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沉船，战船、商船、高丽船

我第一次到蓬莱是1984年秋天，那里正在拍电视剧，水城一线插着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彩旗。宋庆历二年（1042年）时，登州郡守郭志高为防契丹入侵，在这个中国最北边的港口建起一座水寨，因往来战船皆瘦长“刀鱼船”，水寨被称为“刀鱼寨”。于是港口成了贸易与海防两用的武装水城。那电视剧也许不是拍宋朝的故事，或是拍抗倭的故事，因明洪武九年（1376年）时，明廷为防倭寇侵扰，将水寨加固成了由石砌码头、土垒城墙、设门立闸的“备倭城”。或许，是在拍朝代不清的“八仙过海”吧，陆有楼阁，海有仙山……好了，不说这些文艺的事。1984年蓬莱水城还真出了件大事，在古登州港中央泊船的叫小海的地方，发现了元代沉船，由此拉开了关涉古代中国与高丽两岸沉船的考古大幕。

蓬莱沉船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港不在深有船则名。

1989年，蓬莱人动工兴建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座沉船博物馆，并于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似乎不满足于一条沉船势单力孤，2005年小海再度“显灵”，人们放水清理小海淤泥时，又发现了3艘大型海船沉船。这下子登州古港有了一个小小的古代船队了：1984年出土的那艘古船被称为1号船，2005年发现的比1号船还要大的沉船被命名为2号船，小一点的两艘沉船被命名3号和4号船。

这样集中于一地发掘出4艘古代沉船海船，在中国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还是头一次。于是，蓬莱人决定投资1亿元重建一座新的古船博物馆。2008年古船博物馆开工，2012年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布展之时，馆里的同志还专门找我要过元、明时期的“航海图”，以补充完善其“登州海道”、“起航之港”、“循海岸水行”、“北方第一大港”、“往返皆自登州”、“海防重镇”、“海漕中枢”等七个单元的展示。后来，我在写作系列作品中国古代沉船时，又向蓬莱市登州博物馆馆长、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请教沉船的事……从1984年到2015年，一晃之间我与登州古港结下了30年的特殊缘分。

袁晓春先生参加过1984年和2005年两次小海沉船发掘工作，特别为我提供了古沉船照片。据他提供的考古报告称：2005年发掘2号古船残长21.5米，残宽5.2米，残深0.56米，保存6道舱壁、前桅座、首柱、龙骨等。该船呈瘦长流线型，与以前发现的蓬莱元朝战船、浙江象山明代古船船型相同，其建造地应为浙江一带，该船复原长32米、宽6米、深2.6米，为3桅木帆船，约为明代中晚期战船（图6.11）。3号古船，为小方首、方尾，首尾皆翘起，残长17.10米，残宽6.20米，舱残深1.28米。此古船上出土的遗物数量较少，主要有高丽末期的镶嵌青瓷碗、陶瓮、陶茧形壶等高丽文物。古船的年代被考证为元末明初，推测其为不能远航后废弃的古船。4号古船，残长8.53米，残宽1.96米，分别是龙骨、龙骨翼板、零星外板，其他船材都已不存，年代大约与3号船相近……

据推测3号、4号沉船是高丽古船（图6.12）。2006年、2012年蓬莱先后召开两次“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韩专家通过现场考察和会议研讨，确认蓬莱3号、4号古船为高丽古船，蓬莱3号古船船壳采用韩国传统造船技术，内部结构、舱壁、肋骨、桅座、补强材等为中国造船技术。

据袁晓春先生介绍，判定这两艘古沉船为高丽古船的主要依据，一是蓬莱高丽古船独特的船壳连接技术，其船壳连接均采用长槊（木栓）与皮槊（木钉）连接技术。3号古船是中国造船技术与高丽造船传统结合的产物，而4号古船仅发现几块底板，但是采用了长槊（木栓）连接，未发现使用铁钉连接，其船壳技术为地道的高丽古船连接技术。其二，高丽古船的船材只使用油松，而中国船则分部位选用杂材。三是，高丽海船船材厚重，中国已发现的几十艘海上沉船中，没有一艘古船船材像高丽古船那样宽大和厚重。两艘蓬莱高丽古船属于不同船型的高丽远洋海船。高丽古船是中国海域发现的唯一外国沉船。

图6.11　蓬莱古船博物馆展示的元明时期古沉船，2号古船残长22.5米，复原尺寸35米，为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明战船。

图6.12　蓬莱古船博物馆展示的两艘高丽古沉船。

登州古港

蓬莱沉船用实物证明了，这里不仅是中国东北海域重要的港口，而且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交往密切的外贸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北方向的始发港口。

不过，蓬莱最初出名并非由于海港，而是海上仙山。战国时郑国有个道家代表人物列御寇，在他的《列子·汤问》中，曾有“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曰岱兴，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的记载。这是“蓬莱”作为神山之名最早的记录。但“蓬莱”作为地名大约是从汉代开始。唐代杜佑的《通典》载：“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但是，作为建治则是唐朝神龙三年（707年）的事了。那一年，先是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隶属黄县的蓬莱镇（军事单位），遂升蓬莱镇为蓬莱县。这里也因此被称作“登州港”。

蓬莱位于渤黄海交界处，是进出渤海湾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航线。《新唐书·地理志》引用唐贞元年间（785—804年）宰相贾耽（730—805）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记述的唐朝交通四邻的7条道路，海运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在南方，为“广州通海夷道”；一条在北方，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可见其有多么重要。唐朝廷为迎接新罗使节，还在登州南街修建“新罗馆”。

登州作为港口，真正兴盛是在宋朝。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金部员外郎范锷等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要求在密州设立市舶司。“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最终，朝廷批准了范锷等人的建议，“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中国北方终于有了国家级口岸，登州港也因此热闹起来。但后来因北方战乱，登州港转而成为“刀鱼寨”水寨，即蓬莱水城。

有趣的是，就在2012年蓬莱古船博物馆开业之时，浙江省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联手在杭州举办了“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这里说的“新安沉船”即是元代沉在朝鲜半岛西南角新安海的中国商船。一来一往，两国沉船，勾画出一幅完整的海上交往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