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导航，徐兢奉使高丽的航海志

元代之前，中国古文献中有记载的只有两个人可以称为航海家，我谓之“二徐”，前一个是秦时的徐福，第二个是北宋使节徐兢。徐兢与徐福不同，他是正史有记载的、有专著传世的、理论与实践两结合的航海家。

当然，这里要明确一下航海家的标准。我以为，航海家的重要标志之一，首先他要是航线的主导者和探索者（法显、义净等只能是搭船家），并有指导航行和记录航行的著作，如航海图和航海日志。从这几点来看，徐福可以算半个，而徐兢（1091—1153）则是名副其实的航海家，是历代使节航海家的杰出代表（大唐下西洋的使节杨良瑶，没有留下任何航海文字，只是奉命西航，所乘是中国船，还是搭外国船也不清楚，所以，只能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算不上航海家）。

海上航行和陆上行走最重要的就是方向，在陆地上辨明方向并不很难，但在海上则难上加难，所以，古代航海家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一要有造船技术的保障，二就是要有航海技术的保障；而在离岸和跨洋航行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方向。今天人们熟知的导航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磁针指南，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现，但指南针一直被堪舆先生用来看风水，并制成了风水罗盘。经历了千年之久，北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北宋时已有四种不同装置的针型指南针，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甲法和碗唇法。其中缕悬法是把一根磁针用单丝粘住，悬在木架上，针下则安放一个标有方向的圆盘；静止时，钢针就指示南北。水浮法指南针是把磁针横穿灯草心，放在水碗内，利用灯草的浮力和水的滑动力，磁针则指示南北。

大约在北宋末年，指南针正式应用于航海活动。北宋朱彧所撰《萍洲可谈》记录了宋代东西交通、广州蕃坊及来华穆斯林的情况。同时，记录了水手行船时，夜间靠星斗定方位，白天则靠太阳定方位，遇上阴天，就靠指南针定方位。此书讲的是1099年至1102年时来往于广州的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情况。但更详细记录水浮法指南针导航的是北宋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徐兢的祖先是建州欧宁县（今福建省建欧县）人，祖父始迁居和州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宋史》没有为他立传，后世史家只能根据一些史料推知他生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死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享年63岁。徐兢的家族世代为官，其祖父作过皇任朝议大夫赠光禄大夫，父亲以皇任朝请大夫直秘阁赠少保，任过鄂州法曹。徐兢22岁以父荫补官入仕，一直做县一级小官吏。北宋宣和五年，徐兢32岁时，应高丽人“愿得能书者至国中”的请求，以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的身份，随同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等国信使赴高丽访问。

这个访问表面上看是“愿得能书者至国中”，徐兢也是以书画家的身份参与此行。实际上，北宋与辽、金的南北对峙，使居于辽、金后方的高丽在宋朝的对外战略尤其是对辽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对抗来自辽国的现实威胁，彻底纾解外患，北宋长期奉行“东联高丽”的战略对策。这次出使高丽不是简单的访问。

可以说，徐兢不是主导这次跨海出使的人，只是一位管理礼品的官员，但他的勤敏使其航海家的意义在此行中显现出来。在归国第二年，即宣和七年（1125年）徐兢就完成了共四十卷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这部书除了记载高丽山川、风俗、典章制度，特别记录了此行的航海路线及日程、船队的组织、造船技术与工艺、船的结构、特点，柁、碇、帆等的使用，海上指南针的应用，海图的绘制，季风的利用，天气预测等事项，是研究高丽史、宋丽关系史、科技史和海上交通史的重要著作，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古代文献经典之作。徐兢也因此被公认为古代中国的航海先驱，是了不起的航海家。

徐兢不仅是一个文官，还是一位书法家和画家，所以，他把奉使航行高丽所见编成一部有文有图的“物图其形、事为之说”的“图经”，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奉使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不幸的是此书成书后的第二年便遭“靖康之变”，金人灭北宋，御府中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毁于兵火。徐兢家藏副本，借给同里人徐周宾，也因战乱丢失了。其后十年，徐兢之兄徐林在江西任转运副使，徐兢去探亲时，听说有位“北医上官生”得到这本书，赶紧访求，“其无恙者，特海道二卷耳”。重新访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丢失了图的部分，文字部分幸存下来。也就是说到南宋时，此书的图已不存，故今本有文而无图。原书中的“海道图”本应是中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录，可惜原图已经亡佚。

此书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徐兢自刻本；此后南宋乾道间（1165—1173年）又有江阴（今属江苏）郡斋本。这些刻本已久佚，现存的版本为明、清抄本，《四库全书》本，以及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这里选刊的是清乾隆刻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录了三条通往高丽的航线：一条是登州至朝鲜航线，从山东登州出发，至朝鲜西岸海州的瓮津登陆；另一条是密州至朝鲜航线，从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起航，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还有一条，由于宋辽开战，为避免辽军在海上骚扰，宋熙宁七年（1074年）封闭登州港，改走南方明州（今宁波）航线，宣和五年（1123年）奉仪郞徐兢走的正是这条航线。

此书还对宋代造船技术与工艺做了详细记载。宋代出使海外使臣乘坐的大型船叫“神舟”（明代郑和乘坐的大船叫“宝船”）。徐兢宣和奉命高丽所乘神舟，一曰凌虚致远安济、二曰灵飞顺济、三曰鼎新利涉怀远康济、四曰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首，屈服蛟螭”。使团随行人员座船叫客舟。客舟是在朝廷遣使时，先期委派福建、两浙监司在民间雇募的民船，“复令明州装饰，略如神舟”。

此书对帆的使用也有详细的记载。以“立竿鸟羽候风”测定风向，根据不同风，选用不同帆；如遇顺风，“张布帆五十幅”，广采风力以进；若“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遇正风少，所以常用利蓬，并指出头当风不可行船。无风时用小帆十幅，叫野狐帆。徐兢等行至半洋礁时“是日午后，南风益急，加野狐帆。制帆之意以浪来迎角，巩不能胜其势，故加小帆子大帆之上，使之提契而行。”同时，书中还记载了海上天气预测：“至洋中卒尔风回，则茫然不知所向关”，“故审视风云天时，而后进也。”就是说要观察天气和风云以后再航行。

尤其可贵的是，此书明确记录了中国海船使用水浮指南针导航。书云，船队夜晚“神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这是中国官船在航海中使用水浮法指南针导航的最早记录之一，较之《萍洲可谈》记录的“指南针”，其“指南浮针”所述“浮针”更为具体。

宋代发明了海上水浮指南针导航之后，至迟13世纪，阿拉伯人已从大宋学去水浮指南针；后来欧洲人从阿拉伯水手那里学去了此法，在欧洲改水浮针为旱罗盘，更方便于航海；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将旱罗盘带入日本；明代中叶，中国水手又从日本引进旱罗盘，此后，中国水手改用旱罗盘，不再使用水浮指南针。明代航海家在使用指南针的过程中，还总结出一套导航方法：航海家们将航线上的罗盘方位记录下来形成航海指南，名为“海道针经”，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中的明代的《顺风相送》，就是这个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海道针经。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说说，《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妈祖在海上显圣护使有这样记载：“午后，三柁并折”，“同舟之人，断发哀思，祥光示现。然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柁。”虽然，这里并没能有明确写是湄洲之神显灵，但“祥光示现”历来是妈祖显圣的标志。妈祖福建莆田湄洲屿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于雍熙四年（987年）盛装登山石“升天”为神。所以，路允迪、徐兢等宣和奉使高丽后，促进了另一“成果”的诞生：大宋因妈祖保佑宋使平安渡海，特赐妈祖庙额，赐妈祖庙号顺济，它标志着妈祖从民间地方性神变为朝廷承认的神，确立了妈祖的国家海神的地位。此后，妈祖信仰从福建向南北发展并走向世界。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航海罗盘的实物证明的问题。

除了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关于水浮法指南针的文字记录，人们一直没能找到海上指南针的考古实物证明。2016年我在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参观时，见到了一尊宋代持罗盘俑（图5.3）。这尊宋俑是此博物馆全国征集文物时得到的，它是江西抚州罗忠华的私人收藏，捐赠后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从已知资料来看，全世界目前仅发现三件类似器物。这件墓葬俑放在这里是想说明，它虽然不是真正的航海罗盘，但从一个侧面证明宋朝就已出现了航海罗盘。从这土俑看，无法断定他手中所持的即是航海罗盘，于是，我发图片给这些年收藏和研究罗盘的刘义杰先生，他回信说：

“宋执罗盘俑”出现在中国港口博物馆，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江西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宋古墓中出土过的张仙人执罗盘土俑，博物馆展出的俑也出自江西，但与航海关系不大。主要问题是大家对罗盘的认识极其匮乏，反倒不如洋人李约瑟说得明白。当然了，李约瑟的资料也是源于国人提供。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对风水罗盘以及航海罗盘的描述基本正确，至少不像网上看到的那样“胡说”。

堪舆罗盘（风水罗盘）从唐朝后期在汉代发明的栻盘上发展而来，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地盘的画了北斗七星的中央装备了指南针，也就是风水师说的“天池”出现了。罗盘被堪舆先生用来看风水，这时的问题是新装备了指南针的罗盘指示的方位与传统上认定的子午方向有偏差，就是出现了所谓的磁偏角问题，于是，堪舆师就传统罗盘与装备了指南针的“先进”罗盘的优劣问题争执不下，北宋初的有关堪舆著作中虽提及指南针式的罗盘，但仍然以传统罗盘为标准制定了全国性的堪舆标准，可见《茔原总录》及《重校正地理新书》等著作中，后一种即宋代堪舆“国标”。

宋代以道教为主，所以堪舆学说盛行，这是航海罗盘发明的时代背景。

堪舆之说，分为重定位的赣派和重方位的闽派，他们都借助罗盘进行穴位和建筑朝向的认定。闽派的堪舆师用罗盘来判定朝山走向，所以，对方位及其敏感，如此一来，亟需方位判断的航海家们就方便地将堪舆罗盘移植到船只上用来判定方位，于是，航海罗盘就出现了。航海罗盘为水罗盘，这个水罗盘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是无疑的，《顺风相送》等海道针经，可佐证。

旱罗盘即支轴式罗盘在嘉靖朝后出现，与西方航海家的到来不无关系，有从接待了葡萄牙航海家的日本传来一说。清代用旱罗盘是没有异议的。这种罗盘发明的前后与指南针发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为了“世界领先”而特意夸大。

宋代的葬式有“国标”，江西等地出土宋代墓穴中的执罗盘土俑，是一种“制式装备”。一般说来，宋代的葬式中，需要两样东西：一是买地卷；二是堪舆凭证。这两样东西都在江西的墓中出现了，了解宋代葬式的学者不要过分解读它的意义。买地卷，说明墓主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土地使用权，不是侵占和违法建筑，所以，买地卷一般都要说明墓地的四至。堪舆凭证就需要用特别的方式来说明，墓穴的朝向和位置都是经过堪舆师精心测绘过的，也就是这座墓是有建筑设计的，在墓中放置执罗盘土俑作为“明器”，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合法性”问题。这些在宋代墓葬中是普遍现象，出土这种执罗盘土俑并无特别的意义，被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多少有点过了。

堪舆术中，杂糅了阴阳五行八卦等诸说，简单地说，五行中，南方属火，指南针其针指向火位，故指南针也属火。掌管指南针的人就自然成了掌管火的人，且他又关系到全船人员的安危和航行的成败，所以也称“火长”。顺便说一下，在火长开始形成的宋代，那时的船长叫“纲首”，后来叫“出海”，将一船之主称船长，那是后来的故事。

看来，寻找宋代的航海罗盘实物，还有一段漫长的路途。