被日军拘禁。1943年，获释后去重庆政府复任总税务司，这年5月退休回英国，1959年在英国老家逝世。

梅乐和在中国海关的履历，有案可查，但梅乐和怎样将这批船模带到伦敦的记载却不多。仅知道他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搜集中国古代船模，还专门请人定制了一批船模。1938年在伦敦南肯辛顿自然博物馆展出的，应当就是这批船模（图6.15）。那么，这批漂泊英国的古船模都是些什么船模呢？

中国帆船曾领先世界许多年

好像为使绝学不绝，也为流传这本书似的，书中竟然夹了写有“徐东魁翻译”的两页译稿，让我得以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奥秘。

译文显示：梅乐和捐赠的这批古船模，有山东五桅帆船、长江商船、福建帆船、福州运木船、厦门渔船、汕头渔船、香港舢板、广东舢板、海南帆船、西式中国三桅帆船等10余种，可以说是中国古船模大全。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迄今为止，在航海部分都没有中国航海建筑的标本，国际图书馆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少。这些船模是中国工匠严格按比例制作的，显示了中国人在造船方面的无比创意。

译文还显示：船模在伦敦首展时，中国驻英大使参加了揭幕式。英国《泰晤士报》、《观察家》、《英国与东方》、《帆船与游艇》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泰晤士报》：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帆船外观奇特，设施简陋。然而，你若以为中国帆船无法应对恶劣天气，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南海是世界上最凶险的海域之一，经常刮台风。厦门和汕头制造的捕鱼帆船，不仅不惧怕任何风浪，还比大多数船都能对抗恶劣天气。因此，载重400吨的福州商船的船模，便有了特殊意义。

《英国与东方》：中国帆船曾领先世界许多年。如中插板、下风板（通常是舵，可升降）、平衡舵，以及船身里分出水密隔舱，都是中国发明的。展品中的海上漕运船，可以装500吨货物，其制造成本还不到4000英镑，证明中国人在与航运上有着卓越成就。

但有一个时间点，我们不要忘了，英国展示大清古船模时，世界造船业已进入了铁甲时代。中国只是在古文明意义上博得关注。

继绝学与继绝活都是后人的使命

有消息说，世界造船企业一百强中，中国企业有46家。这样的消息证明了中国人造船天下无双，也再次让人感到古老的造船手艺，已渐行渐远……中国的学人，以继绝学为使命，中国的匠人，也以继绝活为使命；这门手艺、这份遗产，由谁来继承呢？

翻看老画册的译稿，译者徐东魁名字后边，竟然留有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或是某种传承的隐秘联络吧。贸然按这个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果然是徐东魁。那两页纸是她十多年前，为前老板尤飞君翻译的。真是“有缘”，这东西竟是尤飞君用过的。

那年在定海采访钱兴国时，他曾说起过两个搞古船模的人：一位是早年在上海轮渡公司工作的工艺美术大师徐滨杰先生，1998年在上海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个人船模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徐先生近半个世纪制作的中国古船模型。不过，那个博物馆很快就关门了。还有一位是宁波的尤飞君，他是企业家，热心古船研究，也办了一个古船模博物馆。

按照徐小姐给的号码，我又打通了尤飞君的电话。这位车轮公司的老总，曾用10余年时间，耗资上千万元，完全参照古船尺寸缩造了130多艘唐朝以来的各类古船模型。为了仿制古船，他专门到英国考察过漂泊在那里的中国古船模。尤飞君说：那本老画册就是他当年搜集的材料之一。现在古船模，国内已难找到了，更办不成原版的古船模博物馆。

大师级、大腕级、大款级、草根级……诸多高级别古船模研究者，手里都没有原版古船模。一切正如1939年在上海印刷的这本老画册所说“……或许，二三十年后，要想获得中国帆船的缩尺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幸言中。

存世古船模，一个悲观的未知数

大体可以推定：除125件曾代表大清参加世博会的古船模漂泊在比利时，还有一批十余种几十件古船模漂泊在英国，还有一些零星地散落在其他国家，中国还剩有多少原版古船模，那一定是个悲观的未知数。

中国人找中国古船资料，或展示中国古船模，竟要到外国去查、去借，这种让国人心里很不舒服的事，徐滨杰和尤飞君都经历过。话说回来，梅乐和“搜集”的，比利时“收藏”的，也非偷非抢，谁让中国人自己不珍惜呢？

梅乐和搜集古船模时，可不止一个西洋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同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另一位英国人沃塞斯特，民国初期即溯长江而上，实地考察中国木船20年，出版了《长江之帆船与舢板》（我在定海钱兴国的船模店里，看到老钱用来参照做船模的老图纸，竟是这本书的复印本）；还有一位长江拖轮航运代理商英国人邓耐利，也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中国帆船及各地船型》；甚至，法国海军远东舰队的奥德马，一边攻打马尾港、攻打台湾，一边考察并撰写了一本《中国的福船》……

西方人太爱船了，船是他们的财富与世界；相反，明清中国则视船为天朝的叛逆和不安。正是在这样封闭的文化中，中国古船模被遗忘和遗弃了。而今，只能退一步讲，如果没有西洋人保存这些中国船模，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时，我会更加无语，甚或，连这篇小文章都无从写起。

2016年我与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专程到安特卫普海事博物馆和伦敦科学博物馆，考察了这里收藏的中国古船模，初步商谈了共同做一本《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船模图录》的研究课题，让中外船模研究者至少有一份相对完备的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